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有一种永久性政府债券，当时年息为8%。永久性债券的含义是，债券没有到期之日——永不偿还，将无限期支付8%的利息。今天，这些债券仍有一些还在流通。如果印第安人把钱用来购买荷兰政府的永久性债券，假定年息仍是8%，到1997年，即371年后，这24美元的价值将达60余万亿美元，即：
24×（1+0.08）371=60314888230728
也就是说，印第安人依然可以在曼哈顿经过371年的发展之后重新购回整个曼哈顿！用另一种算法，只要印第安人当时购买60荷兰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到1632年，他们每年也能收到约18%的红利，此后，直到1799年公司解散，每年也能收到12.5%的固定收益。到1799年，投资收益将达到58360100100美元，此后，每年的投资收益只要在4%以上，则总投资收益将比购买荷兰政府的永久性债券的收益还要高。
资本的发展空间怎么想象都不过分。
高西庆加入的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Ferdon律师事务所就开在华尔街上。1987年5月高西庆提出要回国。美国人好意相留，高西庆推辞说领导不批。美国人说咱写信去解释解释？高西庆笑了：你写和我写还不一样？中国人认你是谁呀？美国人脖子一梗：尼克松写信管用吗？尼克松果然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纸的信，给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对外经贸大学当时隶属外经贸部。
几个月后，上级同意延长一年。
在以后几年中，尼克松还帮过高西庆几次。1990年3月，高西庆在北京和平宾馆参加完“联办”成立一周年庆祝会后，得知他去美国讲学申请被美国大使馆拒签，很恼火。高西庆碰到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说起这事，站长也火了，马上给尼克松打电话。两天后，尼克松的信到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又两天后，美国大使馆的签证下来了。
说起回国，高西庆的牙咬得硬硬的：“我不能让人家说咱老赖在那里不回来，越回来晚信任度越低，就越不容易回来。一两年的时间，影响非常大，家庭、事业、心理，回来就回来了，要不就回不来了。”
王波明落下媒体情节
对回国这事，王波明说：“操！其实在美国的生活腻腻的，周末带老婆孩子去野外郊游，草地上一躺，吃的喝的一大堆，以后几十年的日子也会是这样，不会有大变数的。知道我们要回国，真有些留学生恨得咬牙切齿：******他们真的要回去折腾？可要让他们回来，打烂坛坛罐罐，老婆孩子哭哭泣泣，他们又狠不下心，只好咬牙切齿。”
王波明是1980年去美国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修国际金融。上学期间王波明给《华侨日报》打工，经常每天写2000字的评论。这两年的业余报人经历让王波明“坐下了病”，日后有了钱拼命也要办媒体，遂创下《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此是后话。
办报要有理想主义，要有看谁都起疑的毛病。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也是以反叛著名的，当年反越战“凶煞一时”。也许王波明也有反叛意识，只要不是正式场合，他从不打领带，坐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跷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
王波明有很多缺点，但没有吃零食的毛病，也许这是美国人教育得好，纽约证券交易所严禁把吃的喝的东西带入。据说20世纪5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掌门人科尔曼（John Coleman）是个很严厉的老头儿，他的女婿也在交易所混事。某日老头儿看到他女婿的脚边有一听打开的可口可乐，大怒：“把可乐扔掉！”小伙子来不及多想，毫无畏惧地喊道：“我手里有9万股可乐股票要卖！”纽约交易所是喊价交易的，于是马上有买家接货。第二天股价跳高1美元，科尔曼家损失了9万美元。
1987年王波明毕业，一头扎进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美国人没有想象的那般刻板，面试时他们更喜欢谈的是橄榄球，问问中国人是不是每人都骑自行车，这明面上是谈事不谈人，实际上是对人不对事，美国人狡猾狡猾的。
国内来人大手一挥说“不成熟”
高西庆和王波明就是在华尔街上认识的。当时走在这条街上，中国人没几个，只要听到方块儿字的音，大家都相互稀罕起来。毕业前，王波明搞起个中国旅美商学会，好几千人，时常议论中国时局、改革、发展。战国时有个孟尝君，养有食客三千，后来不养了，跑美国去了。国内来人，也往一块儿凑，大家能记起来的就有******、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等诸路好汉。1984年9月，中国经济界青年新锐有个“莫干山会议”，纵论改革指点江山，虽当时国内知之不多，却令在美国的王波明们热血沸腾。
“酒逢家人千杯少”，大家时常就着国事家事且笑且叹。聊着聊着话题就集中到一块儿去了，就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的同志，往往大手一挥：这想法很好，但——是——眼下不成熟。
某日，有一位女士参会。主持人介绍说：“这是国内来的李青原女士，专门研究《资本论》，我们来请她谈谈马克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大家哄笑。李青原一口女中音，不温不火：第一，世界经济不会长期衰退，第二，股票市场机制会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第三，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时机已经到来，8年内肯定会建立起证券交易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商品市场，有劳动力市场，怎么会没有最重要的资本市场呢？第四……
多年后，对于“马克思”李青原有这样一番论述：“马克思”一传入中国就变了味，很有些中国人看《资本论》，看第一章，看第一节，商品、剩余价值、剥削，打倒资本主义！OK，他们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其实，《资本论》只是马克思理论的二十四分之一。马克思在1887年写完第46卷，直到1939年我们才发现，这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个总纲，它里面讲资本、讲人性，有多少人认真看过？
在研究马克思理论之前，李青原时时发傻，当年她在北大荒农场，锄完草坐在地边歇口气，朗晴白日北大荒一望无边，虽平和敞亮李青原却有一事不明白：老乡们一年到头汗珠子摔八瓣，到头来还欠生产队的钱（如果李青原那会儿学过《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她就会问：剩余价值哪去了？被谁剥削了？），这里面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1983年李青原从美国回来，师从中国人民大学吴大琨教授，研究资本，并不远万里到美国做博士论文，不远万里传播马克思理论。在那里，她碰上了王波明、高西庆这班人。这伙人聚在一起，不仅关心老乡的剩余价值，更关心老乡们找回剩余价值之后，钱堆得多了以后，货币怎么变成资本。
末了，8个人写就一份《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又称“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只是后来问起来，众人都说有这么份东西，但都说不一定能找到，王波明说西庆那里有，高西庆说问问青原……
《建议》写成了，高西庆、王波明不放心，过俩月就追到北京去了。在北京，王波明小老百姓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工作证，哪儿都进不去，当时坐飞机还要工作证加单位介绍信呢。王波明恨不能跟警卫说：咱是学国际金融的，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干过，咱要在中国也干这么一家伙，请让咱进去向领导汇报汇报。不行？那咱告诉你，咱爹是谁……
王波明的爹叫王炳南，首任中国驻波兰大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对外友协会长。官是不小，但和股票没关系，帮不上忙。而且，老爷子当时已经过世了。
中国的海归也有上百年历史了，其中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中海归的代表是王明，往下可以看到，高西庆、王波明的命运比王明要强。
【存档】纽约大股灾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班没几天，王波明就招来了大股灾。事后他一点儿也不惭愧，还在报纸上描绘自己的政绩。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早晨7点半，纽约证券交易所值班人员惊呼：“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卖单，好像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买！”直接承受卖单压力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的300~400位专业股票商。他们的任务之一是利用自有资金，在市场上出现不平衡时起调剂作用。但是，星期一9点半交易所正式开盘时，他们发现80%的股票要求卖出，数量之大早已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
交易所无法正常开盘了。交易所主席约翰·费伦马上找人计算了拥有300万股东的IBM公司的股票情况。这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股票。往日价格起伏仅在八分之一美元之间，偶尔波动八分之三美元已经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今天的报价让人目瞪口呆，一开盘就比上个星期五下跌了10美元！
费伦当即要求华尔街最大的十几家证券公司董事长10点整去开会，征询他们对能否开市的意见。当时的形势是：开市，所有的股票价格将继续下跌，证券公司只能买进而无法卖出，很快将没有资金可周转；停市，则会使人们更加丧失对市场的信心。两害相权择其轻。董事长们一致决定开市。
10点半，交易所所有的股票全部开盘。报价单显示，道琼斯指数下跌100多点。交易所里没有人经历过这种场面，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10点45分，股指掉到接近2000点。这是人们的心理支撑点。
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发生的动荡迅即传到了华盛顿。上任不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大卫·卢德接通了费伦办公室的电话。费伦是自由经济的坚定信奉者，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说：“如果里根总统提出停市的要求，我可以考虑。”
卢德于11点钟发表讲话：“不排除短暂停市，以处理订单不平衡的可能性。”当卢德的话通过路透社传出后，委婉的话语变成了重磅炸弹，刚刚出现一线生机的股市掀起了新一轮狂卖风潮。下午1点半以后，那些用养老基金、互助基金、保险基金从事股票投资的机构也加入了抛售行列，指数一下子跌到1900点。
最后的防线崩溃了。“卖”“卖”“卖”的喊声像12级飓风刮过洋面掀起的涛声，我们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更糟糕的是电脑自动报价系统应接不暇，报价显示比成交时间晚80~100分钟以上。谁也不知道价格掉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按6亿股交易量极限设计的电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谁也不知道事态向何处发展。无数的未知数加剧了恐慌，人们全都昏了头。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收盘前最后的半小时。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发生一些变故。果然，程式交易不期而至。程式交易是纽约证券交易所20世纪80年代初开通全美电脑联网交易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交易技术。主要是证券公司利用股票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差价，使用交易所的电脑交换体系同时进行交易，实现赢利或套期保值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股票投资者，为了减少风险损失，往往用一定数量的资金进行程式交易。这一新技术刚进入证券市场，就引起了普遍的非议和担忧。人们担心高科技会造成人为地控制市场，从而加速市场崩溃。在以后对“黑色星期一”的调查分析中，国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交易所等几家报告书，矛头一致指向程式交易。
股票的期货价格是整个交易市场上最先垮的。临近收盘，有经验的投资者尽管不知道期货的最低价，但可以判断，它肯定已经跌得低于其代表的实际股票票面价值了。只要买进，一俟形势好转，大笔赢利唾手可得。于是专事程式交易的人在现货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把资金投入期货市场。不到半小时，现货股票指数又跌了130点。
据几小时后的统计，4点收盘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创造了一天下跌508点的新纪录，下跌幅度达22%。
下班后我准备离开交易所时，听到“请走后门”的通知，原来前门正在新闻大战。电视车、拍照片的、夹着笔记簿的，连同好奇的围观者，足有几千人。每一个走出交易所的人都要遭到采访者连珠炮般的袭击。交易所隔壁的教堂用高音喇叭送来布道的声音：“上帝早已预言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们这些吸血鬼，专门坑害老百姓，上帝警告你们！”一位恶作剧者高呼：“快看！有人跳楼了！”所有的人应声抬头张望。其实交易所和周围证券公司办公楼的窗户都是密封的，不可能有人从窗户往下跳。
收市以后，费伦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像英雄般地宣布明天继续开市。然后又沉重地告诉记者们：“交易所差一点崩溃了！”第二天，很多报纸用这句话做了标题。然而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分量。美国各大商业银行当晚召开紧急会议，结果却让华尔街大失所望：新的资金不贷，所欠旧账快还！
明天华尔街用什么支撑开盘后的局面呢？
星期二清晨，交易所入口处放上了刚刚赶制出来供人配戴的胸牌和帽子，上面印着“镇静”、“加把劲”、“高兴点”。这是美式政治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