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许多同龄女孩一样，我好玩、爱美，吃不了苦、受不了累，渴望轻松又富足的生活。而且，必须承认，我从小就有些‘自以为是’加上‘志大才疏’。在万科的有一段儿，压力很大，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盖在头顶，想揭又揭不开，不夸张地说，甚至让我有些寝食难安。很凑巧的，当时突然同时接到了一家网站和一家投资集团的召唤。沉吟一月，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逃离，很快地向万科挥了挥离别的衣袖，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明白，我想逃离的其实只是那种压抑，而并非想走出万科的园地。我心中的万科，一直都是一片博大精深的海洋，我则只是漂在表面上的一块小小海绵，本想好好沉入海底吸纳精华，可惜，现在看来，只是‘此情可待成追忆’了。”
所以，她后来的回忆越来越清晰了。
“好了，现在头顶没有东西盖住了，可以有好多的时间去逛街购物，可以不再回家跟先生抢电脑，可以经常不带任何任务去出差……也许，从个人生活的质量来讲，得到了更多满足和空间，但，隐隐地，同时也是明显地，只要一有回忆，就有一种叫怅惘的东西令我挥之不去。”
或许，以下的这一段感悟有着相当的代表性。
“我不知道许多从别的企业到万科的‘空降兵’对万科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我想，像我们这种从一毕业就到万科的人，也许早就被万科灌了‘迷药’，血液里的每个细胞都已经被浸透，只有流逝的岁月才能让这些细胞重新从‘万字号’的标签中脱胎换骨。离开万科半年了，因为不想招来无聊人的嘲讽和评论，从未有人知道我的‘万科情结’。只是现在的同事们常常说：‘看你，怎么成天都还是我们万科这样、我们万科那样啊！’现在，有了地方可以讲万科人的故事了，我忍不住想说：其实，我真的很怀念万科，怀念每周五穿红戴绿争奇斗艳亮丽勃发的笑脸，怀念编辑部里大眼瞪小眼面红耳赤的争论，怀念一次次充满激情的快乐远游，怀念食堂里香喷喷的自助午餐，甚至怀念专门为女职员重新设计的富有情调的洗手间。”
一个老万科人的故事，最好的十年都在了万科
颜雪明1984年的时候来过一次深圳，感觉很不错，觉得比起老家西安来很不同。
所以那时候精力旺盛的他，在省政府办公厅百无聊赖的时候就琢磨起去深圳这事。
“刚好我办公室对面一个小伙子，他认识一个在深圳的朋友张某某，两人打电话的时候，我顺口问了一句，他是哪个公司的，小伙子说张某某是在万科。当时我仿佛记得在报纸，好像是《深圳特区报》上看到过万科这个名字，于是专门找来一翻，看见的正好是万科1992年的年报。我懂得财务报表，往下一看，好家伙，年利润有2000多万元，不得了啊，能养好几万人呢。”
一看万科年报之后，颜雪明胆气倍增，觉得这可能是个大庙，就来到了深圳，跟万科人事部的人见面。当时人事部经理是和蔼长者丁福源，颜雪明没有见到王石，因为那时候万科的程序还比较简单，他也只是应聘普通员工，不需要惊动大老板亲自来过问了。而颜雪明大老远跑过来主要也就是看一看万科到底怎么样。
“不看不放心啊，那个时候大家对广东企业的印象开始有些不太好的东西，怕又是什么空头骗子企业。我好歹也是个公务员，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呢。”
颜雪明看了一趟万科，胆气更壮了，回去就跟省政府秘书长辞职。秘书长说这事你得去问省长，他要是同意了，我就放你走。于是颜雪明就直接去找了省长。省长听了他的下海宣言就说，你来了这两年我都看着你呢，你也很能坐得住冷板凳，现在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啊，可以多体察一下民情和民意嘛。颜雪明也没吱声，回去见秘书长，就说省长同意了。
“当时省政府办公厅特别难进，是个肥缺，所以一般自己要走也不太有人留你。不过我当时跟单位也没有说得特别清楚，到了深圳以后才给他们去了封信，说工资就不要给我发了，关系因为还不能转，所以先放在他们那里。之前他们一直以为我只是到深圳来看看，试试水温，其实我是已经下了决心的。”颜雪明就这样成了还很年轻的万科公司的一员。
到了深圳以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特别难熬——是因为孤独。毕竟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有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熟悉的人群，一下子在37岁的年纪到了另一个城市，他回忆说“当时很唏嘘”。
“谁也不认识我，谁也不承认我，那种感觉是以前没有过的。老婆孩子都留在了西安，我一个人住在万科宿舍。当时分给我的是一个套间，里面是全空的，也只有我一个人，里面什么都没有，连床都没有，我就打了十多天的地铺。后来还是万科的老员工之一邱强用车拉着我去万科的仓库搬了张床，也是特别简陋的钢丝床。他问我搬几张，我一想，以后反正还要住人进来，不如一次搬够了。那天我就跟他搬了四五张钢丝床进去。”
不过有了床，人还是会孤独的。另外，这位刚从内地来的公务员也没有钱。
“万科当时的规矩，15号发工资，一定要先做满一个月。我去的时候好像是17号还是18号，到下个月15号就没有做满一个月，领不到工资，还要等下下个月，盘缠用尽，真是难堪啊。”
但是，虽然没有钱，不过一到万科，颜雪明马上就进入工作状态，开始四处出差。
“我是9月进的万科，10月就去了趟西安，11月到成都，12月到沈阳。当时万科要搞跨地域投资，我就算是来之能战，能不能战胜不知道，反正去了就敢跟人谈。到了1993年我就被派去大连，在大连待了整整一年，1994年才又回到了深圳。”
颜雪明用大雪的笔名在《万科周刊》上写了很多文章，其中不乏臧否人物、指点江山的文字，也以性格耿直为读者熟知。他很坦白地讲了写作的缘由：“那时候都是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跟我沟通，心里有话不知道找谁说，于是都写了出来。后来人慢慢熟了，关系也好了，大家承认你了，也就写得少了。”
1992年9月17日，颜雪明怀着比上贼船强不了多少的心情，走进和平路50号万科大门。第三天，赶上万科的八周年庆祝晚会。那天晚上，他认识了万科的各位老总，认识了公司的众多同事，也认识了万科。
“记得那天在洲际酒店会场入口，预备了许多面具。晚会一开始，王石董事长致词，掏讲稿时顺手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副面具，说：‘这是进门时发的，我把它戴上。’在与会者的欢笑声中，王石戴上面具发表了讲话。当时我极为惊讶，就好像电影里解放军战士头一回见到大首长一样。”
颜雪明当时的感觉可就多了。
“按我的常识，这样一个大单位的领导应当是非常庄重的，这样一种场合也应当是非常严肃的。尽管我平时有些小小的出轨言行，以至时常被领导寓意深长地‘表扬’为‘思想很活跃嘛’，但要我戴面具上台，那是想都不敢想，绝对认为是恶作剧。我辈尚如此，何况领导乎！领导就应该像个领导的样子。毛主席在‘老五篇’中曾批评过‘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现象，很多领导同志对此保持着极高的警惕，言行举止都透着和普通老百姓的不同。”
颜雪明最记得的一件事情是一次在省政府澡堂洗澡，他看到两位年富力强的老同志赤条条地站在墙角，边搓泥边谈工作。一位作谦恭诚恳状，似有所求；另一位则作神色凝重状，高深莫测地说：“你那个文已经收到了，要开会研究才能定。”
思维活跃的大雪目睹此状，心中感慨道：“谁说在澡堂里分不出国王和奴隶？谁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瞧咱的领导干部，在不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这个原则问题上，硬是做到了穿不穿衣服一个样。不过当时除了我这个‘思想活跃’分子外，在场洗澡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挺习以为常的，就像在今天晚会上，大家对王石戴面具讲话也不感到有什么不正常一样——少见多怪者仅我而已。”
当晚的晚会不仅序幕别开生面，接下来的节目更为精彩：各位老总和部门经理被召到台前，端坐一排，任凭小姐给扎上土里土气的白羊肚子头巾和大红腰带，上演了一出“万科乡”领导班子大改选。各个总字号人物之中：黄胜全荣任民兵营长，赵晓峰高升妇女主任，陈祖望捞到会计肥缺，丁福源担起计划生育重任，姚牧民当上基建队长，郭兆斌改行做远洋捕捞……当选为新乡长的邱强，醉醺醺地把一大串钥匙交给落选乡长、新任仓库保管员王小二（王石），语重心长地叮嘱他要接好革命的班。王石则谦虚地表示，今后自己一定要特别注意和领导搞好关系……
接下来还有姚牧民和赵晓峰的双人舞《扎红头绳》，王石、姜一、郑凯南的反串《沙家浜智斗》，刘冀民和高健重叙旧情后以一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共勉，香港董事刘元生勇夺怡宝蒸馏水竞饮冠军等等，无不妙趣横生，每每高潮迭起。
这一夜，可以说改变了大雪的一生。
“我因为和大家完全陌生而始终旁观，跳迪斯科、交谊舞时也没下场，但内心的巨大欢乐，即使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激动不已。这份欢乐后来成了我克服初来深圳时梦魇般追随、毒蛇般缠绕着我的孤独感、失落感的重要精神支柱。”
“深夜，我回到空无一人、室徒四壁的东乐花园38栋6A宿舍，躺在地铺上，听着布心路上货柜车的轰隆声和黑暗中蚊虫的嗡嗡声，久久不能入睡。四周一片漆黑，内心却被一个顿悟照亮：这是一个平等、团结的集体，这是一种自由、创造的生活；这正是我多年的追求，这里，就是我后半生的归宿。”
一桩车祸的善后
大雪作为万科人最出名的，就是在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改革开放20年制作的特别节目《20年20人》中露面了。王石入选了20人，拍摄王石那一集，就把大雪和王石冲突的一件事情作为结尾的高潮部分。一共20分钟的片子，这一段就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大雪在里面又谈了很长时间。后来有朋友开玩笑，说大雪是这部片子里面的第21个人。
当时大雪在万科任职工委员会专员，他本来对这个职务一点概念也没有。“（这个职位）好像也不是一个行政职务，在我的感觉里，就是个勤杂人员的感觉，不知道该做什么。后来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下，我一听，觉得还可以，公司挺重视这个位置的，那就试试吧。反正我们也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特别能干的人，来了就能做财务部经理、人事部经理的。好在对于这个什么专员，谁也没做过，没有规矩，每天就自己想着该做点什么就做什么。”
后来1998年北京公司出了件事，这件事情一度让王石有点措手不及。
“北京公司的一个员工半夜喝了酒，把公司的车开出去，车上还带了一个女孩，也是北京公司的。两人出去，结果车撞到树上，两人都死了。后来检测到驾驶者血液里面有酒精，所以裁定是酒醉驾驶，保险公司一分钱也不赔。那个女孩家是北京的，结果家里人就闹到公司来，说女儿死在我们公司，要个说法。公司觉得她也是受害者，于是就赔了他们家20万。那个小伙子家是内蒙古的，听说了这件事，也到北京公司来闹，公司就不愿意了——他自己酒后驾驶，给公司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还管公司要钱。但是他的父母就在北京租了房子，天天上公司来闹。”
显然，任何公司遇上了这个事情，都不会觉得很愉快，何况还是一个上市公司以及知名度正在上升的王石。
“那一年刚好王石来北京参加一个论坛，老两口又专门跑到论坛现场去，见到王石就跪下要讨个公道，搞得王石很被动。但是王石到底有点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他这个人就是平常不来劲，一有状况出现就兴奋的。他当时就对两口子说你们先回去，明天我也去北京公司看看，到时候我们再谈。”
“第二天到了北京公司了解完情况后，王石就专门到了这对夫妇的家，对他们说，这件事公司有公司的规定，不能赔钱，作为董事长也不能开这个先例。但是你们的儿子没了，我也很痛心。这样，我以后供养你们，每个月私人拿出1000块钱给你们。如果万一我在你们前面去了（那两口子的年纪比王石还小），我就让我女儿继续给你们寄钱，保证供养你们到天年。如果你们同意这个办法，我们就这么办；如果不同意，那就只能走法律途径解决了。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编导李成才一直跟着王石，这些镜头都被他拍了下来。那两口子见王石这样表态，想想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也只好同意了。”
虽然事情初步解决了，但是王石勃然大怒的一幕，还在后面。
“后来回到深圳，王石就召集我们开会讨论这个事情，问大家他这样处理怎么样。刚开始大家都不说话，后来一个同事站起来说，董事长，我觉得你这样处理也有不好的地方。王石一听就非常生气，大怒说人家儿子都死了，你们不去安慰人家，还说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那到底怎么样才好呢。当时我也帮着说了几句话，王石就更气了，说我作为专员，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就是我的失职。他说他都去见过人家父母了，我作为专员，有没有去呢。我当时也很委屈，我在深圳，这是北京的事情，没有人安排我去，我就贸然跑到北京去插一脚，又算什么事呢？王石当时是大发雷霆，在会议室里大骂我们，抓住一点，就一直生气下去。虽然没有针对具体人，但是火气确实很大。”
颜雪明也是个直性子，对于王石的发火，他有他自己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