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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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乱世思弘羊(1)

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白居易《盐商妇》

盛唐的中断是一个“突然事件”,好比通宵达旦的狂欢盛筵猛然间被一场粗暴的狂风所席卷,从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中央集权旁落的结果。从贞观到开元的100多年间,天下长治久安,治国者变得异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据的隐患。唐太宗时,虽然充分下放财权和兵权,但他用边将有“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唐玄宗即位之后,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他最宠信的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独立的诸侯。从经济上看,100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另一面隐患——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会写《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铁血强悍的汉武帝。

“安史之乱”历时8年,最终被平叛,这场战乱给北方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所有的繁华均如梦如幻如泡沫,怎么经得起兵戈的蛮横侵扰,在汹汹铁蹄之下,“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据《唐会要》记载,战乱初起之时,全国在籍人口有900多万户,仅仅5年后就只剩下190多万户,所谓“生灵涂炭”,从这对数字中就可以得出。

叛乱被平息后,雍容堂皇的盛唐精气已被消耗殆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当时的景象是:地方割据势力陡然坐大,中央财政收入锐减,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频频挑起战端,朝廷无力支付军备消耗,只好把压力都留给地方,一切都变得捉襟见肘。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桑弘羊的“幽灵”再度出现,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急着用钱,第一个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向富商征敛。肃宗登基后,即派人到财富聚集的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税率,称为“率贷”,各道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向商人征税以充军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处计钱收税,从此“商旅无利,多失业矣”,盛唐以来“天下关隘无一征税”、“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复出现。

除了这种极端做法之外,恢复国有专营政策是另一个便捷的方式。战乱期间,颜真卿据守河北抗击叛军,军费困竭,为了筹措军饷,他在河北首创了榷盐法,对食盐实行“官收官卖”。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设立了盐铁铸钱使这一职务,对全国盐业进行专营管制——“尽榷天下盐”,出任此职的第五琦仿行颜真卿的办法,在产盐区设置盐院,规定民间的产盐户(“亭户”)所产食盐一律卖予盐院,否则以盗卖罪论。

第五琦的专卖政策与汉武帝时期的办法基本相同,此举是自公元583年(隋文帝开皇三年)以来,在170多年之后,再一次实行食盐专营。其令一出,盐价顿时上涨10倍,由原来的每斗10钱上涨到每斗110钱,盐价腾涨又造成粮食价格上扬,民间出现饿死景象。然而,以此为代价,政府收入大幅上涨,专卖仅一年,朝廷就增加了40万贯(一贯为1000钱)的收入。

第五琦之后,刘晏(公元716~780年)主管全国财政,他是唐代最著名的理财大师。

刘晏自幼聪慧,其“神童”之名被写进了《三字经》。八岁那年,唐玄宗封禅泰山,刘晏献《颂》,因文辞婉丽而被皇帝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职,算是全唐最年轻的官员。《三字经》中就咏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刘晏从青年时就开始当官,从县令逐级升迁,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公元756年)被任命为度支郎中,即户部主管财政收支的副长官,到叛乱平息的公元763年,他取得刚刚登基的唐代宗的信任,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副宰相,同时兼领人事和财政事务,成为帝国最重要的行政首长之一。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20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

在财经思想上,刘晏并无特别的创见,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在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桑氏之名已然败坏,然而就如同桑弘羊力排众议地褒扬商鞅一样,刘晏亦视桑弘羊为楷模,在一份致前辈长官的信中,他表示要“像贾谊那样为复兴汉室而努力,学习桑弘羊的功利之术,竭尽全力,以报答前辈的知遇”。与桑弘羊相比,刘晏身处于皇室权威急速下坠之际,所面对的局势当然更为凶险,为了重现中央集权,他的手段更加巧妙。

第五琦的盐政类似于战时政策,过于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价权,市场弹性丧失,导致盐价暴涨;二是官府卖盐,多设机构,开支浩大。刘晏主政后,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首先,他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商销”,这个办法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庞大的人员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国13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另一方面则保护获得政策牌照的盐商的利益。其三,他制定了“常平盐”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的盐价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

若比较刘晏的盐法与之前众人——从桑弘羊到第五琦——的不同可以发现,他的“民产——官收——商销”是一个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营模式。这些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食盐专卖收入逐年增加,10多年增长了15倍,以至于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也是财政史上,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例的时期之一。

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价格的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旧唐书·刘晏传》记载说,“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场波动则得到了平抑,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改观了中央财政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因此,史家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历来史家对于那些主张工商管制的历史人物,都一般性地认为他们是重农抑商论者,譬如宋代大学问家欧阳修在《新唐书·刘晏传》中就说刘晏“排商贾”。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读,之所以管制工商,是因为桑弘羊、刘晏等人比谁都明白工商对国家税收的重要性。

刘晏为政十分勤勉,大小政务无论轻重,都能在一日之内就做出决断。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达旦。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代宗执政将近20年,经济元气日渐复苏。

公元779年,代宗驾崩,37岁的长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此时,中央财政已摆脱了窘迫的困境,按《新唐书·食货志》的计算,与“安史之乱”时相比,国库收入起码增长了15倍,治国者再燃削藩的雄心。李适是一个跟太祖父李世民经历很类似的少年英雄,20岁时就被父皇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前线与安史叛军决一死战。平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和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像被画在凌烟阁上。他登基之后,决意学习汉武帝,彻底切掉藩镇割据这颗大毒瘤。

然而,李适最终没有学成汉武帝。在财政上,他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即位的第二年,听信谗言,居然处死了自己的“财神爷”刘晏。史载,刘晏死时家徒四壁,只有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天下为之喊冤。

刘晏被处死之后,专营政策并未更弦,不过由于后继者再无他的智慧和勤勉,便大大走样。

任何政权,当它以国有专营为经济政策之主轨后,一定会产生如同毒瘾一般的依赖性,其管制之升级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汉武帝时期如此,中唐之后的景象如此,后世历代,概莫出外。当政府从专营事业中尝到甜头以后,为了增加收入,就日渐变本加厉,欲罢不能。

在刘晏去世的两年之后,公元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朝廷宣布对酿酒业进行专营,下令天下酿酒产业均归官办,委派各州县官员综合管制,所有私酿者一律抓捕治罪。其后,冶铁、茶叶等产业也相继被收归国营。同时,针对走私者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惩罚政策,民间盗卖食盐二石,就要被处死。

公元783年4月,朝廷又宣布征收两个新的税种,分别是“间架税”和“除陌钱”。

所谓“间架税”,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两千钱,中等一千钱,下等五百钱;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罚五十贯。而“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贯征税五十钱,相当于百分之五的税率;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照相同税率征收;隐瞒100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

为了足额征收,朝廷还出台了举报有奖的政策,凡举报“间架税”的,赏钱五十贯,举报“除陌钱”的,赏钱十贯。这一制度无疑是从汉武帝那个臭名昭著的“算缗令”和“告缗令”脱胎而来的,推行之后,民间怨声载道。就在新税种推出的半年后,公元783年10月,长安城里的部分士兵以“反对间架、除陌”为口号,发动哗变。

即便这样,德宗还是觉得武装削藩的钱不够用。有人就建议,应该向京城的富商们“借钱”,每户只能留下一万贯,其余全部“借”给政府,如此,只要搞掂十几二十个富商,国库就满了。还有人计算了一下,如果要对各路不听话的节度使同时动兵,每个月的开支约100万贯,如果有500万贯,可以支撑数月,大抵就够了。

于是,德宗下令在长安城内清查所有富商的财产,若有不从者以刑法伺候,长安令薛苹带着全副武装的军士,开着兵车,在各大坊市之中搜索,民众不堪忍受他的鞭笞,有当场上吊自杀的,整个都城乱成一团,好像被盗贼洗劫过了一样。这样搜刮一遍下来,得到了70万贯,德宗觉得不够,然后又专门对长安城里的钱庄进行了新一轮的清查,办法当然还是“拷索之”,结果,又拿到了140万贯,这才“鸣金收兵”。两次大行动共得210万贯,中唐期间每年最多铸钱32.7万贯,也就是说这两次“合法抢劫”一下子就搜走了六七年的货币发行量之和。

这个一心要学汉武帝的唐德宗,学到了后者的铁腕强悍,却没有学到他的技巧智慧。他杀了“桑弘羊再世”的刘晏,导致在财政政策上强硬过度而缺乏灵活性,在军事上,他也没有找到自己的霍去病和卫青。

公元781年,就在处死刘晏的第二年,壮年气盛的德宗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的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各地节度使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屡战不胜,甚至在两年后被攻破长安。德宗被迫出走,还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又历数年,叛乱的藩镇才分崩瓦解,叛乱平息。此后,灰心丧气的德宗再不敢轻言削藩,地方割据之势,此后再无改观。

中唐之后的100多年,与盛唐宛成对比,民间活力日渐丧失,国民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循环之中。其情其景,几乎是历代末世所共见。试以两个政策为证。

一曰“和籴”。和籴的意思是指官府出资向百姓公平购买粮食,唐代建国之后,就推行这一政策。中唐以后,和籴往往通过各府县按散户配人的方法强制进行,不仅没有公正的价格,而且在购买时多以“杂色匹缎”充数,使民户又受到一层剥削。《新唐书·食货志》就明白记录说,宪宗即位之后,每当丰收之年,政府强买民米,比赋税还要严酷,“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一曰“白望”。长安城的东、西两市中,有一个特别的区域称为“宫市”,是专门向皇宫供应商品的地方,皇宫里的太监到这里购买商品,会有一些人充当“白望”,站在集市上左右张望,看到中意的商品,便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之,有的时候,甚至“白取其物,不还其价”。《资治通鉴》中记录说,每当太监们出动,很多商贾都会“撤业闭门”。白居易在名诗《卖炭翁》中便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卖炭老翁在“宫市”上被欺负的景象——“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除了“和籴”、“白望”之外,国有专营制度的流弊更是逼现无遗。在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盐业上,政府对民间的盘剥暴露得尤为显著。自德宗之后,有政府靠山的大盐商控制了食盐的产销,盐价年年上涨,官民矛盾空前突出,民间出现了武装贩盐的盐枭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