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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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2)

盛唐崛起的公元6世纪和7世纪,在西方史学上正是“黑暗中世纪”的开始。此时的欧洲群龙无首,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停滞,而在中东地区,穆罕默德于公元610年兴起******教,******终而组建成一个强悍的、与基督教国家长期军事对峙的阿拉伯帝国。展开当时的世界版图,可以用“东明西暗”来形容。

有唐一代,随着国力的强盛,治国者自信开放,国际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据《唐会要》记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试图组建一个跨国联盟,当时有西域20多国的君主及其代表集聚长安,奉太宗为“天可汗”,而且规定,各国君主去世者,必须由唐朝廷下诏册立其后嗣,《唐会要》因此宣称“统制四夷,自此始也”。10年后的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军队攻灭西域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由长安向西,可自由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直驱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全长约7100公里。

正是通过这条漫长的贸易走廊,东西方文明进行了一次大流通,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贩销到欧洲市场。当时,罗马城里的多斯克斯地区有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其价值约与黄金等重,造纸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地区。而西方的动植物和新技术也传入中土,其中比较重要的动物有骆驼、波斯犬、孔雀、鹦鹉、鸵鸟等,植物有胡葱、胡椒、菠菜、小茴香、橄榄、无花果、水仙等,此外还有用甘蔗制糖的技术。这些动植物及技术,在日后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7~8世纪的长安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被称为“世界性首都”。

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赞曰:“全城坊市,棋罗星布,街衢宽直,制度弘伟,自古帝京,曾未之有。”据计算,唐代长安城有常住居民62.6万人,如果加上驻军、僧尼以及往来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100万,其旧址面积约80多平方公里,大于明清时的北京城。

从流传至今的图册可见,宫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宫城和皇城内,多种梧桐、柳树,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全城街道两旁都有排水沟,并栽种槐榆,棋盘式的街道宽畅笔直,绿树成荫,市容十分壮观。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反映了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

东、西两市是长安城的商业交易中心——后世的“东西”一词由此而来,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9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叫作行。东市有220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

《大唐六典》记载,唐王朝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王朝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罗马)、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大小国家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长安,他们控制了珠宝行业,大多住在西市,长安城里有专门的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波斯酒店等。

在长安城里,政府对两市交易进行严格的管制,其中包括交易时间、产品规格、尺寸质量、销售价格乃至店铺租金。

——两市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训,中午的时候,击鼓两百声,民众闻声而聚,到了黄昏时刻,击钲(一种与钟形似的铜制乐器,可执柄敲击)三百声,民众陆续散去。

——出售的弓剑刀具及器皿,由政府提供式样,需勒刻工匠姓名,以备监督。各种器皿以及绢布,都有规定的质量标准以及尺寸,如有不牢固、假冒伪劣或缺斤缺两的,一旦抓住,就要杖打六十。

——商贾带进两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经过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的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价格,然后方可出售。

——政府还特别对店铺租金进行了规定,限定月租不得超过五百文。

由这些规定可以看见,长安城里的商品交易,与其城市规划一样,完全控制在政府的干预之下,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盛唐气象,如孔雀开屏,华丽满目。

以长安为起点,朝廷修筑了7条放射性的驿道,通往帝国的各个城乡,沿途每15公里设立一个驿站,全国共有1639处之多。这些驿站均在交通要道,有永久性的建筑及常驻的管理人员,在一片旷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标志,于是,它们很自然地成为当地农民进行集市交易的最好场所。区别于城市中由政府管制的“令市”,它们被称为“草市”,尽管根据唐律,不是州县政府所在的地方均不得设市,然而“草市”似乎并没有被严格地禁止。

除了都城之外,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样十分繁荣。

东都洛阳的城市规模仅次于长安,人口也超过了50万。洛阳城里有南北西三市,以南市最为热闹,其中有120行、3000多个肆,周遭还有400多个店,货物堆积如山,在城市西北的新潭是水路枢纽,这里常常有上万艘舟船聚集,河道拥挤填满,各路商贩搬歇货物,马车为之长塞。

在南方,最繁华的城市是扬州、成都、苏州和杭州。大运河开凿之后,与长江交汇于扬州,使之成为通达江、淮、河、海的水陆中心,唐代扬州城的面积据考有30平方公里,商贸非常繁荣,号称“南方第一”,诗人李白有诗云“烟花三月下扬州”,此地的造船业尤其发达,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第一次出发的海船就是在扬州新河赶造的。在杭州,钱塘江上的船樯连绵20里,城内大小店铺多达3万室。长江中游则有益州(今四川成都),时称“扬一益二”,杜甫有诗说“城中十万户”,市井之盛仅次于扬州。这些描写和数据或有唐人夸张的地方,却也可想象当时的盛况。

唐代的工商贸易中出现了两个前所未见的新人物,一是“行头”,二是“牙人”。

长安东市有220个行,每行都有一个行会,其主持人称为“行头”,负责本行的祭祀、协调及与政府周旋交涉等事宜。史书之中对唐代行会的记载非常零星,然而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它表明工商业者开始出现组织化的萌芽,是日后非常活跃的商帮文化的渊源,那些姓名无从考据的行头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商人组织的领袖。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对之评价甚高,认为“由漫无组织的工商业者进而成为较严密组织的行业,不能不算是质的变革”。

牙人则是由官方认定的职业经纪人。商业活动中的中介人早在周代就出现了,时称“质人”,到了西汉被称为“驹侩”,不过,经纪人形成职业规范是在盛唐时期。随着商品交易的繁荣,各类牙人穿梭在买卖双方之间,居中说合,中介得利。唐代牙人制度的兴盛,与当时国际贸易的空前活跃有很大关系,唐朝在边境地区开设了很多番市,因为语言与习俗上的巨大差异,需要有中介者加以撮合。

盛唐最出名的牙人,名叫安禄山。他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的胡人,幼年丧父,15岁时就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当边境贸易市场上的“番市牙人”,因为他懂得6种民族语言,而且勇敢好斗、善于揣度人心,所以在当地非常出名,他有一个也是牙人的同族好友,名叫史思明。安禄山当了10多年的牙人,到了30岁时与史思明一起弃商从军,因军功升迁至镇守一方的节度使。到了开元年间,正是这两人,一手终结了盛唐时光。

尽管工商如此繁荣,可是跟历代一样,唐代商人的面孔竟还是模糊不清的。后世研究唐商,从正史之中,几无一人可得,仍然只好从野史笔记或诗文中去寻找足迹。

从各种史料可见,盛唐时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不是靠经营盐铁等致富,而多是从事贸易、织造等产业。唐代近300年,没有出现著名的矿业大富商,与其政策有关。《大唐六典》中规定,凡是天下州县有出铜铁矿的地方,政府没有开采的,可以任由民间私人开采。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一书中便推断说:“如此,量多质优的富矿必多为政府经营,或者经私人开采而发现的富矿也会被政府收归官营。通常的情况恐怕是私人只能经营零星矿或者贫矿。”其制度的根源正是,由于政府“天然”地拥有资源的所有权,所以它与民间的契约关系便无须对等。

宋人所编撰的《太平广记》中有“治生”类,记录了数位贞观年间的商人故事,其人物个个都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