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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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1)

在英国的武力面前,

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

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

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

而开放则达成了。

——卡尔·马克思

正当雷履泰在北方空拳打出一片“票号江山”的时候,在炎热的广东,一个比他年长一岁、尖脸瘦小的南方商人正让自己的财富像泡沫一样急速膨胀。

这位名叫伍秉鉴(公元1769~1843年,又叫伍浩官)的人,是当时极少数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拥有声望的中国商人,他的个人财富超过任何一个晋商或徽商家族,是帝国当之无愧的首富。一位在广州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银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首富,在《华尔街日报》亚洲版,评选出的1000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中,伍秉鉴是6个入选的中国人里唯一的商人。

伍家并非老字号的十三行世家,他的父亲伍国莹曾是潘启家族同文行的账房先生,后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门户,创办怡和行,伍秉鉴在32岁时继承父业,历20余年,终于超越同文行成为行商的领袖——“商总”。

伍秉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二,一是诚实谦顺、敢于吃亏的经商个性,二是与英美外资公司超乎想象的密切关系。

流传至今的伍秉鉴故事大多与“吃亏”有关。1805年,一家外国商号按照约定将一批棉花运到广州,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银元,他对外商只说了一句话:“以后要多加小心。”还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去。这些“小故事”让西方人印象深刻,在他们的很多来往信函中,都称伍秉鉴“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伍秉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情延及父辈,双方都在长期贸易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而伍氏在经营上的才干也让洋人非常钦佩,有记载说,某次,双方要盘点一笔百余万元的期票利息,英商先是计算清楚了,然后到伍家对账,伍秉鉴根据核对出来的数据,当场就算出了兑付利息,竟与英商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对方极为惊讶和折服。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象,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赚得钵满盆满,引起了英国自由商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不满,垄断地位被打破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伍秉鉴似乎预感到了这一很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他在新崛起的、年轻的英美商人身上大力投资。

威廉·查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随船医生,后来独立门户创办洋行,伍秉鉴与之合作,查顿在广州注册的洋行名称就是貌似与怡和行“一胞双胎”的怡和洋行。1833年,英国的国际贸易政策终于发生重大变化,国会剥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权,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在伍秉鉴的扶持下,怡和洋行迅速做大,很快占有了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在广东商界,查顿有“铁头老鼠”的诨号。

伍秉鉴扶持的另外两家洋行,一是英资的宝顺洋行,它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家关联企业,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后,它继承了与怡和行的大部分业务关系,其核心合伙人是托马斯·颠地,此人个性张扬,桀骜不驯。还有就是美资的旗昌洋行,伍秉鉴与它的关系尤为密切。

旗昌的创办人是罗密欧·罗素,1818年创办于广州,它一开始很不起眼,“只是一家聊有薄资的代理行,靠替大老板打杂、跑腿起家”。1830年,来自波士顿的两个年轻水手——约翰·福布斯和罗伯特·福布斯兄弟加入了旗昌,其中约翰·福布斯当时只有16岁,聪明伶俐,深得伍秉鉴喜欢,便收他为义子,怡和行为旗昌的所有业务做担保,旗昌很快风生水起,据一些史料的记载,伍家在这家洋行中拥有60%的股份。1837年,福布斯兄弟分道扬镳,罗伯特·福布斯继续留在广州,约翰·福布斯则回到美国,他把在中国赚到的钱全部投资于铁路,成为北美地区最大的铁路承建商,福布斯家族也一跃成为美国最显赫的商业世家之一,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就是约翰·福布斯的曾外孙。

自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淡出中国之后,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旗昌洋行,成为势力最强、控制对华贸易的三大外资企业,而伍秉鉴与它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关系。

除了在对外贸易上翻手覆云,伍秉鉴在官商关系的处理上也与前辈潘启一样的高明,他跟广东的地方官员保持了非常良好的互动,《广州府志》记载,“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之冠”。1811年到1819年期间,受经济景气影响,十三行商人陷入集体低迷,伍秉鉴先是将他在羽纱业务中的利润所得全数拿出来,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然后又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怡和行,他本人的威望也无可撼动。

从一张油画肖像来看,伍秉鉴长得非常清瘦,宽额、凹眼、细脖,一副南亚人的典型模样。他个性低调,不苟言笑,据说“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他靠捐钱得到了一个三品的顶戴,不过,除了极少数的日子,从不穿戴官服。他的西方合作者对他的评价是:“诚实、亲切、细心、慷慨,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了商业智慧的低调商人,在有意无意中,扮演了“帝国掘墓人”的角色。

伍秉鉴的生意,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茶叶和生丝的出口,而实际上,又与另外一项十分隐秘的进口业务有关。正是这项业务,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情势的“天地变色”,并进而造成国运陡转。它就是鸦片贸易。

提炼鸦片的罂粟早在公元7世纪就由阿拉伯人传入了中国,它被当成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原料。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台湾、广东和福建一带,有人把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早期,它属奢侈品,吸食者为追求刺激的政府官员、无所事事的军人和沉迷享乐的贵妇人。清帝国在1729年(雍正年间)明令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载,这一年输入中国市场的鸦片为200箱。1796年(嘉庆年间)再次重申取缔进口和种植鸦片,这时候,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了4?000~5000箱。在对华鸦片业务中,英国商人出于利益的考虑,扮演了走私者的角色。从1729年到1800年,中国的鸦片进口增长超过20倍,成瘾者约为10万人左右。到1818年,英国科学家研制出更廉价、药效更强的混合鸦片,它迅猛地扩大了消费市场。

一向以文明人标榜的英国人当然知道鸦片对中国的伤害性,然而在诱人的现实面前,他们还是选择了利益。慑于清帝国的鸦片禁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公开的航运指令中禁止贩运鸦片,“以免牵连本公司”,可是在实际经营中,则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有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走私快船去做。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鸦片走私的繁忙景象:做鸦片交易的机构,即所谓“窑口”,通常拥有一万到两万银元不等的资金,他们在外国商馆中付清购买鸦片的货款,然后驾驶航速极快的小型走私艇,到停泊在伶仃岛的“趸船”上提货,这些走私艇也被叫作“快蟹”和“扒龙”。这些船艇全副武装,由六七十个水手划桨,每边有20来支橹桨,其航速令人吃惊。1831年时,大约有一二百艘这种走私艇穿梭于广州周围水域。鸦片从广州向西运往广西和贵州,向东运往福建,向北运往河南、江西、安徽甚至远达山陕、京城。鸦片贩子经常与黑道结交,也与山西票商们保持联系,以便转折资金。

这种庞大的鸦片销售体系的最上游,则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实际控制。创办怡和洋行的查顿在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承认,“所有走私和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东印度公司”。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市场后,继而代之的英美洋行承接了所有的鸦片业务。对于这种不道德的阴阳做法,英国政府甚至公开予以支持,主持国政的惠灵顿公爵在1838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

后世学界一直有争论:十三行商人,特别是伍秉鉴的怡和行到底有没有参与到鸦片生意之中?

从一些史料上看,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尽管鸦片走私可以获取暴利,十三行行商们却都避之唯恐不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1829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在一份“章程”中明确要求四大行商对所有洋轮严加巡查,“如有夹带鸦片,即将该夷船驱逐出口”。被点名的行商中,伍家名列第一。

然而,更多资料显示,伍秉鉴对鸦片泛滥难辞其咎,由他一手扶持起来的怡和、宝顺和旗昌三大洋行正是鸦片生意的最大从事者。

医生出身的查顿从创办洋行的第一天起,就参与了鸦片走私。1830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鸦片生意是“我所知道的最稳妥又最合乎绅士风格的投机。在好的年头,我估计每箱鸦片的毛利甚至可达1000银元之多”。到1837年,怡和洋行拥有了12艘鸦片走私快船,它们穿梭于加尔各答到广州的航线上,甚至还雇用德国传教士沿海北上,贩销到渤海湾一带。

宝顺洋行是仅次于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鸦片商,颠地在加入宝顺之前就是闻名南中国海的海盗型鸦片贩子,他所拥有的“水妖号”是当时最大的鸦片走私快船。旗昌洋行的贩毒能力也不弱于怡和与宝顺,它的“玫瑰号”、“气精号”、“西风号”、“妖女号”走私船均经过特制改造,以速度快、火力强而著称。

在鸦片生意如此猖獗的情景之下,以伍秉鉴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他最亲密的商业伙伴们都在从事这个非法的业务。早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由这些细节可见,怡和行即便没有直接参与鸦片业务,也至少起到了掩护和包庇的作用。或许,商人的赚钱本能以及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是事实的真相。

数据显示,从1826年开始,一向出口大于进口的中英贸易出现戏剧性的逆差,1831年到1833年期间,有将近1000万两白银由中国净流出。从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的1833年到1837年,英资洋行从66间增加到156间,他们绝大多数从事鸦片走私。到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可怕的4万箱,比1834年大幅增长一倍,是20年前的100倍,其数量已经足供1000万瘾君子吸食。在徐中约绘制的“鸦片贸易路线图”中,能够清晰地看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已经蔓延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域,毒素渗透至每一条毛细血管。与此同时,白银外流的速度同样惊人,仅广州一地,每年流出的白银就达到3000万两,白银外流造成了银贵铜贱的局面,一向稳如泰山的中央财政遭到巨大威胁。

在展开疯狂的鸦片贸易的同时,英国人还试图摆脱对中国茶叶的进口依赖。他们在印度东北部人烟稀少的阿萨姆地区成立了茶叶公司,颁布开垦法案,承诺凡是到这里种植茶树并外销的欧洲种植园主,可获得本地区多达3000平方米的土地。英国人在阿萨姆地区野蛮驱逐从事游牧业的原住民,并大量砍伐森林、开辟茶山,同时还投巨资建立铁路、公路等运输网。从此以后,印度红茶取代中国茶叶成为欧美市场的主要供货基地。

由上述陈述可以发现,贸易的天平是怎样倾斜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朝廷委派最有才干的重臣、福建籍官员林则徐(公元1785~1850年)南下禁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