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还非常善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将文化知识作为取胜的法宝。汪绍铨先生在《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说：“徽人往往以《货殖列传》所载的商界先贤为榜样，进行远途冒险经营。明嘉靖年间，徽商许我秩就是读了《货殖列传》，不顾路途遥远，前往四川成都从事商业活动的。”歙人闵世章少孤贫，九岁辍学。长大后发愤自学，精通文史。一日读《史记》中的蔡泽传，对蔡泽赤手而取富贵的事迹赞叹不绝，遂立志法其所为，只身奔赴扬州，为一家盐商管理帐目。数年之间，他摸清了盐业的行情，于是自筹资金，独立经营，后来终于成为“家资百万”的大盐商。
徽商贾而好儒，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中，善于运用心计，精干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
安徽人是星空，点点繁星交相辉映。安徽人不管做什么，都不愿意放弃“文”的情愫。
明代欲人黄镰，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于“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清代商人叶天赐，生性聪颖，工诗词，擅书法，因为家贫而经商，具有深刻的洞悉市场的能力，常常是“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扬州富商。
还有一些有文化的徽商，因为善于操持生财之道，竟然成为众商赖以经营的智囊。明朝万历年间，在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商吴彦先，有闲暇就浏览史书，和客人谈论古今得失，即使是当时的许多大儒业自愧不如，所以博得了众商的拥戴，所有的营运都按照他的筹划来实行。他“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这种能力，即使在今天，仍是很少见的。
“贾而好儒”还使徽商可以更方便地与“官”相结合，通过“官”的力量来获取利益。要么是通过结识官吏，要么是让家族中的人直接进入官场，“贾儒的结合”最终都会变成“官商的结合”。而在商场中，官商结合，永远会获得最丰厚、最稳定的回报。
好儒使徽商在商业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是到明朝后期，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的竞争则明显处于下风。虽然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文化因素则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清朝的刘于义曾在一份奏折中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结果是俊秀弟子虽然从贾，但是没有知识，必然对商业有影响。
“好儒”的习惯，使徽商在整个经营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儒家的精神融入到商业活动这中去了，可以说，没有“好儒”的精神，就没有徽商的成功。
如今，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牛”了，但是尚文的传统仍然执著未变。基于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商业传统，在与安徽商人做生意打交道时应多打文化牌。正视安徽商人的广博知识，讲求诚信；要多与他们谈论文化事，才能接近他们，并博得他们的好感；可以多做文化方面的投资。
5.徽商的风格
经商不论古今，在商场上打拼的人，从徽商身上或许可以找到立足于商界的法宝。
“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这是世人形容徽州人从商风格的一段话。虽然略带夸张和讽刺，但却生动地概括了徽商经营的风格。
徽商做生意并不局限在某个领域，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甚至可以将不赚钱的行当做得赚钱。“其地无所不至”，是说只要能够赚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徽州人本来就视出外闯荡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有利益的驱动，当然就更是如此。“其时无所不鹜”，是说徽商做生意，特别讲究时机的把握，也特别善于把握时机。徽商在拥有了一定的资产后，就已经不再满足于一些微小的利益，而是追求高效高利，将大富作为自己的经商目标。“其算无所不精”，是说徽商人精于算计。“其利无所不专”，是说徽商做生意对利益是锱铢必较。“其权无所不握”，是说徽商在做生意的时候，十分注意权力在商场的重要性，只有“官商”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利益。
掌握经商的环境、时机，是一个商人的谋略，而为了利益“无所不至”、精于算计，做生意锱铢必较，则是商人的一种追逐利益的基本精神。这个特点，尤其被世人所误解。外地人常常称呼徽商为“徽州朝奉”，带有许多鄙视的意味，至今江浙一带熟悉风土掌故的老人，仍然会说出“徽州朝奉锡夜壶”之类的调侃来。在人们的眼中，徽州朝奉作为商人的性格特征是“蝇营狗苟”，著名学者胡适是徽州人，他在晚年口述的自传中提及徽州朝奉时说：“朝奉的原意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意，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顾赚钱。”其实，徽商这种惟利是图的风格，是一个商人必须具备的。徽商之所以受到如此刻薄的嘲讽，无非也是在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对商人的一种误解而已。
为了追求高效益、高利润，徽州商人往往周游全国，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发展，哪个行业有利可图就经营哪个行业。歙县商人黄豹，少年家境贫寒。成年后辞别父母，挟资游荆襄南楚，但获利很少。见此，他便果断地从荆襄撤资转徙淮南从事盐业。结果，仅三年时间就由一个小商人变成一个富贾一方的巨商。
而注重“官商”的结合，则不得不承认徽商做生意的大局观是很强的。徽商的成功，其实也靠着这一点。在商场上的得心应手，首先必须建立在官场上的游刃自如。封建统治本来与自由贸易在本质上就是互相抵触的，徽商要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必须顺从这种社会制度，徽商们依附于封建势力的荫庇，从而获得巨额垄断利润，这样的做法也许在今天违背自由贸易的原则，但是在封建时代，却是一个无奈但又明智的选择。徽商团体的成功秘诀，的确有一些畸形，却十分独特。事实也证明，徽商正是依靠这个秘决，取得了成功。
6.缺乏自觉的商业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出了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年广久，他凭着一把锅铲，在几年内，炒出了百万资产，成了中国最大的个体经营者。然而1990年6月，年广久被指控犯有挪用公款罪、污罪、流氓罪。法院经过认真审理后认为，“所谓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贪污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流氓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在三次取证后，法庭于1991年5月开庭审理，以流流氓罪判处年广久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
1993年3月，年广久在被关押了两年半后，释放回家有趣的是，年广久对法院的判决心悦诚服，并多次流露感激之情。
年广久这位无业市民，充当了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了商品经济济的冲浪儿、弄潮儿，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但是，出身小商贩家庭的年广久，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文化，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他的思想、行为方式乃至性格，都有着小生产者阶层深深的烙印。这样，小生产者与大市场的矛盾在他身上就极难调和地表现出来，以至于他成为了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根据史料记载，后辈徽州人走上从商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类：
（1）为家境贫困所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