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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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寄生动物(2)

乔贵发真正发家靠的是做粮食期货,时称“买树梢”。当时包头涌入大量开荒农民,种粮缺少本钱,而这一地区靠近黄河,常有水涝之灾,粮食收成很不稳定。乔贵发发挥晋商在粮食贸易和钱庄经营上的双重优势,做起了冒险生意。他在春耕时节发放贷款,与农民签订收购合同,秋后结算,这种做法很像后来的订单农业。乔贵发算过账,只要5年之中有两年丰收,他就会有几倍之利。这种“买树梢”的做法被学界认定是中国最早的粮食期货。自乔家之后,山西商人在北方边疆地区大做买空卖空的粮食期货交易,据山西籍的大学士祁隽藻在《马首农言》一书中记载:“更有甚者,买者不必出钱,卖者不必有米,谓之‘空敛’。因现在之米价,定将来之贵贱,任意增长。此所谓‘买空卖空’。”

乔贵发一世而兴,是众多晋商故事中的一个典范,他在老家祁县建造了一座富丽精致的乔家大院。1991年,电影导演张艺谋在此处拍摄《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名声因此大隆,成为知名度最高的清代晋商。有清一代,与乔家一样靠边贸致富的,还有榆次的常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渠家和汾阳的牛家等,他们各自组建了庞大的、集贸易与金融于一体的家族集团,控制了清朝与蒙古、俄罗斯的双边贸易。

以边贸为基础,晋商进而在北方一些中心城市建立了自己的货物集散网络,最重要的有恰克图、天津、张家口和汉口等,其中汉口是深入到内地的一个后方基地,在16世纪中期的明嘉靖年间,汉口还仅仅是一个人口不过2.5万的小镇,而到18世纪初期的康熙年间,汉口周围已有“户口二十余万”,号称“九省通衢”,山西商人在这里贩粮运茶,颇为活跃。

即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晋商的踪影仍然四处可觅。1689年,游历江南的康熙皇帝发现,在商业繁荣的苏州、杭州和绍兴一带,从事市井商贸的人,大多是山西籍人士,当地人经商得富的反而较少。他分析原因说,“可能是山西民风俭朴,喜欢积蓄而致富,南方人个性奢靡,所以存不了多少钱”。若康熙的观察真是一个普遍现象,倒是出乎后人一般的印象。

尽管从清朝开国之后,晋商就一直非常风光,然而它的大辉煌时期竟还没有到来。

康乾年间,帝国的金融中心不在京城,而在南方的扬州,这当然与盐业和徽商有关。

自明代叶淇变革盐法之后,两淮盐场就成了全国最大的盐业产地和交易中心,垄断的盐利之高让人咋舌,康熙时期的大臣郭起元就统计说,一包盐在江南一带的收购价为二三文,到了江西、湖广,零售价就抬高到一二十文,即有七八倍的利润。根据《两淮盐法志》做一个量化计算,可以得出:康乾年间,淮盐每年行销190万引,每引平均为200至300斤,销盐1斤就可获利30文,一引即可得白银9两,以此推算,两淮盐商每年的利润为1200万两之巨,累以时日,其财富之大无以复加。据地方志记载,两淮大盐商的家产均在千万两以上,百万两以下的都只能算是“小商”——“百万以下,皆谓之小商。”当代史家估算,清代两淮盐商的资本约为7000万两左右,相当于乾隆年间国库存银的总额。因此连乾隆帝都叹息说,“富哉商乎,朕不及也”。正因如此,作为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就成了天下最大的销金窟,康熙、乾隆多次下江南,均以扬州为目的地。

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盐商,清政府推出了“首总制度”,即从20多位总商中选拔出一位首总,三年为一任期,由他来协调官商关系,此人就成了最显赫的盐商领袖。在历任首总中,最出名的是江春(公元1721~1789年)。

江春祖籍歙县江村,他的盐行名叫江广达。江春的曾祖父江国茂是一个晚明秀才,清初时放弃举业成为扬州的盐商,到了儿子江演一辈,积少成多,渐有积累。江演生有二子,江承玠因为怡亲王的举荐而成为嘉兴知府,江承瑜,也就是江春的父亲则成了有名的总商之一。江春20岁就因父亲早逝而继承了总商一职,因才干出众,很快崭露头角。1751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在扬州城北郊的蜀冈御码头接驾的有四位大盐商,他们都是徽州歙县人,领头者正是时年30岁的江春。此后几十余年间,江春纵横官商两场,成扬州城里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时人称他“身系两淮盛衰垂五十年”。

江春熟悉盐法,为人干练,行事公道而能协调各方关系,据说每次只要他发言,或提出一个策略,一众商人只有拱手赞成的份儿——“每发一言,画一策,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特别善于巴结官员和皇帝。《扬州画舫录》记载一事: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好文善诗,有一年春天,他突发雅兴,仿效王羲之“兰亭修禊”,召集一帮骚客聚会饮唱,他当场作了四首七律诗,在江春等一干盐商的“运作”下,竟然有7000多人“和修禊韵者”,成扬州文坛一大盛事,哄得卢大人眉逐颜开。

《清稗类钞》记录的另外一则故事更加出名:乾隆南巡到扬州,江春作为盐商代表承办一切接待事务。某日,乾隆到大虹园游览,行至一处,随口对左右说,这里的风景很像京城南海,可惜没有一座白塔。江春听到了,当即贿赂内官,把南海白塔的模样画了出来。当夜,组织工匠建造。第二天,乾隆又来园中,远远看到一塔巍然而立,无比惊诧,以为是错觉,上前细看,果然是砖石所造,乾隆叹息说:“盐商之财力伟哉!”

因善于奉承、办事利落,江春深得乾隆欢心,先后六次南巡,都要接见他,到他的家里做客,有一次还面赐给他七岁的幼儿一个金丝荷包。每当有两淮巡盐御史上任,乾隆总会在奏章中提及:“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在盐商中的威望也因此树立。

盐商与各级官府——从中央到地方,表面上看一团和气,其实利害关系非常微妙,江春居中斡旋,很是吃力。康乾年间,盐商对主管衙门的进贡已成制度,仅补贴盐运司衙门的饭食银和笔墨纸张杂费就达每年4.3万两之多,这些还是记录在册的,其余的孝敬和贿赂不在话下。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一起轰动全国的“两淮提引案”可生动地呈现出当时的官商局势。

乾隆登基以来,因人口猛增而导致用盐需求旺盛,朝廷规定的官盐销售指标不够用,因此每年都会预提下一年的盐引,也因用盐日巨,盐商大赚其钱。1768年,江苏巡抚彰宝上书朝廷称:从乾隆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两淮盐商共多引了纲盐442万余道,除了正常的纳税和获利之外,另得“余利”1092万两,这部分利益应该全数上缴朝廷。

“两淮提引案”是一起公开的政府勒索事件,中国官商之间从来缺乏平等契约,以此最为典型。彰宝的奏章获得批复后,盐商们叫苦连连,联名上书乞求减免,他们也算了一笔账,在过去的20余年间,商人交纳的辛力、膏火银、历任盐政购办器物用银、各商办差用银总计927万两,其余替历任盐政官员代购的物品费用近百万两,其中便包括为卢见曾代购了上万两的古玩,合计下来,与彰宝所算出来的“余利”基本相当。

盐商的陈请当然不被采纳,多位总商的职衔被革掉,有人还被逮到京城审讯,时任首总黄源德“老疾不能言”,其他盐商惶惶不可终日。《橙阳散志》记录了江春在当时的表现:“当提引案爆发的时候,盐商人人自危,江春作为代表前往京城对质,在朝堂之上,他说明实情,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皇帝了解他的诚信,不再追究其他盐商,大家得以保全。”

这段文字所呈现的事实其实是:盐商们害怕乾隆帝以汉武帝式的“暴力清算”来重新分配财富,江春在当时起到了居中斡旋、缓解的作用。经双方谈判,盐商答应在当年度缴纳127万两白银,其余800多万两分为8年缴清。两年后,乾隆利用一次庆祝场合,把盐商们被革掉的职衔又还给了他们,大家“谢主隆恩”,不快的一页算是就此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