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局部战争中仍时有化学战发生。据统计，在战后规模较大的70多场局部战争中，就有20多场涉及化学战的问题。比如，美军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20世纪60年代的侵越战争中，都进行了化学战，使用了刺激性和失能性毒剂；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化学战更是激烈异常，双方不顾国际压力，动用了神经性毒剂；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中，虽然没有爆发化学战，但其中萨达姆的化学武器的威慑作用却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在现代战争中，化学战是一种极特殊的作战形式，因为它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具有强大的心理威慑作用。许多毒剂无色、无味，来去无影，难以防范，有一种神秘感，加之当人员中毒后，会进行痛苦的挣扎，因此这种作战形式会对人员产生强烈的心理震慑作用。二是作战效果受地形、气象条件的制约较大。
降雨、降雪等不良天气，对化学战的效果都有影响；风速过大或过小，对毒剂的传播有巨大的影响；在地形起伏过大的地区，毒剂的危害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化学战实施前，必须仔细研究和掌握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并非可以随时随意进行。三是化学战的实施受国际公约的制约。早在1925年6月17日，许多国家就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止使用毒剂及细菌武器作战的协议书。发动化学战一般都要经过国家最高军事当局的批准，在随后的使用中，也有一定的限制。
外军在进行化学战的实践中已摸索出一定的规律，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将“突然、集中、灵活、恰当”作为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则。美军认为：为取得最佳的杀伤效果，“必须在短时间内，以大量的毒剂弹对重要目标突然实施集中射击”，出其不意，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造成足够高的杀伤浓度或密度，使敌方来不及采取防护措施就遭到严重杀伤。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化学武器的使用应根据作战企图、用毒目的、气象和地形条件以及敌方的防护准备情况，灵活、恰当地选用最佳的毒剂。
目前所使用的化学武器，按其杀伤机理可以区分为六大类：淤神经性毒剂。
这是毒性最大的毒剂，如沙林、梭曼、塔崩、维埃克斯，它们作用于人体后，能破坏人体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于腐烂性毒剂。如芥子气、路易氏气、氮芥气，它们主要作用于人的皮肤，能使其长期溃烂难以愈合。盂血液中毒性毒剂，也叫全身中毒性毒剂。如氢氰酸、氯化氰，它们通过人的血液使人中毒死亡。
榆窒息性毒剂。如光气、双光气，它们刺激人的呼吸道，引起肺水肿，最后导致呼吸系统功能衰竭。虞失能性毒剂。如毕兹，它能使人员失去正常活动能力或精神失常。愚刺激剂。如西埃斯、西阿尔、西恩、苯氯乙酮，它们主要刺激人的眼睛、喉咙，使人难以忍受，从而达到战术目的。
在作战中，需要根据不同的战略、战役目的，选择不同的化学武器和袭击方式，以配合作战行动。
为了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直接使对方失去战斗力，主要使用沙林等暂时性毒剂，集中进行突然、密集的射击。如在15—30秒内完成投射任务，能使敌方50%以上的目标遭到杀伤。
为了迟滞敌方、阻碍敌方机动，或限制敌人对有利地形和装备的利用，或保障己方军队的侧翼安全，主要使用芥子气、维埃克斯毒剂等持久性毒剂，有时也使用刺激剂西埃斯，在预定地域造成地面染毒，或设置化学障碍物。
为了扰乱、疲惫敌方有生力量，迫使其长时间戴面具或进入防护工事，通常使用刺激剂，也可少量使用其他毒剂，保持低浓度的杀伤作用。
为了破坏对方的隐蔽条件和粮秣资源，可以使用植物杀伤剂，破坏对方的自然植物和农作物。
为了使敌后方工作失控，给敌方造成给养和物资器材的供应困难，可使用持久性毒剂，使敌后方目标和居民区长时间染毒。
总之，化学战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化学武器的杀伤性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它对部队的作战能力、作战方法、勤务保障、人员心理以及作战指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化学战条件下，部队必须随时准备采取防护措施，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疏散配置，必须进行特殊化学器材的保障供应，必须准备必要的医疗救护条件等。这都与常规作战有很大的不同。
目前，虽然各大国已同意销毁化学武器，但销毁进程相当缓慢。而且，化学武器扩散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拥有化学武器，或者正在具有研制、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化学武器不可能因为一纸国际公约就永远退出战争舞台，除非人们找到比它更经济、更有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战例分析
化学武器由于其残酷的杀伤力，在国际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规模将化学武器投入战争的事例并不多见。而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却打破了这个禁忌，参战双方不但使用了化学武器，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两伊战争中的化学战，使人们真正体会到了化学武器被称为“穷国的原子弹”的含义。
伊朗和伊拉克同处于波斯湾地区，但积怨已久，既有历史纠葛，又有领土纠纷，还有宗教矛盾。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趁伊朗国内发生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后局势不稳之机，向其发动突然袭击。伊拉克空军倾巢出动，袭击了伊朗的10个空军基地，打响了两伊战争的第一枪。第二天，伊拉克地面部队从三个方向同时入侵伊朗边境地区，攻入伊朗境内数十千米纵深。但是，战争的进程并不像萨达姆想象的那样，伊朗在其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鼓动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顶住了伊拉克的攻势。
1982年9月，局势已对伊朗有利，伊拉克开始节节败退。面对伊朗凌厉的攻势，萨达姆发出警告：伊拉克有一种“秘密武器”，如果伊朗侵占伊拉克领土，伊拉克将使用这种武器。
局势仍然对萨达姆不利。1983年，在伊拉克北部至中部的几个方向上，伊朗投入大量的正规军、毛拉、民兵、“革命卫队”、少年“动员组织”，使用“人海战术”，对伊拉克发动强大的“斋月行动”。伊朗的“革命卫队”都是霍梅尼的忠实信徒，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有50岁。他们人人头上缠着印有宗教口号的红色印花巾，在夜幕降临时，潮水般地涌过两伊边界，不顾一切地扑向伊拉克的布雷区、防御工事。面对伊拉克的机枪阵地，他们轮番发起冲锋，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为坦克开道。
伊拉克一面依靠坚固的防线进行顽强的抵抗，一面看准时机，对伊朗军队的“人海战术”使用了化学刺激剂。伊朗军队顿时慌了手脚，认为伊拉克使用了芥子气毒剂。结果，伊朗整个主攻师的兵力都在惊慌中溃逃了。
1984年2月22日，伊朗发动了“曙光—5”号行动，目标直指伊拉克第3军与第4军的结合部。27日，数十万伊朗军队士兵穿过巴士拉以北的沼泽地，继续向伊拉克军队进攻。伊拉克动用飞机大量布洒芥子气，造成伊朗士兵1816人中毒。
3月初，伊朗军队又在胡韦泽沼泽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伊拉克军队再次使用化学武器。8日黎明前，伊拉克军队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派出直升机在沼泽地布洒了糜烂性毒剂——芥子气。清晨，当伊朗军队进攻时，沼泽地上正是浓雾弥漫之时，毒剂与水蒸气混为一体，伊朗军队5000多官兵中毒，其中至少有1000人死亡。
两伊战争的化学战，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很多国家的电台、电视台和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派遣了由瑞典、西班牙等国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伊朗调查。调查组提交的报告指出：在伊朗的两个化学袭击区，发现了部分航空炸弹碎片和一些未爆炸的炸弹。分析结果表明，伊拉克使用了糜烂性毒剂——芥子气和神经性毒剂——塔崩。
但是，由于西方国家认为两伊都是“恐怖主义”国家，因此并没有产生特别强烈的反应。许多国家对此都保持沉默或轻描淡写地批评几句，几乎没有国家公开谴责伊拉克。
1985年1月，伊拉克军队在席林堡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试图赶走那里的伊朗军队。伊朗针锋相对，发动了“巴德尔行动”。伊拉克告急，于是又调用大批化学武器，发动了大规模的化学战，造成伊朗军队3257人中毒，伊朗军队被迫停止进攻。
1986年至1988年，两伊战争陷入僵持阶段，伊拉克仍然不断地使用化学武器。1986年2月，伊朗在南线发动了“曙光—8”号攻势，兵分两路，以3万人从巴士拉北面和东面进攻巴士拉，以6万人从海上、陆上向法奥半岛进攻，并攻占了法奥港。伊拉克全面反击，使用化学武器10多次，大量杀伤了伊朗士兵，终于收复了部分失地。此役，伊朗自称有8500人中毒。
面对伊拉克的化学战，伊朗忍无可忍，决定进行化学报复。1988年4月，伊朗第一次有计划地对伊拉克使用糜烂性毒剂——芥子气。
战争进行到1988年，双方都已精疲力竭。1988年8月25日，两伊正式停火，但同一天，伊拉克还出动6架飞机，向伊拉克北部由伊朗人支持的库尔德人居住地投掷了毒剂弹，造成了80人死亡，1500人中毒。有资料表明，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共使用化学武器240多次，造成4.5万人中毒伤亡。
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确实起到了战略和战术效果。化学武器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杀伤范围广、威力大，有巨大的“面积效应”。一发毒剂炮弹的杀伤范围同相同口径的普通炮弹相比，对人员的杀伤面积要大几十倍。
化学武器的“面积效应”是对付“人海战术”行之有效的武器。两伊战争中，伊朗倚仗其兵源充足、人多势众，大多采用大兵团作战和“人海战术”，伊拉克则利用化学武器的长处，给伊朗以大量杀伤，多次在巴士拉、法奥及北线作战中打退了伊朗军队的进攻，稳定了防御态势。
化学武器是仅次于核武器的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威力大，而且成本低廉。化学武器的生产与发展是与化学工业的发展同步进行的，现代化学工业可为化学战剂提供大量廉价的中介体。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1千克沙林的成本为3美元，1千克VX的成本为5美元，而生产一枚相当于400万吨级TNT当量威力的氢弹，其生产成本费用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如果杀伤1平方千米内的暴露人员，使用常规武器需要2000美元，使用核武器需要800美元，而使用化学武器仅需600美元。正是由于化学武器威力大、成本低，同其他兵器相比是十分低廉的，目前世界上几十个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具备化学武器生产能力，或者积极谋求获得这种能力，从而形成了化学武器扩散的严峻形势。
生物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
生物技术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包括遗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为主的完整体系。生物技术对军事能力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医学领域，可以制造新的疫苗、药物和产生新的医疗方法，从而支援作战；在非医学领域，生物技术也有广泛的军事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