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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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男耕女织”的诅咒(1)

当农事甫毕,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织,旦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

——《汉川县志》

1373年前后的某一天,江南首富沈万三与当上皇帝不久的朱元璋侃侃而谈,有过一番很精彩的对话,他当时的心情一定非常的愉快和得意。不过,他不会想到,仅仅10多年后,他将家破人亡,他的儿子沈文度将爬着去见一位官府新贵。

沈万三是元末名气最大的商人,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他出生在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苏叶昆山的周庄。从各种笔记资料看,沈万三成为巨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生产和土地兼并,“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野史说,沈家拥有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二是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兴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三是从事海外贸易,他以周庄为基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朱元璋传》的作者、历史学家吴晗考据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沈万三的豪富之名,在当时就流传全国,民间传说他家藏一个“聚宝盆”,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金银珠宝。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助其购粮扩军。后来,他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朱元璋。出身于草根的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富商当官,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后,要修筑城墙,财政捉襟见肘,于是,沈万三出巨资,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还献出白金2000锭,黄金200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朝廷上下对之称颂不已。

有一次,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愿意拿出一笔钱来犒劳三军。

朱元璋冷冷地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

沈万三应声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非常明快得意,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皇帝脸色的莫测变幻。

《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交谈:皇帝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权年代,谁是老天?当然还是皇帝。马皇后的意思其实是,您还没有到杀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登基之后,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减轻民众负担,同时还是明令不得扰商,官府不能以节庆为名,低价强买民物。

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每次朝代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涣散,民间的势力强大,才造成了祸乱。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条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盘根错节,必成尾大不掉之势,一定要予以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14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有很多就是富商地主。据明代学者贝琼的记载,三吴地区的巨姓大族离开故土后顿成离水之鱼,资产全数流失,在数年之内,或死或迁,无一存者。这些人留恋昔日的豪华生活,便常常扮成乞丐回家扫墓探亲,沿途唱着他们自编的凤阳花鼓:“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6.73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一次围歼式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的评论是:“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对于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1928年的******,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籍”。对于这种做法,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白,他说:“以前汉高祖刘邦把天下富商都迁到关中,我一开始还觉得不可取,可是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须要这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1373年(洪武六年),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138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80余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抄收。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之子沈文度匍匐在地上,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恳求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岁岁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重振家门”,沈文度将搜刮来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工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

钱穆曾说:“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此论颇有深意。

明帝国初建的14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在西方,黑暗的阴霾正被“自由女神”一点点地驱散,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教皇和各国君王的权力受到控制,一场伟大的、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欧洲的经济轴心由南而北,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东岸地区转移。在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而在东方,从皇帝、知识分子到草民百姓,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局。在这里,成熟的农业文明正达到前所未见的繁荣高度,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历经千年打磨而趋于精致。朱元璋悍然取缔了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将一切国政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身,政治的****化和独裁化达到了新的峰值。钱穆因此说:“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

退步的最大特征是保守。

当汉人从蒙古人手中重新夺回统治权柄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不再旁落。于是,“稳定”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与宋代相比,明代的格局同样狭小并愈发缺少宽容度,在治国策略上,一切以内向孤立和向往静止为治理的目标,而其手段则必然是自我封闭。

“稳定”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经济概念,它几乎是宋、明之后的中央集权制度追求的唯一目标,其他都无关紧要。以研究明史而著名的黄仁宇如此描述独裁者的心理:“稳定性的地位总是超越发展和扩张。”“从一开始,明太祖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就明人所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点,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华帝国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只要可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减少到最低程度。”

对于一个****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最可行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

与元代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截然相反,明朝从创建之初就推行对外封闭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

在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卷土重来,明朝在秦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全线长达万余里,划分为九个防备区,由重兵驻守,时称“九边”,这些边关成为被官府严密管制起来的边贸集散地。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的大陆通道上驼马绝迹、鸿雁无踪。

在南边,朝廷下令禁止民间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公元1371年12月,就下达了“海禁令”,禁止临海的民众私自出海——“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随后20余年中,多次颁布禁止海外经商的敕令。

公元1381年(洪武十四年),禁止民众私通海外诸国。(“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

公元1384年(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止民众下海捕鱼。(“禁民入海捕鱼。”)

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户部重申不得与外商贸易的禁令。(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

公元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止民间使用国外的任何香料和商品。(“禁民间用番香、番货。”)

朱元璋制定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处以严刑。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仍然遵循“洪武事例”,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

在如此严厉的海禁政策之下,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已经繁荣数百年的泉州、明州等大型港口城市迅速从世界级港口的序列中退出,民间的海外贸易从此成为非法生意。

在国门徐徐关闭之际,还发生过一个很突兀的“意外事件”,很多年后,它的意义一再被放大,以证明我们是一个多么开放和强大的国家,那就是“郑和下西洋”。

1405年(永乐三年),朱棣委派他最信赖的太监郑和率领一支由63艘大船、27000多名随员组成的舰队远航南太平洋地区,这是当时世界上无与匹敌的巨型舰队。在随后的28年里,郑和先后七次出洋,是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远洋活动。据《明史》记载,此次行动的表面理由是宣示国威,而实际上是寻找失踪的明惠帝。郑和远航所用的海船,由南京宝船厂和苏州府船场所制造——它们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工厂,所有军储粮草集中于太仓的刘家河港,出发地点则是泉州港。史载郑和舰队的旗舰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可载千人,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200人才能起航,船上配有航海图、罗盘针。这艘“海上巨无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木帆船,比100年后的欧洲海船也要大10倍左右,可见中国造船技术之发达。郑和舰队的规模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明朝海军的实力,据考证,在1420年前后,明朝拥有1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舰,海军实力为全球第一。

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航亚非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远航船队满载瓷器、丝绸、麝香、铁器和金属货币等,所以又称为“宝船”。郑和所到之处,一方面宣扬明朝国威,邀约各国委派使臣到中国“朝贡”,同时与当地进行贸易。

在区域经济史上,郑和的远航行动表明中国在当时的东亚和南亚地区建立了一种以“朝贡”为特征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合作体系。

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随着蒙古帝国瓦解和元朝的灭亡,中国与欧洲的陆地联系中断,处于中世纪的欧洲此时尚未强大起来,明帝国成为东方最为强大的帝国,也是实际上的第一大经济体。明朝皇帝习惯性地将海外各国视为藩属,将其与明朝的外交活动称作“朝贡”。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为宗旨,热衷于政治上万国臣服的独尊。根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的记载,被明朝认定为“朝贡国”的国家包括“东南夷”的62国,含朝鲜、日本、安南(越南)、锡兰(斯里兰卡)等;“北狄”的鞑靼八部;“东北夷”的女真二部;“西戎”的七十二国,含吐蕃(西藏)等。朱元璋还将日本、琉球、朝鲜和安南等15个邻国划定为“永久不予攻伐”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