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成立之初，经营摄录像器材的进口贸易非常有成绩，1986年的时候，其经营的摄录像器材数量一度占有国家计划外市场60％的份额。只是好景不长，后来受水货市场的严重冲击，该项业务的前景难以乐观。当时，万科曾经设想引进录像机的散件在国内组装和销售，并与国家定点生产厂家中的三家签订了协议，但最后仍然无法纳入国家计划，无疾而终，令王石痛感形势比人强。
万科创业的头几年，深圳正好处于大进大出的阶段，当时深圳的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种畸形发展的态势。比如说当时倒卖钢材、水泥非常赚钱，很多人就是靠倒这个起的家。以万科当时的实力和精力也完全可以做，但是王石不做。他宁肯去做手表、首饰、服装，这些也许没那么赚钱，但是他觉得至少要高雅一些。王石骨子里的这个东西，决定了他的第一个合资公司，也就是1986年成立的国际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走的就是文化产业的路子。这家公司做的是展览、装饰方面的业务。这个后来和外国著名的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合作的合资公司，一开始做了二十几个展览，包括山西石窟展、摄影展等艺术类的展览，当然也包括一些经济类的展览，虽然不是很叫座，但是很叫好。发展到后来，公司开拓了广告业务，深圳的很多名牌，包括金威啤酒、阿波罗、特美思的品牌设计等都是由它包装出来的。国企公司再后来发展出模特队、影视公司，还有境外发行的期刊和彩视印刷，总之是有声有色，很替王石和万科长脸。
还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王石的价值观。在1990年，万科和深圳电视台合作搞了一个万科杯卡拉OK大赛，王石还亲自上台颁奖。由现在保存下来的画面模糊的录像来看，王石看这个节目时候很投入，确实乐开了花。原因无它，因为王石真的喜欢这类东西。在那个时候，就算中央电视台也不敢和企业合作搞这样的娱乐节目，因为当时媒体控制还很严，而深圳电视台因为在特区，所以步子就走得比较大一些。另外，万科还搞了万科影视基金会，还组织创作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曾经走红大江南北的《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等等，都是由万科组织创作和推出并传遍大江南北的。
王石掌舵改变方向
80年代万科做电器生意的时候，利润是100％—200%，大家当然做得非常开心了。然而随着很多公司的跟进，自然供大于求，只能降价，结果暴利变成了平均利润，变成了平均以下，变成了亏损。一个做200%利润的队伍，面对2%利润率的市场，不亏才怪。据内部统计，从1984年到1992年，万科做贸易的盈亏相抵，结果竟然是赤字。钱不但最后都让市场拿回去了，还附带利息。所以王石说，市场是非常公平的，怎么暴利获取的利润，最后市场还会让你掏回去。
在众多的行业当中，万科早在1988年就进入了房地产。万科在1992年做出决定，应该从众多的行业当中选择一个项目来进行重点经营，最后万科选择了房地产作为主业。
“这个企业做到十个亿的时候，你再往上做就非常困难。你会发现你的资源本身就不多，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实际上你本身就只有这么点儿资源，又被分到十几个行业当中去。绝对不能一味追求大规模，因为如果一味追求大规模又不能做到，再砍掉，规模不是反而越来越小了吗？”
王石这方面的账算得很清楚。
“我们慢慢发现房地产市场在中国刚刚开始，市场非常大，而且能够维持比较长的增长时间。其次，市场很大，没有垄断，我们就选择了房地产。我们曾经选择做录像机，但是已经有九家国家定点的厂，每年进口的指标分给这九家，所以根本行不通。已经确定房地产后，万科开始做减法。因为资源集中了，虽然调整过程当中恰好是房地产非常不景气的时候，1992年、1993年因为宏观调控很多人不做房地产，但到了1998年房地产真正热起来的时候，万科情况很好。”
不过，王石回忆起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多种经营的经历之后，仍然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从来没有过分的乐观，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可以。他很谨慎地说：“房地产本身的产品也是种类很多的，写字楼、住宅、商场、厂房，有很多品种，我们只做住宅。虽然我们做得很单一，但是正因为很简单，就产品选择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才做了15个城市，再投的话就很慎重。这是一个加法、一个减法，是不同的概念。”
公司规模不大的时候，王石还常常和新职员座谈。兴之所至，他还会拿出万科以前发展的图片给大家看，其中有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好像是1988年照的，当时王石留着一头同台湾爱情电影里男主角一样的长长的大分头，穿着很时髦的吊带裤，拿着教鞭作万科的对外推介，样子很可爱，感觉跟邻家大哥似的。
万科1984年成立时候的经营环境，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深圳又是特区，几乎没什么规范可言。万科在1984年到1987年的经营当中更多的不是遵守规范，而是打破原来的规范。
1988年，万科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先例可循，只有参照香港上市公司的做法，要求透明度，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下面有股东大会、管理班子。股份制改造方案是请香港顾问公司来做的。王石今天回忆道：“（这些变化）对公司来讲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是规范去做，万科规范去做就束缚了手脚。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规范，将来我们会被淘汰掉。我们现在规范，可能市场不规范，但我们宁肯被淘汰掉，也不能退出规范。这等于是你对将来下了赌注，你认为将来是规范的。如果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规范，一直不规范，那我们还是会被淘汰掉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越来越规范的。”
很多年后，企业战略研究者姜汝祥博士在拜访王石的时候，谈到这一段万科主动规范的历史时，他很感慨地说，王石这是在进行一个赌局，把万科的前途都押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否进入正轨这一个因素上。今天中国走向成熟，所以万科能够脱颖而出。如果中国陷入一些东南亚国家似的权钱交易黑金政治，可能万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关于地产作为主营行业的确定，和万科其他一系列重要战略决策一样，有着完整的会议记录档案。
王石强调，他到深圳已经33岁了，他的生活阅历很丰富，也属于智商比较高的，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都非常清晰。“万科的战略调整都是记录在案的，我绝对不是说事后偶然成功了，去美化历史。因为还有以后，偶然的成功，对不断成长的企业来说是不够的，维持不下去的。”
除了战略眼光之外，王石清教徒式的自律也是万科整个企业充满活力和动力的根源之一。在很多年前，亚热带的深圳夏天，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当时从事摄录像设备买卖的王石参加一个和日本供应商合作搞的维修部开业仪式。据说咱国的来宾全热晕了，站得东倒西歪，而那些西装革履的日本人即使一头大汗，也始终保持战斗队列。万科的自己人之中，只有王石和日本人有一比，一米七四高的他就那么站着，在火红火红的日头下，身体笔直，目光深邃……
投资祖国大地
******南方谈话发表之后，老人家“要敢闯”、“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指示如滚滚春雷，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回响，经久不息地震动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逼人的形势、难得的机遇，使得全国各地的政界和企业界都变得热血沸腾、雄心勃勃，拉开了一副大干的架势。老人家的指示给激进的人吃了定心丸，给稳健的人以鼓励，给保守的人以鞭挞，也给所有的人指明了方向——搞活经济是唯一的出路。于是，各地政府纷纷考虑如何加快本地经济的发展步伐问题。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万科同仁也热火朝天，积极性一经激发，就如火如荼。来自五湖四海的万科人纷纷研究起自己家乡的特点和条件，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家乡发展经济的潜力实在是太大了，不迅速起飞实在是说不过去，于是，也都纷纷要求万科到家乡去投资，觉得这样“于公于私都是两利”。
大家的理由听上去都很充分！
海南，没得说，中国最大的特区，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薄弱正好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也有人把话说活了，即使画坏了也不影响大局。
上海，中国最大城市，建国以来长期扮演全国经济发展龙头老大的角色，基础良好，实力雄厚，在全国经济发展布局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珠江三角洲，十年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新秀，毗邻港澳，拥有侨乡优势，有望成为亚洲第五小龙。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交通极为便利，铁路交通更是全国第一。古人言“得中原者得天下”，这里日后将建成世界金融中心，为商家必争之地，看你敢不敢来中原逐鹿。
还有北海，大西南的门户，对内辐射西南各省，对外连接澳洲和东南亚各国，况兼天然良港，有漫长而优良的海滩，实在是得天独厚；乌鲁木齐，欧亚大陆桥，丰富的地下宝藏，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西移，作为西北重镇的地位将日益突出，此时不去开发，更待何时？还有丹东、齐齐哈尔、怀化、陆丰……再有京津地区、胶东半岛、闽南经济区等等。
但中国如此之大，潜质良好的又何止于此？于是就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乡亲”们出于热爱家乡的感情，操起了战国纵横家苏秦、张仪的游说本事，到处启发和引导投资者前往开拓大事业，真是各有独特优势，各有优良条件，真是“谁不说俺家乡好”。在这个热火朝天的年代，投资者实在会遗憾自己没有三头六臂，照顾不了方方面面，不得不忍痛放弃许多良好的机会。
但是王石很快就能够从这些集体发热之中冷静下来，他抛开这一切热闹的表象，往深处看一看，发现许多无法超越的界限和无法摆脱的规律。
王石是这样分析的：“很多城市都作了宏伟的规划：开发几百、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建起几百万吨的乙烯厂、几百万吨的炼油厂、几千万吨的炼钢厂，建起多少个万吨泊位，开发多少公里的海滩等等。这些美好的远景规划，令人不由得不动心、不向往。很多人虔诚地、执著地相信自己的设想一定会实现。”但是，这些设想又包含有多少的现实根据呢？
王石不客气地说：“很多这样的设想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主观想像，一种神话，是严重脱离实际和经济规律的。”
他由他自己亲身往北海商业谈判的例子来说明：“北海市现有常住人口只有15万，国民生产总值15个亿，但其城市规划已做到了3000平方公里的范围。从经济角度粗略地测算一下，仅开发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深圳的标准计算，就需要700个亿的投资，而700个亿的投资又需要有1000个亿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产出能力。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到了假如没有奇迹发生就永远都不可能缩短的地步。有人也许会以深圳为例来反对这个结论，但是深圳的发展具有‘只此一家’的背景，其特殊性是其他地区所难以比拟的。目前全国性的投资热潮显然已经造成了资金分流的局面，忽视这种局面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令王石吓出一身冷汗的北海投资梦，结果套住了一大批勇敢的投资者。
1992年，仅20多万人口的北海市，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市政府大张旗鼓的“筑巢引凤”政策，引来了大批外来地产商。在公开允许炒地炒楼的宽松环境下，房地产公司由1992年的6家猛增到1993年的1700家，政府批地80平方公里，报建商品房340万平方米。不少人从土地和楼盘的炒卖中赚取了惊人的利润，但万科并未加入他们的行列，而是实实在在地搞地产开发。1992年12月，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万达苑”破土动工，市场定位为多层中高档商住楼，包括60套公寓和1000多平方米的商场，主要销售对象为外来投资者和知名厂家。由于在政策许可之下预售楼花，公司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差，在北海房地产发展到高潮时得以迅速回笼资金。后来，“万达苑”基本出售和出租完毕，万科算是能够顺利撤退。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北海房地产的泡沫和沉没，成为90年代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
经过这场投资大发烧之后，王石体会到，无论何地，发展经济都需要有一个全局观念的问题。“任何地区性的经济发展，都必须摆正与全局的关系，找准在全国经济发展布局中的位置，才能找到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冷静地分析形势，客观地衡量自己，而不是想当然地设计、自我中心地规划，这才是明智之举。”
“经济的发展自有其特点和规律性。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不能仅仅当成一句口号。如果用一种类似于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和思路来发展经济，则难免碰壁和犯错误。”此后，王石一直这样提醒自己，还有合作伙伴。而1994年之后，至少在投资方向上，王石掌舵的万科，都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业绩年年稳定上扬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