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议唐太宗要重视天下百姓的作用。马周在奏本中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作为一个国家是要积贮一些物资的，以备一时的不测，可是当民众实在拿不出什么来时，还要强征暴敛，那不和盗寇强抢一样吗？最后倒霉的还是统治者自己。
马周在奏折中毫不隐讳地指出，如今各地民众有怨言，“以为陛下不爱怜之”，这是由于“今营为者，多不急之务故也”：如今朝政官员，没把民众之事放在心中；“若人既劳，而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这种居安思危的思想，唐太家也很赞成。
唐太宗对马周的意见很重视，并且身体力行，他告诫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权要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么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于是，订立了一种议事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来，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制，称为五花判事。这一议事制度的改革，在军国大事上，可以少犯错误。可以说这是唐太宗取得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建议唐太宗分封诸王、功臣要得当，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就要搞好郡县的人选。马周认为，郡县官吏的好与坏，直接影响民情、民风和民众的生计和苦乐，他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封建王朝，天高皇帝远，老百姓接触到的只能是刺史和县令，即所谓“父母官”。这些官如果选不好，百姓便无活路。马周提出的这个问题是相当敏锐，也是非常重要的。接着，马周坦率地批评说：“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
唐太宗对马周的建议很赏识，在用人问题上也很慎重。他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他知道用人首先要能知人，这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他曾要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他极不高兴地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你自己不能知人，可不要妄说今世没有奇才。”他还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么可以舍贤才取庸劣呢？”正因为唐太宗对于马周这样一些有见地的大臣的意见听得进去，正确的就采纳，自己知人又能用人，所以成了历史上少见的明君。
马周对唐太宗切中时弊的建议，在当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的建议说理透彻，气质宏阔，富有清醒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他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敢说敢做，无畏无惧。马周的才能是高超的，精神是难得的。
《旧唐书》或《新唐书》对马周的才能和品德都有较高的评价：“机辨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在贞观之治期间，他有许多建树，因此“时誉归之。”当时中书侍郎岑又本谓所亲曰：“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摧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苏、张、终、贾（即苏秦、张仪、终军、贾谊，都是有才有识之士）正应此耳！”马周逐渐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和重视，他曾历任监察御史、谏议大夫、中书侍郎、中书令、中书舍人、给事中等等重要职务。唐太宗曾对唐高宗说：“你应当学习古代圣王。像我这样，做过不少烦劳民众的事，说不上尽善尽美，是不足为法的。我功大过小，所以还能保持大业。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学好，也只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淫，那就连生命都保不住。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要保持一个帝位，失去很容易，稳固却很艰难。你得爱惜啊！你得谨慎啊！”在这段流露出深切感受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想起马周对他那些切中利弊的建议。唐太宗后来简直有些离不开马周了，他说；“我暂不见周即思之。”在马周生病期间，唐太宗“时驾幸翠微宫，敕求胜地，为周起宅。名医中使，相望不绝。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为调药，皇太子亲临问疾。”
马周临终时，向身边人索要平时所有的陈事表章，拿来后，他挣扎着半靠着身子，吃力地将其一份份地烧毁。别人相劝，他慨然地说：“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一颗磊落之心昭然若揭，上可对天，下可对地，少有人及也！
惠泽于民，民必怀之
不论何种身份、何种地位、何种境遇的人，只要心系众人，竭忠尽智，全力而为，泽及后世，他就不仅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环境，他的声名当然要载入史册，代代相传。
唐朝时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819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骨头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所谓“文死谏，武死战”，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一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韩愈越是肝脑涂地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就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韩愈自己也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还算富庶，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为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而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之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民，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这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此后，潮州人建起了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此皆因韩愈而名。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视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
历史不会永远沉默
一个人感动于别人的善行很容易，生发出行善的意愿也很容易。但若身体力行，尤其是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境遇中善始善终地身体力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大胸怀、大爱心、大毅力是万难做到的。惟其万难做到，就愈加显得高不可及，感天动地，让人油然而生无限崇仰和敬佩。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举世闻名的“辛德勒的名单”的故事。
会计师斯通和辛德勒是1939年在克拉科夫认识的。“我得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辛德勒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戒心。”斯通对一位记者说：“我对德国人没好感，几年前，他们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杀死了我的母亲。”
斯通当时在一家原先由犹太人开设的、具有相当规模的进出口公司里任会计主任。1939年纳粹占领了波兰后，这家公司被“接收”了。有一天，“托管”这家公司的德国人带着斯通去见了另一个德国人，后者就是奥斯卡·辛德勒。“我认识奥斯卡·辛德勒那会儿，犹太人正处在情况恶化的开端。”斯通说，“当时他想知道我在犹太人中的地位，这不是什么秘密，我就告诉他说我是波兰西郊地区犹太人事务处的副主席，同时也是犹太教中心委员会的委员。他很客气地与我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
12月3日晚上，辛德勒突然来到了斯通的家里，他们一开始的话题主要是有关文学方面的。辛德勒显得对一些杰出的犹太作家非常感兴趣。但是，谈着谈着，辛德勒忽然转变了话题，说道：“我听说，明天将会突击搜查所有留在这里的犹太人的产业。”
斯通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警告。等辛德勒走了以后，他赶紧将这一消息传了出去，他的许多同胞后来正是因此而逃脱了一场厄运——-那是到当时为止德国占领军对犹太人所采取的最为残暴的一次“清洗”。事后，斯通深切地感到，辛德勒显然是想取得他的信任。但是，他却琢磨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自纳粹占领波兰后，许多德国投机商都纷纷来到了这里。辛德勒来自离德波边境不远的兹维道尔镇，不过，他却不同于那些投机商。他所接管的工厂是由商业赔偿法庭判决给他的，而不是从犹太人那里“没收”来的；并且，那是一家已经破产了多年的小搪瓷制品工厂。1940年的冬天，这家工厂重新开工，辛德勒雇用了大约100名工人，其中有7个是犹太人。斯通被他聘为这家工厂的会计。
辛德勒是个精明而又非常勤奋的企业家，当然，他的机会也不错。当时想找活儿干的人很多，而工资也给得不高。因此，在开工后的一年时间内，这家工厂的工人就增加到了300人，其中约有一半是犹太人。至1942年底，辛德勒已雇用了近800名工人，而其中犹太人达370人。他们全都来自德军在克拉科夫设立的犹太人“居民点”。斯通回忆说：“对于犹太人来说，白天能够离开‘居民点’到德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去干活，在当时被视为是很幸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