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这是对浙商庞大队伍的一种最为精辟的描述。浙江商人被誉为当今中国最具人气的“财富制造商”，是最会赚钱的人群。他们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是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他们将踏实敢干的企业家精神传递四方，用他们自己的经营观念和方式影响着各地的商人。浙商最具可学性，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是普通百姓。他们有的资本和知识，你可能同样拥有。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着去经商，而且可以很好地去经商。
1.浙江的商业起源
浙江省简称浙，位于东海之滨。面积十万多平方千米，人口四千多万，省会杭州，有汗、回、满等民族。是我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浙江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和建国后的考古发现，在浙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早在10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存。197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建德县李家乡新桥村乌龟洞内，发现一颗古人类牙齿，经鉴定，这颗人类牙齿属于智人型，距今已有10万年，定名为“建德人”。其后，大约在7000年前至4000年前，在浙江就已经建立起可以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相媲美的灿烂的史前文明，并形成了自己区域的文化特色。秦汉中国统一以后，浙江人民为开发本地文化，改变浙江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积极进取，辛勤劳动，学习中原文化、楚国文化、吴文化之长，不仅改造了本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而且创造了丰富优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成果，使浙江从一个“南蛮驮舌”之地，发展成为文明富饶的“文化之邦”，“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从而为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地处东海之滨，居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内陆河道纵横，交通方便，与外地联系便捷，加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三国、南朝时，宁波、温州“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宋市舶，遥达海外”。隋、唐五代时期，宁波、温州都是贸易港口，泛海兴贩的浙江商人从宁波温州出发，横渡东海，到日本岛、高丽。当时大商人李邻德、李延赤、李处人等皆自备船舶，往返日本、高丽于宁波、台州、温州等港口之间。两宋期间，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官方都设立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与高丽、真腊（柬埔寨）、日本都有商船往来。在开放港口，官方设立宾馆，以接待外国使节和商人。
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宁波人成为中国商人中的佼佼者。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宁波商帮成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化现象。大约在明朝天启、崇祯以后，宁波商人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当时江南经济繁荣发展，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宁波地区出现“士庶并营有无”的现象，不少大的商业豪族在这一时期产生。宁波鄞县的药材商人在北京建立了鄞县会馆。最初的商人会馆，本是一种松散的组织，仅为同乡商人提供种种方便，而鄞县会馆已不单具有这方面的作用，它还成为宁波商人在北京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场所，是宁波商人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清代，宁波商人的足迹已广布大江南北，宁波商帮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鸦片战争后，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1843年，宁波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贸易发展前途的通商口岸向西方开放，宁波商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时，很多商人充任买办，这使他们逐渐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经营管理思想和方法，具有西方经商手段和技术专长，与中国传统的商业经营思想结合后，宁波商人如虎添翼，不少买办后来都成为民族资本家，他们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行业、资金、货源方面的优势，把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起来，使宁波商帮以全新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的商帮之列。在宁波商人身上，充分体现了江浙传统文化性格中那种地缘凝聚精神、开拓精神和求实精神。他们敢为天下先，善于把握时机，精于企业管理，能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他们能及时调整经营方针，以灵活的手段和方式开拓市场、占有市场，把商业资本利润投资于产业，使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紧密结合，从而不断发展壮大。宁波商帮经营的行业众多，其中以金融业和航运业最为出色，金融业是浙江财团的中坚，而航运业则全球闻名。
虞洽卿，名和德，浙江镇海人。1892年进入德国鲁麟洋行任跑街，后升买办，1902年后，先后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和荷兰银行买办。不久自己开设惠通银号，又发起组织四明银行，从此发迹。他利用掌握的银行财力，投资商业与企业，使金融业与工商业紧密结合，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有轮船20余艘，最大的有2700吨，最小的有1700多吨，以后又担任了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上海总商会的会长。他根据上海发展趋势，预料上海的繁荣地段必将拓展到苏州河以北，于是事先在宝山路顺福里和海宁路东唐家弄等处购置大片地产。当时那些地方人稀地偏，同行中有人见他在如此荒僻的地方买地皮，大为不解，可事隔不久，这一带地价猛涨，虞洽卿坐收地利。
宁波商帮初进上海时开了许多钱庄。上海开埠后，钱庄业发展很快，至光绪初年已达400家以上，成为上海金融界的支配势力。江浙财团的浙江系由于从事金融业较早，积极与外商贸易，积蓄了巨额资金，从事金融业的人数众多，因而在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金融市场的动荡时期内，浙江系发展很快。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于1949年，是由浙江铁路公司为修筑浙江铁路（今沪杭甬线）而发起组织的。浙铁公司在该行的投资占其总资本的44.5%，其余的则为私人股份。1914年，浙铁公司收归国有，浙兴成为完全的私股银行。从1915年起，宁波人叶揆初出任董事长达30年之久。浙江实业银行创办于1908年，是浙江省政府与民间合作经营。1923年，浙江实业银行成为完全商办银行，由浙江财界的巨头李铭任董事长。在上海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江浙财团中属于浙江系统控制的银行和钱庄数量较多，除了中国、交通、浙兴、浙实等行外，还有四明、中国通商、永亨、道一、中华劝业、百汇、煤业、江南等十余家较大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它所控制的钱庄数量更多，有元盛、仁亨、永聚、永余、永丰、安康、同华等等。到20世纪20年代末，江浙资本集团成为中国金融界的中枢，它利用自己巨大的财力，支配并操纵着福建、安徽、山东等地在上海的金融势力。江浙财团中的浙江系的主要力量虽在金融业，但它们在工商界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他们利用掌握的银行财力，投资商业与企业，其中最大的目标是航运业，他们创办了三北、鸿安、宁绍、恒安、文纪、元一等轮船公司。除航运业外，在棉布、纺织业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值得一提的，中国第一家味精厂，就是宁波商人所办。
宁波还出了两位世界级的船王：包玉刚和董浩云。包玉刚1918年出生于宁波的包氏祖居，1931年13岁的包玉刚小学毕业后，就只身去了汉口，1946年，已经是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1955年转营航运业，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宁波人那种特有的经商天分，1975年组建了环球航运集团，当年就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1981年环球航运集团的船队已拥有轮船120艘，总吨位2100万吨。他除在香港设立总公司，还在百慕大、东京、伦敦、纽约、里约热内卢、新加坡设立了20多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正当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处于巅峰之时，他预感到两伊战争对石油产量的影响必然会殃及油船运输，便陆续卖出所有船只，及早抽出资金，投资香港地下铁路和隧道并出任董事长。能在事业高峰，处于大赚钱之际，预见潜伏的危机，适时抽出资金转向新兴的香港地铁和航空事业，表现了包玉刚的过人之处。
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对大陆社会变革的不理解，大批宁波商人迁居海外，散居于香港、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地。他们继承宁波商人的传统人文精神，不少人成为当地商界巨子，现在海外的宁波商人约有30万人。在香港，宁波商帮的力量最大，除包氏家族、董氏家族外，还有纺织业巨子、南联实业主席安子介，原中华商会会长、幸福集团主席王宽成，棉纱大王、南丰集团创始人陈延骅，影视巨富、邵氏兄弟公司的邵逸夫等。
温州是浙江著名的侨乡。温州人移居海外，历史悠久。《温州市志》记载：宋真宗咸平六年（998）温州人周伫随商船到高丽经商，结识高丽人蔡忠顺，蔡知其才，密奏王廷，“留之，初授礼部主簿，不数月，除拾遗，遂掌制诰”。南宋淳佑枯年间（1241—1252）永嘉人王德用赴交吐（今越南）经商，拜见交吐国国王，因王德用聪敏而富有才艺，交耻国王亲与宴会，厚礼留之。景定年间（1261—1262）永嘉人薛氏移居真腊（今柬埔寨）。明清两次海禁，温州人移居海外较少。清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五年（1847—1866），洋人到平阳县招募苦力赴古巴哈瓦那，清光绪三十年（1904）又有人去南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数年中，温州、处州两地，即今瑞安、瓯海、青田三县山区农民和手工业者相继赴日本做工和经商人数高达5000余人，30年代初至抗战时期，温州人赴南洋各地做木工或经商者人数骤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改革开放时移居海外的高达83603人。（据《温州市志》卷九载：1994年底统计温州市海外华侨已达24.8万人。分布世界五大洲65个国家和地区。部分从事挖土、挑煤、运输等苦力劳动，一部分从事木器业、皮革业，一部分从事餐馆、面馆等小商贩，获利较少。
温州人经商与宁波商帮不同，做生意不分大小，赚钱不嫌小利，往往从小处着手，从小商品着手，只要市场需要的，不管产品价值高低，只要有利可图，温州人就会涉足其中。温州人能吃苦，生存能力极强，走到哪里都能生根开花结果，被人誉为中国的犹太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人说：“青田人了不起，30年代我在德国就碰见不少，他们往往是背着一包石头，带一点干粮，沿路叫卖，得到足够的钱再往前走，横穿中国，过中亚，直到欧洲。有一次一个青田人吃了官司，德国的地方法院传我去做翻译，结果还得组成一个翻译班子，由一名中国人先把温州话翻译成普通话，我再译成德文。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话语不同，但就凭一张各地通用的护照生活，真是有非凡的生命力。”与宁波商帮大气派不同，温州的大多数人在低层次中奔波徘徊。温州人的扬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外流”的传统使温州人遍布于中国的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据统计，现在有80多万温州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温州店”、“温州村”、“，温州城”等遍布全国城乡。温州民谣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温州人的性格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会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费孝通先生说：“温州的传统是‘八仙过海’，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俺苏南模式是‘牛郎织女’，半工半农；你们温州人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优秀的商业人文传统
浙江人很会做生意，经常走南闯北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受。而浙江人会做生意是建立在传统继承的基础之上的。创造精神、开放精神、思想解放精神、求实精实是商业精神的基本要素，长期影响着浙江人的心理气质。
明清时代，政府禁止海贸，宁波、温州走私活跃。
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温州等地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浙江商人开始迅速崛起。在重商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经商传统得以继承并极大地发挥，将其经商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宁波商帮”对中国近代工商业之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素有经商才能的浙江人又有了发挥专长的环境，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浙江商人大批涌现，占据了各地的大部分市场，各级市场联通四面八方。浙江人不无自豪地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就到哪里开出一个市场来。”
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浙江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
明朝时，大批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而浙江临海，是我国商品经济的发源地之一。这些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不和谐的文化因子极大地影响着浙江人的文化心态，商业传统被发展、继承下来，一直影响到近代及当代的浙江人。
人们把浙江文化的优秀传统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创造精神
浙江商人敢为人先，不畏艰险，他们不会固守一个经营领域而不动，经营以远见的眼光去创造新的领域。
（2）开拓精神
浙江商人有着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它是一个地域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并存的浙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