虽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已过去2400多年，但专家学者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和评价分歧仍然很大。尤其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问题，有多种分析。有认为是社会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经济的原因，也有的人认为是政治原因。还有人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起因于女人，有几个年轻人喝醉酒，性急了，抢了个麦加拉人西买塔的女人解决问题。麦加拉人得知消息后，气愤不已，就去抢了阿斯帕西亚的两个女人作为报复。于是，为了这三个女人，全希腊打了起来。这个说法似乎最不可信。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认为，斯巴达在崛起过程中，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城邦结成伯罗奔尼撒同盟。而雅典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斯巴达的同盟者科林斯与雅典的矛盾，在导致战争爆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也曾普遍认为，战争主要源于科林斯与雅典的商业竞争，源于科林斯惧怕雅典向西方进行商业扩张。
也有学者指出，考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不能忽视对斯巴达和雅典政治体制的剖析，因为“民主”的雅典与“专制”的斯巴达，在政治理念和体制上都是不能相容、不可调和的。
有人从战争的直接起因分析，认为雅典人比斯巴达人更不想要战争。他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过提洛同盟的方式来更好地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但从长远和深层的观点来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就会发现雅典人可能要负有更多的责任。战前数十年，雅典人一直在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斯巴达人是处于守势。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希腊各城邦间的战争确实是规模相当小。而波斯的威胁还保持了希腊人的某种团结，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和扩张倾向渐渐把希腊城邦引向了一场大战。
纵使伯罗奔尼撒战争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是，许多人还是不禁要问，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吗？它是不是国家体制的冲突？
或者只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责任更多地在哪一方？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一方？
究竟哪一方更具有扩张性？是混合寡头政制的斯巴达还是民主制的雅典？
总而言之，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战败了。虽然后来还有一些英勇的试图复兴的努力，但雅典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渐凝结为历史。而这也可以说是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是希腊人所无比珍视的城邦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
“萨尔浒之战”——明亡清兴
“明朝衰亡，后金兴起，‘肇于是战爷”，公元1619年发生的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政权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纵观明和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的战略、战术指导上的不同特点和战争的最终结果，可以充分体会到兵法中的“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的真切含义。
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一面以羁縻政策笼络其首领，封官晋爵赏赐财物；一面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对立，以便分而治之。后来由于对女真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不断加剧，引起了女真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为都城。后金政权的建立，实际上标志努尔哈赤正式宣告与明朝分庭抗争。努尔哈赤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积极向明辽东都司进行袭扰。
明朝晚期，因忙于镇压关内人民起义，无力顾及辽东防务，驻守辽东的明军，训练荒废，装备陈旧，缺粮缺饷，虚额10余万，实有兵不过数万。加上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守备又极分散，军队战斗力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趁明朝内争激烈、防务松弛的时机，决意对明用兵。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六年二月召集贝勒诸臣讨论方略，具体制定了攻打明军、兼并女真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的战略方针。尔后厉兵秣马，扩充军队，刺探明军军情，积极从事战争准备。
经过认真准备和周密计划后，努尔哈赤便按既定计划开始了行动。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历数明廷对女真的七大罪状。“七大恨”的主要内容是指责明朝杀父、祖，援助叶赫和驱逐边堡的女真农人，以此作为对明动武的借口。努尔哈赤率步骑攻打明军，并很快攻下了抚顺城。
明廷在辽左覆军损将后，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后金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建立不久而势力日盛的后金政权。明任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兵遣将，筹饷集粮，置械购马，进行战争准备。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明帝颁发“擒奴赏格”：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努尔哈赤之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及其孙杜度等“八大总管”，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世袭。幻想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朝还与朝鲜取得联系，欲借重于朝鲜的兵力，合击后金。朝鲜派出了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三营兵马13000人过鸭绿江来援助。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各路大军云集辽沈。经略杨镐制订了作战方案，即以后金政治中心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自开原出三岔口；西路为主力，由总兵杜松率领，自沈阳出抚顺关；西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率领，自清河出鸦鹘关；南路由总兵刘綎率领，会合朝鲜兵，出宽奠。杨镐坐镇沈阳指挥，想一举围歼后金军。
努尔哈赤探悉明军分进合击的企图后，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对策，集中八旗军精锐，先破明西路军，以少量兵力抵御其余三路，尔后相机各个击破。三月一日，杜松部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率兵进攻萨尔浒的杜松部，两军交战，中午以后，天色阴暗，杜松部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由暗击明，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杜松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
明西路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处境十分不利。北路马林部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部战败，令军队就地防御。努尔哈赤迎击马林部。
后金以骑兵一部迂回到马部阵后，两面夹攻，大败马林部，夺占尚间崖，北路明军大部被歼。
此时，南路军尚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事先在阿布达里岗设下埋伏，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刘綎兵败身死。
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的杨镐，得知西、北、南三路大军均吃败仗后，慌忙急檄西南路李如柏部撤兵。李如柏部在回师途中，又为小股后金军骚扰，李如柏部军士惊恐逃奔，自相踩踏，死伤千余，才逃脱了被后金军聚歼的悲惨命运。至此，萨尔浒之战落下了帷幕。
在这次战争中，后金努尔哈赤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作战指导，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而根本地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态势：明朝方面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后金军在萨尔浒之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完全陷入被动，辽东局势顿时告急。萨尔浒之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直至最后清叩关而入，明朝灭亡。
明与清（后金）之间的萨尔浒决战是17世纪初的一场大搏斗。但在萨尔浒之战中双方究竟各投入多少兵员，迄今仍是一个谜。清朝文献一会儿说“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一会儿又说“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他们总是往多说，以讥笑杨都堂失败之惨和夸耀他们自己胜利之巨大。
后金击败明军四路进攻，确系以少胜多。后金兵数到底有多少，也很难确知。从明朝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来看，明朝的兵数肯定超过后金兵数。战后努尔哈赤那番高兴的谈话，也流露出他们打了胜仗并非靠兵员数目之多。说出他们兵员数目的记载，有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的一份奏疏。他说：“盖奴酋之兵，据阵上所见约有十万。”（《明神宗实录》）但是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那时李如柏、刘綎两路尚未与后金兵大战，不可能有人见到他们的全部兵员。
所以，明与后金投入战斗的具体人数究竟有多少，也只能是个解不开的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