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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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晋徽争雄(1)

富室之称雄者,

江南则推新安,

江北则推山右。

——谢肇淛《五杂俎》

明代工商经济与前朝相比,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专业化市镇的出现,二是商帮的崛起。

从先秦之后的1000多年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运行中心都被放置在若干个大都市之中,人口和工商活动也颇为集中。唐代还有法令限制县级以下的商业市集之发展,宋代之后,市集禁令取消,非官营的“草市”、墟市以及庙院集市日渐扩张,不过,它们的功能都非常传统,无非为方圆几十里的农户提供日常消费品的交易场所,“布粟蔬薪之外,更无长物”。到了明代,情形陡变。

改变因人口增加和产业衍变所导致。

“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让中国的人口繁衍速度大增,尤其以江南地区的增长最快,原有的中心都市无力接纳,于是地理条件较好的农村便向市镇演化。人口增加很多,土地却越来越紧张,漫溢出来的人口就顺着棉业的发展而从事家庭纺织劳作,在这些农户的周边又自然地出现了大型交易集市。这些新型市镇与传统市镇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们兴起的功能不是为农民消费服务,而是为农村生产服务,参与贸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农户,而是大商贩和巨额资金,他们的利益所得,来自于规模化经营和远途贩运。有人统计江南地区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六府境内的市镇数目变化发现,在宋代,这里有市镇71座,而到了明代,则增加到了316座。

我们不妨将这一转变归纳为中国城市化的“离心现象”——在其他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是在中国,宋代以后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次减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扩充,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缩小许多,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形成江南地区的众多市镇。

自明初到清末的300余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入停滞,城市总人口之绝对数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全国总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代初期的7000万人,至16世纪时达到1亿至1.3亿,至清代乾隆年间已将近3亿,城市人口比重日趋降低,这种趋势到19世纪中叶达到谷底。据赵冈的计算,两千年来中国城市化的人口比重呈现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曲线形态,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比重为15.9%,西汉为17.5%,唐代为20.8%,南宋达到高峰,为22%,此后迅猛下降,明代进入10%的区间,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仅为6.9%。

这种人口和经济重心向农村下放的现象,最为真实地表明中国社会的平铺化和碎片化态势。它既是人口增长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同时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引导。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此论并不适用于整部经济史,至少在两汉、唐宋各代并非如此,而是从明代才开始的事实。

在城市离心化的大趋势之下,进而出现了“油水分离”的社会景象:政治权力集中于城市,为政府及权贵所全面控制,城市从此成为权钱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费中心,而非生产制造中心。经济力量则集中于数以万计的市镇,为民间势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业分散于更为众多的村庄,这使得资本、人才和资源的集聚效应根本无法发挥。

棉纺织业的繁荣以及专业化市镇的崛起,催生出了一个重要的商业力量——靠棉布贩销为主业的江浙商帮因此而生。

江浙布商的财富膨胀与棉纺织业的家庭化有关。如前所述,一家一机的生产模式每年生产出6亿匹棉布,而零散的农户无法完成规模化的销售,于是,围绕着千万家庭织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体系,它们主要由布号商人、染坊与踹坊商人、远途贩售商人组成。

布号商人负责棉花和棉布的收购,他们先是从棉农手中把棉花收购进来,然后分发给织户,再把织成的棉纱或棉布回收,从中渔利。自明初之后,华北、华东等地广植棉花,然而华北因气温与湿度过低,不适于棉纺织工作,所以大量的棉花被运到江南销售。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北部的湖州、嘉兴、杭州是织户最集中的地区,布商就大量活跃在接近农村的市镇中,以最小的距离,向分散的织户收购棉布,这一带因此成为全国纺织业的中心,仅松江、枫泾两地就有数百家布号。《浙江通志》记载曰:“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易棉花以归。”一般而言,织户每领取二两棉花,日后缴棉纱一两,以为代价,余者为薄利。而布商则因量大而获利颇丰,许仲元在《三异笔谈》中记录了一位张姓布商的情况:“其家产达巨万之多,每到五更时分,张家就灯光通明,把收上来的上千匹布运送到苏州的阊门,每匹布可赚到五十文,也就是说,一个清晨就可得五千金。”

棉布和棉纱收购上来之后,需要进行印染和后整理,于是就有人投资经营染坊和踹坊,这些作坊大多开在城市的郊区,以就近销售。《长洲县志》、《明实录》和《木棉谱》等书记载了苏州的景象:大江南北的棉布源源不断地运抵苏州,染坊和踹坊开设在阊门外的上塘和下塘,其中,染坊的分工很细,大多只专于一色,分为蓝坊、红坊、漂坊及杂色坊等,棉布被染色完成后,送进踹坊进行后整理,然后就制成了“布质紧薄而有光”的“苏布”,贩销天下。到明末清初,阊门一带的踹坊多达450家,踹匠不下万人,其繁荣景象可以想见。

因棉布收购的市场化特征而不适合国家垄断,所以棉纺织业成为一个完全竞争性的领域,从而诞生了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商人,苏南和浙北——苏锡常和杭嘉湖——也成为民间资本最为充沛和活跃的地区。

江浙布商之富见诸众多史籍。《木棉谱》的作者褚华本人就出身于富足的布商家庭,据他自述,褚家六代从事布业,门下有数十人,四处开设布号收购棉布,获利丰厚,以至于富甲一邑——“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更形容说,布商的财力雄厚,动辄可以使用数万两乃至数十万两白银。

商帮的出现,是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兼具血缘性与地缘性之和,植根于偏远的宗族乡村,以市镇为生产和销售基地,以城郡为生活和消费中心,构成一种独特的经营模式。明代商帮中最出名的还不是江浙商帮,而是晋商和徽商,他们的崛起都与盐业有关。

自管仲以降,中国历代政府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在年度财政收入中占很高比例,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建国之后,为了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把国防重点放在北方,他重修万里长城,长年驻扎80万雄兵和30万匹战马。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明政府在这里修筑长城323公里,驻守马步官兵13.5万多人,配马、骡、驴5万余匹。要维持这等庞大的军备,如何提供充足的粮草供应就成了极棘手的难题。据《大明会典》记载,仅大同镇就需屯粮51万余石,草16.9万余束,每年花在边防的银子达上千万两,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朝廷上书,建议实行“开中制”。

“开中制”脱胎于宋代的“钞引制”,其改革之处是,商人要获得盐引,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其实质是“以盐养兵”。按当时的规定,每在大同纳粮一石或在太原纳粮一石三斗,可换取盐引一份,一份盐引可支取食盐200斤。

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山西地处北疆,有“极临边镇”的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是产盐重地。“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

到了明代中期,最出名的晋商家族是蒲州(今山西永济市)的王家和张家。

王家的创业鼻祖是王现、王瑶兄弟。他们的父亲是河南邓州学政,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王氏兄弟少年时屡考不中,转而经商。他们先在西北的张掖、酒泉一带从事粮食贸易,后来便专注于盐业。王现客死于经商途中,其弟侄两代,历40余年,终于积累起不菲的家业。王瑶生有三个儿子,其中,老大王崇义随父经商,三子王崇古考中进士,先是在刑部当郎中,后来外放为官,一路迁升,当上了地位十分重要的宣大总督,成了帝国北方国防的最高指挥官。王家兄弟,一官一商,很快控制了河东盐场,成为全国第一大盐商家族。

张家的致富路径与王家如出一辙。其创业鼻祖是张允龄,他自幼丧父,在大江南北从事长途贩卖,据说他的经商天才很高,对市场波动的判断非常准确,以至于有人怀疑他怀有“异术”。张允龄生有二子,老大张四维考中进士,后来高迁至礼部尚书,在张居正去世后还当过一人之下的内阁首辅。张四维的胞弟张四教则在山西经商,在兄长的帮助下,他控制了北方的另外一个大盐场——长芦盐场。

王、张两家,同处蒲州,结成了一个极其显赫的家族联盟:张四维的母亲是王崇古的二姐,其女儿嫁给了另外一位陕西籍的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家也是著名的大盐商;此外,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妇分别出自晋商王家、李家和范家,王崇古的大姐则嫁到了蒲州另外一个大盐商沈家。

历经数十年的经营,王、张两家实际上成了北方盐业的寡头垄断集团。明人王世贞就说,“张四维的父亲控制了长芦盐场,家产多达数十百万,王崇古家族则掌握了河东盐场,两家互相控制,各得其利”。1571年,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上奏说,“因为有势力的家族操控,河东的盐法已经被彻底败坏,大盐商独享盐利”。他因此明确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这份奏折不出意外地泥沉大海。

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有三个特征,一是来自同一地理区域,二是在某一领域形成相对垄断的势力,三是信奉统一、独特的经商信条。明代之前并没有典型意义上的商帮出现,而因“开中制”发达的山西商人则清晰地呈现出上述三个特征。首先,他们主要来自晋北和晋南地区。其次,他们因盐引政策的特殊性,形成了垄断的势力,当时由政府划定的产盐地区主要有五个——当时称为纲,分别是蒲州之纲、宣大之纲、泽潞之纲、平阳之纲和浙直之纲,前四纲均地处山西而被当地商人控制。最后,晋商在文化上形成了一种认同性,他们奉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山西运城人关羽为神,讲求义、信、利,以仁义和诚信为经商之准则,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布天下,与晋商的崛起和不遗余力的推广大有干系。

晋商独享盐业之利长达120年之久,成为明代中叶之前实力最强的商人集团,到了1492年(弘治五年),他们终于遭遇到一支新兴的南方商人集团的严重挑战。

这一年,淮安籍的户部尚书叶淇实行盐政变法,他提出新的“折色制”,从而一改“开中制”所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的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就是所谓的以“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

“折色制”与“开中制”相比,不同之处貌似仅在于纳粮的地点不同,然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利益上的重新分配。自洪武之后,南方的淮河、浙江地区的盐场产量日渐增加,淮盐每年的盐引总量达到57万道,占全国发行总盐引数量的二分之一,在“开中制”时期,晋商从北方的边关得到大量仓钞票,然后南下换为淮浙盐引,从而控制了盐业销售。改行“折色制”后,盐商不再需要向北方运粮,晋商的地理优势便全然丧失。

也就是说,在叶淇和“折色制”的背后,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南方商人,他们主要来自徽州地区。

徽州——又称新安,地处现今安徽省的南部,北依黄山,南靠天目山,这里地狭田少,民众自古就有离乡背井的经商之风,《徽州府志》记载曰:“徽地瘠人稠,往往远贾以逐利,侨居各大都邑。”在明代中前期,徽商主要经营徽墨、生漆、林木和茶叶生意这四个产业,棉纺织业兴起后,徽商在这一产业中也非常活跃,据考证,在盛产棉布的嘉定县南翔镇和罗店镇,来往最多的商人就是徽州人。“徽商”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的成化年间,记载的就是在松江一带从事布业的徽州商人。不过,这些生意都无法与暴利的盐业相比,“叶淇变法”事实上正是南方商人对北方晋商的一次致命的挑战。

“折色制”推行之后,天下盐商便自动地分成了“边商”和“内商”两类,后者渐渐控制了主动权。从此,太原、大同黯然失色,邻近两淮盐场的一些市镇起而代之,首当其冲的正是叶淇的家乡淮安,《淮安府志》载:“淮安城北为淮北纲盐屯集地,任盐商者皆徽州、扬州高资巨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而地理条件更为卓越的扬州更是一飞升天,成为新的交易中心和名副其实的“盐商之都”,大批晋商不得不举家南迁,落户于扬州,其中著名的有太原贾家、代州杨家、临汾亢家、大同薛家,等等。与此同时,徽商则轰然崛起,从此与晋商并肩,雄飞于中国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