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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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1)

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1068年8月,大宋熙宁元年,在首都汴京的延和殿上,当世知名度最高的两位政治家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之面,展开了一场不留情面的舌战。这是继公元前81年的那场盐铁会议之后,又一次记录在案、关于国营化政策的大辩论。

上一年的1月,宋英宗驾崩,长子赵顼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此时的宋王朝已开国110余年,农耕社会的“太平病”又发作了起来——土地兼并大量增加,权贵及豪强商人占有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他们还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贫富差距显著拉大,国内社会矛盾突出。更糟糕的是,中央财政虽然比立国之初增加了4倍,但还是入不敷出,发生重大危机。宋神宗立志于“富国强兵”,他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的弊端实在太多,不改革不行。现在最首要的事情是增加收入。”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历代推行激进主义变革的皇帝大多都是年轻人,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以及晚清的光绪帝等。当时朝中重臣都是所谓的“大儒名士,文雅君子”,神宗一个也看不上眼,他选中了地方官出身的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

王安石是一个官场“另类”。他的文采极好,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他常年在基层当官,历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对行政关节十分娴熟。而平日里,他不修边幅,独来独往,个性十分孤傲,在注重享乐和礼数的士人中显得格格不入,时人讥笑他不通人情世故,戏称其为“拗相公”。

开放——管制——半衰——崩溃,循环往复,轮回重现,这是中国历代治乱的宿命,而每当经济出现重大危机之际,必会出现一位重量级的理财大师,他成为那个朝代的转折点。在宋代,这个人正是王安石,他对宋神宗建言说,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效仿伟大的汉武帝,执行国家主义模式,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

王安石的政策建议遭到朝中众多大臣的反对,延和殿的廷辩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与他面对面交锋的是翰林侍读学士、文坛领袖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因为宋朝对文士从来宽松,所以大家的言论就十分放肆,双方辩锋犀利。

这场辩论是从要不要“辞赏”引起的。神宗登基后,带领众大臣去天坛祭祀,按惯例,皇帝赏赐了大臣们。而大臣们也按例上书辞让赏赐。

司马光请神宗接受大臣们的“辞赏”,他说:“当今国用不足、灾害频繁,首要之举,正是削减政府支出。”

王安石大大地不以为然,他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们的收入有限,靠节省开支,实在起不了大的作用,不是当今的急务。”

司马光反问说:“那你说说什么是当今的急务?”

王安石说:“国家财政不足,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人。”言下之意,站在对面的司马光等人都是空口儒生,只知“省钱”,不懂开源。

司马光反讽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把头屑都收集起来,用簸箕扫聚细碎,尽力搜刮民财。如此下来,老百姓困苦不堪,流离成盗寇,这难道是治国之道吗?”

王安石说:“这当然不是善于理财的人,真正高明的人,不在老百姓身上征税而国库却无比充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在熟读史书的司马光听来,这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非常刺耳,他当即反驳说:“这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记录下来,讥讽武帝被蒙蔽了。天地之间所能生产的种种货物,只有那么一个数量,不在民间,就在政府,桑弘羊说他能够让国库充沛起来,不从民间获取,那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武帝晚年怎么会出现盗寇蜂起的情况?难道不是人民因为穷困而造反的吗?这样的话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国策讨论呢?”

以司马光之见,桑弘羊和王安石所标榜的“不加赋”其实比“加赋”还要坏,因为,“所谓不加税赋而国库充足,不过是想办法偷偷地夺取民间财富,它的害处更甚于公开的征税”。

双方你来我往,辩论了很长时间,“争论久之”。在这场火药味甚浓的大论战中,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马光一边,神宗徘徊其间,无比为难,在延和殿上,他对司马光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转过头去,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张,“不允”辞赏。

有关延和殿廷辩的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文集中,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反对派占了上风,而实际上,这些质疑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决心。6个月后,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负责变法事宜。为了坚定皇帝的决心,王安石就对他讲了一句日后非常著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与1000多年前商鞅对秦孝公所说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王安石在后来的几年里提出了一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相继颁布十余条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政策,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招,它的“政策版本”源于桑弘羊,不过,与前辈不同的是,王安石在政策初衷和操作方式上更有递进。

桑弘羊推行均输法的初衷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以促进商品的均衡流通为目标。而王安石明确提出自己之所以要“均输”,根本目的是由政府掌握重要商品的流通权——“轻重敛散之权”,防止富商大贾进行投机活动,国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与商争利”的特征昭然若揭。其次,王安石专设发运使衙门,还从国库中专项拨备出500万贯、300万石大米,作为均输的本钱,这也是桑弘羊及刘晏所没有尝试过的,表明王安石的均输更加具有商业经营的性质。

在推行均输法的两年零八个月后,王安石推出了市易法,由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各大城市的贸易商人必须到市易司获得核准的身份资格,否则不得擅自经商。市易法推出后,均输业务并入其中,在流通领域构成一个集采购、运输和定价销售为一体的国营垄断体系。

青苗法的提出比均输法晚了两个月,这是王安石的独创之举,也是他最为得意的手笔,据他自己说,这一思想源于《周礼·泉府》——尽管他曾说过“祖宗不足法”,不过在后来,他不断地到《周礼》中去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一点跟王莽很类似。其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王安石以现存于各地国有粮仓中的钱谷1?400万贯石为青苗本钱。

王安石的这三大政策一举笼罩了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两大领域——商品流通和农业生产,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可想而知。就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为了强力推行变法,王安石还对现有的财政官僚体制进行了变革。宋代财政已实行分权管理,分别由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掌管宏观经济政策、国营事业和财税事务,王安石打破分工,特别成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将财政权力重新归于一人。

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国家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应也充分发挥了出来。王安石还通过推行农田水利法,兴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仅熙宁二年到九年的7年中,就覆盖了36.3万顷农田,粮食产量较前期大有增加。

可是很快,政策弊端也毫无悬念地呈现了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增加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

以首都汴京为例,多年以来,这里的商品交易被大行会所控制,外来商人饱受欺负。1072年,王安石就曾向神宗报告说:“如今汴京的茶行被十来个大户垄断,外来茶商到京,必须先给他们送礼物,乞求定价,把茶叶卖给这十来个大户,都不能有利润。只有这样,才可能被定下较高的价格,然后再从零售环节中把钱赚回来。其他的行业,大多是这样的状况。”他还举例说,他家里雇用了一个洗衣服的妇人,她的儿子会做烧饼,可是因为饼业被行会控制,他们又支付不起入会的钱,所以一直无法开张。在王安石看来,这当然是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的状况,于是,他决心通过推行市易法,打破大户的垄断。然而,当政府替代大户成为新的市场垄断者之后,情况竟变得更加糟糕。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说,自从实行了市易法之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京来做生意,大家都绕开都城而行,因为只要一进城门,货物就可能被全数押送到市易司。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他小心翼翼地对王安石说:“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王安石正色道:“制定法律的关键是看是否有害于人民,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青苗法实行几年后,谷价非但没有降下来,反而一路上涨,最终苦的是农户和城市贫民。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曰,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

王安石治理下的国家,又进入到了一个“极端的年代”。激烈的变法对民众财富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景象颇与汉武帝发动的“告缗运动”相似。中国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的不安全感和幻灭感,并非一日生成的,它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强制记忆,在不同的朝代被一次次地强化和唤醒。

王安石的政策实在过于刚烈,在后来的数年中遭到反对派的群起攻击。司马光被外放洛阳长达15年之久,在那里,他一边编撰《资治通鉴》,一边与同道者声气相通,多次发表《与介甫书》,以******的方式批评变法。司马阵营非常强大,其中包括苏洵、苏轼父子以及欧阳修等著名人士。

司马光首先反对的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他认为,财政该由三司管理,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不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专断职权。王安石则反驳说,汉唐两代都是有宰相亲自兼领盐铁或度支司(如唐代刘晏),如此才能对财政问题进行最直接的管理。

在具体的变法措施上,双方的分歧更为巨大。在一份反对变法的《革弊札子》中,司马光对多项变法逐一进行了批评,他写道:“设立市易司之后,国家强行垄断贸易,连蔬菜瓜果都不放过,导致商贾无利可图。搞青苗法后,导致不善经营的家庭纷纷破产。还增加茶叶和食盐的国营比例,贱买贵卖,老百姓大吃其苦。”当世文豪苏轼在另外一份也是批评变法的奏折《应诏论四事状》中更是惊呼,“自从变法之后,民间所有生财之道,都被公家收走了,所有的利益全部归于常平使这些官府衙门”。

面对朝野的汹汹反对,固执的王安石当然不甘示弱,他公开发表《答司马谏议书》予以驳斥,同时对质疑人士实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压。在他的主导下,几乎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都被贬斥,要么被驱赶出决策层,要么被流放到京城之外,要么被迫辞职或称病不出。当时朝中的主政大臣有五位,时人戏称他们是“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之外,其他四位则分别是“老病死苦”。

“王安石变法”前后执行了17年,神宗从即位开始,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1085年4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