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孙子兵法智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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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谋攻篇(3)

4.量敌用兵,灵活指挥

量敌用兵,是指军事指挥员在谋划作战时,要根据敌人的各方面情况,合理的确定和使用自己的兵力和战法。它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阐明了这样一条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凡“用兵”必须先“量敌”。

原文: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译文:

因此,用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我军有十倍于敌的兵力时,就四面围困敌人;我军有五倍于敌的兵力时,就采取攻势作战;我军有两倍于敌的兵力时,就设法分散敌人,以求吃掉敌之一部或大部,进而各个击破敌人;我军与敌人兵力相当时,就出奇设伏,果断地战胜敌人;我军兵力比敌人在数量上少时,就要躲避、摆脱敌人,实行退却,坚壁固守;我军兵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敌人时,就应主动守而不战,坚决避免决战,等待在有利的地形、有利的时机再寻敌作战。所以,应注意的是不要用对付弱小敌人的办法去对付强大的敌人:在小敌面前是强者,而以同样的兵力对付大敌就将被敌人所打败擒获。

解读:

孙武在兵力的部署使用上,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本篇中认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是孙武关于审己察敌,量力用兵,分合为变的胜敌原则,反映了集中兵力确保必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在战场上,一支精锐的部队在平庸的司令官的指挥下,难以创造奇迹;而一支并非精良的军队,在一位精明统帅的指挥之下,却能创造奇迹;如果将帅才能超人,而军队精良,则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因此,“分合为变”的关键在于指挥员要审时度势,把握战场全局,决定分合。

战争史证明,指挥官在战场上的英明决策,积极的行动和大无畏的精神,无疑是胜利的保障,特别是在交战双方条件十分相似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战争中,所有的参与者特别是将帅必须面对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决定“分合”对策。敌我双方都以各自的目标追逐胜利,而胜利只属于一方。在双方实力相当时,谋策优良者取得胜利是无疑的;在敌强我弱时,只能以最优谋策,退避一时,保存实力,以求完成我方的战略目标;在敌弱我强时,虽说可以“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但是战场上风云莫测,过高地估价我方的力量,过低地估价敌方的力量,也是可怕而危险的,所以仍需谨慎谋策。

孙武的“分合为变”战术思想为历代将帅所推崇。后人继承总结孙武的“分合为变”思想,多加以发挥广大。在“三十六计”中,以“李代桃僵”一计概括之,并注文:“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即是指在敌优我劣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将帅在兵力部署上要善于变化,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也就是说,“分合为变”的中心思想应当是,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趋利避害,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反对教条式的死搬兵书。

爆发于公元1641年春至1642年秋的李自成进军中原之战,是农民起义军成熟与壮大的标志。这次战役,为李自成后来进攻北京,灭亡明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战的胜利,表明了经过十几年的军事斗争,李自成不但拥有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学会了量敌用兵,灵活指挥的能力。

明朝末年,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及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使广大农民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二月,爆发了陕西农民大起义。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陕西农民起义军由于内部不团结,缺乏作战经验,在明廷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下,起义军纷纷投降,起义一度陷入低谷。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五月,李白成东山再起,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春,攻占了河南洛阳,陕西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面对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日益壮大,明廷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围剿。于是,李白成率军与明廷官军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五次大战。

项城之战。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起,李白成率兵转战豫西、豫南地区。七月,与罗汝才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合兵,势力更加强大。明廷得知情况,令原兵部尚书傅宗龙率陕西军专门进攻李自成。九月初四,傅宗龙率总兵贺人龙、李国奇所部陕西军2万人,保定总督杨文岳率虎大威所部保定军2万人,在新蔡(今河南新蔡)会合,准备渡洪河北上。李白成得知情况后,命令起义军主力在孟家庄(今河南平舆东北)附近的树林中设伏,一部兵力在洪河上游架桥佯渡诱敌。九月初六,明军侦探到起义军正在渡河,急令军队火速向西击敌。中午时分,明军到达孟家庄,人马休整,埋锅做饭。这时,设伏的起义军突然发起攻击,明军顿时大乱。总兵贺人龙、虎大威怯战率部仓皇逃跑,李国奇寡不敌众战败退守沈丘(今河南沈丘东南)。军情传来,傅宗龙及杨文岳急忙将兵会合于火烧店(今河南项城南),共同抵抗起义军。当夜,杨文岳军大部怯战,挟持杨文岳逃至项城,后又龟缩到陈州(今河南淮阳)不出。傅宗龙只得一面孤军抵抗起义军进攻,一面派人命贺人龙及李国奇增援,贺、李托辞不理。十八日夜,傅宗龙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率兵突围时,被起义军俘获斩首。

襄城之战。项城之战后,李自成率起义军继续转战河南。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正月十五日,起义军将增援开封的左良玉军包围在郾城之中。明廷令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傅宗龙死后被提升为总督)前去解围。二月,汪乔年率拼凑的3万人马,任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为总兵,采用“围魏救赵”之计,进攻起义军后方基地襄城来解郾城之围。二月十二日,汪乔年亲率骑兵2万人攻占襄城得手。令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各率一路兵马,防守在城东40公里处,准备袭击回救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此计果然奏效。李白成得知襄城落人敌手后,认为郾城一时难以攻下,汪乔年立足未稳,为消除腹背受敌的威胁,遂亲率数十万主力回救襄城。正当汪乔年打着如意算盘之时,谁知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军面对李白成农民起义军的进攻,闻风丧胆,不战而逃。汪乔年只得退守在襄城中,拼命抵抗。二月十七日,起义军攻人城中,俘杀了汪乔年及部下将领。

朱仙镇之战。襄城之战后,李白成决意攻打开封,实现“据河洛,取天下”的目标。首先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克了开封附近的大部地区,储备粮草,孤立开封。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初二,起义军开始对开封长期围困。崇祯帝朱由检得知起义军再攻开封,责令督师丁启睿与保定总督杨文岳督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安国等四镇兵共10万余人(号称40万)火速驰援开封。五月中旬,明援军到达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以东的水波集。李自成得知明军动向后,遂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困开封,亲自率主力部队预先抢占朱仙镇西南有利地形,沿洧水河挖壕沟,深宽各1.6丈,长数百里,断绝了明军的退路,待机歼敌。明援军系临时拼凑组合而成,内部矛盾重重,各镇将领不听统一调遣。五月二十二日,起义军筑起3座土山,架设大炮,居高临下,攻击明军。左良玉为保存实力,当夜拔营逃跑,明援军顿时大乱,全线崩溃。丁启睿和杨文岳逃到汝宁,左良玉率军逃窜中遇到起义军挖筑的长壕,只得下马越壕,争相逃命,相互践踏,大部惨死长壕之中。左良玉侥幸逃脱,逃奔襄阳。

郏县之战。朱仙镇大捷后,五月二十五日,起义军继续围困开封。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九月,开封被围达3个多月,城内饥荒盛行,百姓饿死众多。明廷为解开封之围,从开封城西北的朱家寨掘开黄河,企图水淹起义军。李白成发觉后,将部队安全转移到高地。恰逢连降暴雨,黄河骤涨,越过堤坝,开封城一片汪洋。开封被淹后,李自成率起义军也随之西去,准备夺取关中。六月,明廷令陕西总督孙传庭出关,继续围剿起义军。九月底,孙传庭到达潼关,得知开封被淹,转兵向南阳方向进发。十月初,进至郏县,得知李自成率起义军正在西进,便设下埋伏,并以部分兵力佯败,引诱起义军上当。李自成不知是计,误入孙传庭设下的埋伏圈,损失千余人。李白成及时下令撤出战斗,向东退出,并故意沿途遗弃衣甲财物,明军争利,阵势大乱。李自成乘机反击,罗汝才也率后续部队赶到,夹击明军,歼敌数千人,孙传庭率残兵逃回陕西。

汝宁之战。郏县之战后,李白成权衡利弊,决定进攻汝宁。得知起义军南下的消息后,在项城和朱仙镇两次败于李自成的汝宁守将杨文岳不敢大意,亲自部署防御。他以监军佥事孔贞会率领的川军防御城东,杨文岳率保定兵防御城西,企图东西呼应,背城死战。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闰十一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进抵汝宁,根据杨文岳防御部署,李白成采取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攻打城东孔贞会。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起义军大败川军后,全力进攻城西。进攻城西时,李自成施放大炮,痛击杨文岳部。杨文岳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守城中,负隅顽抗。十四日,起义军开始攻城,数百架云梯架从四面八方架上城墙,起义军英勇顽强,冒着守城明军射下的石块和箭矢,一鼓作气攻进了汝宁县城,活捉了杨文岳及部下将领。杨文岳拒不投降,后被起义军处死。

中原五战,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取胜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李自成的量敌用兵,灵活指挥是取胜的重要保证。在今天,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对作战指挥的影响巨大,要做到指挥灵活、及时、有效,必须积极研究作战指挥的新方法、新途径、新手段。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攻击武器向小型化、高精度、大威力的方向发展,过去那种认为“兵力数量越多越好”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因此,“量敌用兵”特别注意不能单以数量的多寡来判断兵力、兵器的聚散,判定作战效益的大小,判断作战力量的强弱。而要看这个“量”是由什么“质”组成,以及这个“量”是如何组合。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使用和分配兵力、兵器,始终保持歼敌所需要的合理优势,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5.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人才是社会宝贵的财富,有了人才,就有技术,就有产品,就有市场。但人才之中最可贵的将帅之才,他们是精英人才、战略人才,也就是我所说的强人。

原文: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译文:

将帅是国家君主治国安邦的辅佐,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就像加固在车轮外侧的两根附木一样,起着重要的辅佐作用。将帅如果才智周备,辅助国家君主能团结一心,各地军事布防坚实周密,社稷江山就会安全,国家就一定强盛;将帅如果才智不全,与国家君主彼此关系不协调,在军事布防上有空隙缺漏,社稷江山就会出现危险,国家必然就会衰弱。

解读:

孙子把深知用兵之道的将帅看作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自古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贤能之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在这里,孙武竭力宣扬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所谓“将者,国之辅也”,辅佐得周密,国家就强盛;辅佐有疏漏,国家必然衰弱。这就像光有灯而没有电,灯是亮不起来的一样。只有双方相辅相成,才能发挥极至。这样就把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不仅关系战争胜负,而且事关民众生死、国家安危存亡的战略高度。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打仗的各类指挥人才。注意识别、发现和培养、选拔一批能担负起新世纪重任的军事高级指挥人才。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深切地感到军事人才在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古人云:“若非行久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这就是说,若不是先主刘备三顾茅庐,谁能认识隐居茅庐的龙——诸葛亮。

刘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但是他身边无人可用,想要实现自己的鸿图大业又谈何容易,因此,刘备时时刻刻都在想招揽天下能人。偶然的机会,刘备遇到了司马徽,与他谈到自己要创立一番事业,可又无能人相助。于是司马徽便说:“离这里不远就有卧龙,还有凤雏。只要你能请到其中一位,就可以夺得天下了。”刘备谢过司马徽带着手下回到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