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个人如果腹有诗书，学富五车，一定会溢于言表，表现出挥洒自如，光华四射的风采。我们随便拈出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的几名学者为例。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引用《易经》里的话，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鼓励清华的同学“先从个人、朋友等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去做，一毫也不放松”，这样终会“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即使作学问，也要“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他的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在清华聆听梁启超演讲的梁实秋回忆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顾盼左右，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的授业恩师，可以这样说，没有康有为的培养，就不会有后来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更是因为与康有为共同致力于维新变法，被人合称“康梁”。
梁启超拜师康有为，对其性格生成及一生的道路选择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富有强烈事业心和美好追求的他，如铁块碰上了磁石。康有为主持的万木草堂打破了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方法，把求知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经过万木草堂的学习，梁启超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梁启超求学问的欲望极为强烈，平时对康有为虽无成见但却勇于坚持己见。从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开始，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初到日本梁启超与康有为一道主张“尊皇”，而仅一年光景，梁启超便大肆宣传民权、批奴性、讲自由，甚且鼓吹破坏主义。梁启超的行为引起康有为的不满，只因天各一方，康有为无可如何。1900年7月，梁启超至新加坡，两人见面，由于学术思想分歧很大，康有为气恼竟至出手殴打。但梁启超仍坚持己见，并作诗“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孟高文我本师”、“宁关才大难为用，却悔情多不自持”等句，表达出自己的心志。
但是康有为死后，梁启超甚是悲痛。梁启超痛哭几天，率清华院全体同学在法源寺开吊，自己披麻带孝，在法源寺守灵三天，每天有人来行礼，他都在孝子位上站着。梁平时喜打麻将，但在康有为死后的三个月内他都不玩。
梁启超自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所以即使和老师有冲突误会，他也并不退让，而是坚持真理。也正是因为坚持真理，所以他后来坚定地与复辟、尊孔等思想行为进行斗争。梁后超的道德、事业、学问，可以说三者皆谓不朽。他在政治上主张时变，然而从不反复无常。他先后提倡维新、立宪，先后组织保皇党、进步党、研究系，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他，他是政敌。这政敌是一座敲着堂堂之鼓，擎着正义之旗的君子，非朝秦暮楚的政客小人可比。
反对梁后超的人，是反对他在政治上的言行，却极佩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无论是谁，没有不承认梁启超是一个奇才的。命运注定他在政治生涯中颠颠倒倒，而最后于学术中求得归宿。
梁后超为人富于热情，天真，不失其赤子真心，其可爱与伟大都在此。
清华大学文学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讲课时，春秋穿着厚袍加马褂，夏秋则常穿蓝布长衫。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用一块黄包袱布包着，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着。一高一下吃力地抱进教室，从不假手助教。不变的只是他的装束，而他的课却总是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在习见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凡西洋学者对中国史研究有新发现者，逐类引证。所以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备受启发。
陈寅恪课上得很精彩，吴宓也常去听，称其“字字精金美玉”。据1927秋才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三级学生蓝文征回忆：“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助教来，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钱和泰也来，其他大学部的学生教授不来，因为听不懂。”
陈寅恪一生都是如此。他的教学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晋、南北朝史，唐史几十次，每次内容都有新的，侧重也并不完全相同。他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丝毫不苟，一字之误，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他都极为劳累。
陈寅恪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做之事，平常之事。在1929年5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中，他写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陈寅恪备课极其认真。在备课之前，即与助手说明本学期要讲之问题、内容，然后指定助手读哪些书给他听。他要读的第一本书总是《资治通鉴》，接着是《通典》、《会要》、《六典》、两《唐书》等。备课时他先让助手读《通鉴》哪卷，或何年至何年，且嘱咐读得慢些、清楚些，至一段落，即停下来，沉思冥想，提出一些问题或要注意之处，让助手写在本子上，常常是听完《通鉴》某一段，即叫助手查出两《唐书》、《会要》、《通典》里记载与此有关的资料，再读给他听，然后指出这几种史籍的记载有哪些不同，哪个记载可靠，哪个不对，助手把这些一一笔录。
助手王永兴回忆说：“这样读了几天，他就叫我把本子上所写的重复给他说一遍，他总结综合，口授出来由我写下，就形成了讲课稿或者讲课的详细提纲。不只是讲课的主要内容，而且讲课所涉及的史料、与讲课有关的每一条材料，他都作了严谨的校勘与考证。”“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中国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会铭记，在数千年注重师传的中国教育史中，有过陈寅恪这么一位郑重的历史讲述者。
以《红烛》《死水》而闻名的闻一多，不仅是一位热血奔腾满怀赤子之情的诗人，还是一位民族文化造诣高深的学者。从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到清华大学，他废寝忘食如中风、中魔般地进行中国文化学术研究，著作颇丰。闻一多教书不是“温故而知新”，而是随时随地汲取新知。他从未将学问看作私产，常把自己的心得、未发表的笔记慷慨地借给学生抄录。
他讲课如作诗，独到而有创意，倾倒了听课的学生。
有人这样描述闻一多的《楚辞》课：初夏的黄昏，闻一多高梳着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眼镜，着黑色长衫，抱着数年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手抄稿本，道士一样昂然走进课堂。学生起立致敬复又坐下，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打开烟盒对学生作蔼然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无人接受这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一多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灯光下更浓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然后，如念“坐场诗”一样，他操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这样开讲起来。有时讲得兴致高昂，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之时，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住所。闻一多以自己对惟美主义的追求，将课讲到这种挥洒倾泻人格魅力的极致，诗人、学者、民主战士的风采可谓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