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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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最后的世族(2)

“五均六”的国营化改革,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有带来国库的充沛,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7年中4次币制变动更是让金融秩序大乱。王莽还是一个特别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执政的10多年里竟然换了8任大司马。他的改革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接下来发生的悲剧就变得难以避免了。

公元17年,荆州大荒,饥民纷起叛乱。4年后,关中地区也闹******,烽火更加猛烈,而各地的世族门阀、刘氏宗族乘机随之造反。

到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诏书,废止即位以来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为,第二年的10月,叛军攻进长安城,当了15年皇帝的王莽逃至未央宫的渐台,被一个叫杜吴的“商人”砍下了脑袋。

自汉之后,人们对王莽多持毁垢的态度,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不过到了近世之后,知识界的态度大有更改,民国学者胡适就两次撰文为之翻案,他写道:“王莽受了1900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因写作《中国人史纲》而闻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柏杨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说:“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王莽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所以他的改制都是“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

胡适、柏杨的翻案,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共鸣,自可留于读者评说。不过,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倒是:为什么实施了几乎为同一版本的经济改革,刘彻成为一代大帝,而王莽却人头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启动改革之时,削藩已经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其二,武帝的对匈战争顺乎民心,为改革创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其三,70年的“文景之治”,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其四,武帝有效地发挥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条,王莽无一可得,他的失败是从一开始就预埋下的。因此,任何经济改革,都有路径选择和“时间窗口”两个重要条件,错过一个,都难取全功。

在推翻新朝之后的10来年中,中国又陷入一个“人相食”的乱世。

在公元2年,全国登记在籍的户数为1236万,总人数有5761万。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还没有死的时候,天下乱杀,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

公元25年,刘氏宗族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史称光武帝。在他建政之时,户籍登记者只剩下十分之二。另据《后汉书·刘盆子列传》记载,刘秀登基后那几年,天灾人祸不断,公元26年,天下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第二年,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只能交换到大豆五升,全国的道路交通都断隔了,粮食无法长途运输,当兵的只好用杂果来充饥。到公元30年前后,中原连续遭受旱灾、蝗灾和重大水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郡县残荒。据历史学家们的推算,当时全国人口锐减,在籍的人口竟只剩下1200万左右,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还少了几百万,西汉200余年的社会积蓄可谓付之一炬。

刘秀是南阳的远裔宗族,从小勤于稼穑,还经常往返于宛地做粮食买卖。他这一脉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势力,刘秀的舅舅就是前面叙及的南阳世族樊宏,刘秀的岳父郭昌是南阳一带的富豪,田宅财产数百万。他的妻兄阴识“有田数百顷”,姐夫邓晨是“世吏二千石”的官僚大地主,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为商人大地主。此外,跟随刘秀创建东汉政权的开国功臣邓禹、耿弇、冯异、铫期等“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是豪强世族。由此可见,在王莽与世族门阀的经济和军事战争中,后者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当刘秀披上帝袍之后,他马上转换了角色。王莽想要解决的豪强割据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刘秀本人就是豪强出身,并靠这个集团的扶持登上帝位,在战争时期,地方势力乘机广占田园,营建坞堡,拥兵自重。刘秀一旦拥有天下,也不得不对昔日的“自己人”下手。

政策的动刀之处,仍然是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

东汉政权延续了西汉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资治通鉴》中多处提及,朝廷下令“吏民不得田宅制”、“商者不农”等,刘秀也数次下诏释放奴婢,可是成效却非常微小。公元26年,刚刚登基为帝的刘秀就委派冯异清剿南阳等地的豪强,他下令说,“那些拥有城堡的人只要投降了,就将他们迁居到京城来,把民众驱散,让他们重新耕地,把营堡全部摧毁,使他们不能重新啸聚,这次讨伐不是为了占领土地和屠城,只要能够平定就可以了”。可见,刘秀意在驱散,而非杀戮,确是“手下留情”的。在冯异等人的征讨下,南阳、河南以及江淮一带的豪强被削平不少,可是在全国范围内,豪强大姓拥兵裂土、雄踞乡里的现象依然存在。史载,京城和南阳一带,都是皇帝的亲戚和重臣,他们拥有的土地都超过了朝廷规定的数量,但是没有法律可以约束他们。

到了公元39年,在执政15年之后,刘秀终于痛下决心,下达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国严格检核垦田顷亩和清查户田,以杜绝兼并之势。

可是,“度田令”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强烈的反抗,刘秀为了杀一儆百,逮捕大司徒欧阳歙,以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度田不实,接受贿赂千余万为罪名,将之处死,欧阳歙的弟子千余人集体上书,为其求情,刘秀不准。其余被处决和处分的重臣还有河南尹、南郡太守和琅琊太守等人。为了对抗,各地豪强纷纷武装暴乱,他们攻击政府住所,杀害行政长官,当政府军前往追剿时,他们就一哄而散,军队一走,很快又屯集在一起,这种情况,以青、徐、幽、冀四州最为严重,而这四大郡州又是当时的国之重镇,可见反抗之烈。

刘秀四处弹压,恩威并施,总算把叛乱平息了下来,可是,豪强势力实在太大,顽疾终于不能彻底割除。到了后来,刘秀一声叹息,只好与之妥协,他留下了8个字,曰“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认时机不到,不如息事宁人。

中国自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之后,历朝新建,首要任务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权可得,“削藩”不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必永无宁日。东汉初建,豪强除而不尽,光武帝就学不成汉武帝了。在财经和产业政策上,他也不得不把权力下放。

东汉延续前朝旧制,仍然实行盐铁专营政策,不过把大司农所属的盐官和铁官下放,归郡县经营,同时废止均输官等。这意味着,中央把很大的一块专营收入放给了地方,同时放弃了流通领域的国营化战略,这直接造成了中央财政的疲软,以及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少。到了章帝时期,公元84年,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又把盐官和铁官收归大司农,由中央政府统一实行盐铁专卖。可是,仅仅三年后,章帝驾崩,新即位的和帝就下诏,“中央不再实行盐铁专营,允许民间自主经营,所得的专营收入重归地方金库”。

此外,在地方行政治理上,权力也被分解。刘秀把全国分为13州,除了京城之外,各派刺史一人主政。最初,刺史仅履行监察郡国之责,但随着其权限的不断扩大,刺史逐渐发展为兼领行政、财务、军事的地方长官,其权力空前膨胀,到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子承父职的门阀景象,地方割据已成赫然事实。史家唐长孺便认定:“州郡僚佐中所谓大吏、右职,照例由本地大姓垄断。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数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带有世袭性。我们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

总而言之,东汉一朝再没有出现强权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增强,中央朝政则被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在庄园经济之下,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显然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地方豪强一方面握有行政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专营政策,形成了无与竞争的世族经济,文景时期的民间经济大发展景象再没有重现过。《后汉书·循吏列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耒阳县出产铁矿,当地民众聚而冶炼,颇有了一番气象,一位叫卫飒的官员看见有利可图,就上书朝廷,将之国营化,从而每年增加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后汉书》作者对此非常赞赏,把卫飒归入“循吏”之列。

公元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邢台巨鹿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朝廷征调诸路兵马平叛,拥兵将领与地方世族豪强借机掌握大量武装,继而引发了“董卓之乱”。从这一时间开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4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混乱和分裂时期,是为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内,各路英豪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先是曹操、刘备、孙权等人割据争霸,中国进入著名的三国时代。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建立魏朝,东汉灭亡。公元265年,出身河内(今河南)世族门阀的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晋朝(西晋),继而灭吴国,统一天下。然而仅仅经历了9年的短暂安定,马上爆发了延绵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到公元316年,匈奴军乘乱攻破洛阳,是为“永嘉之乱”,晋政权南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其后200多年,中国分裂为南北两朝。

在北朝,各民族纷纷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国,先后竟有16国之多,一直到公元439年,才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然后再度分裂,100多年里,又先后经历了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诸朝。在南朝,也是数度改朝换代,东晋一脉持续了100来年,到公元420年被甲兵出身的刘裕所夺取,其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代。

这数百年间,工商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大倒退现象。

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两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晋书》记载,“永嘉之乱”后,河西一带“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到后来,不得不进行实物交易,北齐时期,“钱皆不行,交易者皆绢布”,市场机能严重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