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淳于髡来说，通过交流，他从不服到服，到恭敬；对邹忌来说，通过交流，他知道了群众的意见，虚心采纳以施政，使齐国富强。
历朝历代留给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劝谏、讽喻之辞，有些虽还谈不上平等的思想交流，但对听者说来，能引起其思想的波动，交流也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召公谏厉王弭谤”、“魏征死谏唐太宗”、“钱唐死谏朱元璋”等等。
列宁是一个善于接触群众，经常与群众进行思想交流的人。苏联历史学家、党的活动家普·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记载了这么一段：1921年列宁来到高尔基城的一个小乡村，列宁走进了草房……然后他开始和农民谈话。他们先是像朋友间那样风趣地谈日常琐事。当他们已经这样打趣了半小时左右时，当他们把那些话题诸如粮食巡逻队、跑单帮的和投机商人谈完了的时候——他们在列宁面前拿这些事情说笑，列宁听了他们叙述的这些欺骗行为也笑。这一切，作为题材，对他都是有用的——这时，伊里奇就势站起来开始清楚地用通俗的语言把新经济政策告诉给农民。农民用心听，他们之所以倾听，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人确是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未来、一个幸福的生活”。列宁在同农民的思想交流中，一方面了解了农民的要求、希望，另一方面，把新经济政策传递给了农民，调动起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二、有益于获取信息
个人说话，无论是哪种形式——演讲、报告、谈话、答问、论辩、谈判、推销、劝勉，都无不蕴含着信息。其发布者借助口语的媒介将它传送到接收者的耳朵里，接收者便可从中了解情况、认识事物、获得知识、确定态度。并且，这种信息的传递，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你都可能获取。比如你径直走在街头，兜售商品的小贩在那里高声吆喝，你无意去听它，可它仍要传入你的耳际，也许你就在这无意中认识了某种事物，获得了某种知识。有意的信息获取，借助口语为媒介的，像听报告、听演讲、听讲座、听课等，它要求信息的接收者能主动地聆听，以获得自己所希望获得的信息。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脑子里装着诸如南京与延安究竟谁是谁非、国共两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等“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陕甘宁边区。通过与周恩来、贺龙、彭德怀、朱德特别是毛泽东的多次交谈，他获取了他所希望的信息，他的疑问全都得以解答，并写成文章向全世界报道。后来他将这些文章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比如他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这个问题，他已经同中共其他领导人作了多次谈话，但他希望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明确回答。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他获取了这样的信息：“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于是他释然了。
1998年4月3日，朱基总理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亚欧会议期间，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会晤了90分钟。据法国《论坛》报道说：“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发言人说，托尼·布莱尔聚精会神地听朱先生向他详细说明了他的非常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首相听得都入神了。”日本《东京新闻》对此则报道说，应布莱尔首相的要求，朱基总理热诚地介绍了中国改革的情况，而且还不时掺杂着英语进行说明。会晤结束后，布莱尔感慨地说：“非常佩服朱总理的实践经验。”这说明，布莱尔在与朱基的会晤中，获取了他所希望获取的信息，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三、有益于自我保护
人在社会生活中难免会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对自己身心、权益的伤害、指责等等。对此，你如果不甘受辱、受屈，总要伸张正义，总要讨个说法，以保护自己。而在很多情况下，你是无法以其他形式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的，最靠得住的是自己的嘴。只要能够说话，就一定要说，抓住时间、寻找机会以口才辩诬、申述、宣传，进行自我保护。
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发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也。天下已定，乃更疑问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耶。”在封建王朝，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君王猜疑、不信任功臣之事时有发生。
唐太宗猜疑尉迟敬德，好在他还能直接去问，这就使尉迟有了自辩的可能。
尉迟的自辩是很高明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你皇帝说我反，我就先承认我反，然后举证说，自己忠心耿耿追随皇上南征北战，好不容易在敌人刀锋箭簇下活了下来，现天下平定了反倒会谋反吗？并脱掉衣服，让皇上看累累伤痕。这才打消了皇上的猜疑。
柳宗元的《童区寄传》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孩子以口才自保的生动故事：11岁的放牛孩子区寄被两个人贩子劫持，他趁其中一个外出联系买主，而另一个醉卧之时将其杀死逃出。外出的一个正好回来，见状，要杀他。他说：“做两个主人的奴仆，哪有做一个的好？他待我不好，我才杀了他；你如好好待我，我就听你的。”这个人贩子一想，觉得有道理，卖了孩子可以独得赃款，便将孩子捆好带到集市。半夜，区寄靠着炉火烧断绳子，并将熟睡的人贩子杀死，然后大叫。惊动了整个集市后，区寄大声说：“我是区家的孩子，不要抓我做奴仆。两个人贩子绑架了我，我把他们都杀了，请把这事向官府报告。”官吏得知后，表扬了他，将他送回了家乡。区寄的口才表现了他的不畏强暴、机智勇敢，也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党徒焚烧当时的德国国会大厦，却嫁祸于共产党人。在对共产党人大肆逮捕中，当时恰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被逮捕。在莱比锡的审判法庭上，季米特洛夫义正辞严地反驳敌人的陷害，寸步不让地为自己辩护，无情揭露敌人的阴谋，弄得敌人狼狈不堪，丑态百出。由于他成功的自我辩护，法庭不得不宣布无罪释放他。
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1953年7月率队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被捕，10月16日他在审判他的法庭上作了题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长篇辩护，观点鲜明，内容翔实，使审判者无言以对。结果卡斯特罗反从被告变成了原告。他结尾的那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数十年来一直成为人们交口称颂并效仿的自我辩护的名句。
有时，高水平的说话在表面上虽未能最终保护自己，但它却使人们明白了忠奸、是非，这在客观上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古今中外那些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真理、正义而献身者，就是如此。岳飞遭秦桧陷害，万俟审讯他：“国家有何亏负于你，你们父子却要伙同张宪共同造反？”岳飞怒发冲冠，朗声大叫：“对天盟誓，我绝对无负于国家。你们既是主持国法的人，切不应当陷害忠良。你们如果要把我诬枉致死，我到冥府也要与你们对质不休！”万俟厉声喝道：“无心造反？你游天竺寺时在壁上留题‘寒门何载富贵’，这是什么意思？”岳飞长叹一声，也高声喊叫道：“吾现时才知道已落入国贼秦桧之手，使我为国忠心一切都休，一切都成了犯罪！”说罢闭上眼睛，任狱卒严刑拷打不再开口，直至被杀害。岳飞虽未能以口才自保，但却青史留名，万代永芳！
1928年3月，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周文雍、陈铁军这两个年轻革命者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了结婚典礼。妻子陈铁军紧紧依偎着丈夫周文雍，满怀激情，高声向群众说：“亲爱的同胞们！姐妹们！我们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民众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牺牲，同胞们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遗憾……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他们虽然牺牲了，但却把那扑不灭的火种留给了后人。
四、有益于被人了解
说话水平是一个人思维本领、认识高度、知识底蕴等的综合表现。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组织对一个人的认识、了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了解，都是通过说话来实现的。孔子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他看人，首先还是要“听其言”。一个人思想怎样、水平如何，听他说话、同他谈话，就可得知。当然，检验、衡量一个人思想、才能、学识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但那需要时间、条件。在组织、个人需要尽快认识、了解某人时，听其说话、同其谈话，则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所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也是在“谈”了之后才有的感受。当今社会唯才是举，各类学校的毕业生、下岗分流人员、外出打工者、工作调动者要求职，要为人所用，一般均要进行面试。面试的主要形式就是听其谈话或同其谈话，以从中获得对求职、求用者的认识、了解。
子路、颜渊都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要了解他的学生，对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