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历代赋评注·宋金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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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宋金元赋概述(5)

郝经(1222-1275)是理学家赵复的弟子,又是文学家元好问的学生,还是元好问的老师郝天挺的孙子,金朝灭亡时,他才12岁。他生于金,仕于蒙古忽必烈,实际因为充任蒙古军的使宋使而被长期扣留在南宋。他的《陵川集》中存赋15篇,也都是古赋,其风格有与元好问明显相似之处,可看作是金赋的殿军和元赋的开辟者。因为他抱有亡国破家之痛,童年亲受过离乱的苦难,亲眼看到过广大人民的疾苦,所以在其诗文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广泛而深刻的。在元朝,他虽以新朝的谋士身份进行活动,但又常以金朝的忠烈者而自期,其《铜雀台赋》《虎文龙马赋》等,都表现出了他的这种思想和情绪。《四库全书总目·陵川集提要》说他的文章“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冠军楼赋》《泰山赋》《牡丹菊赋》《幽诉赋》《秋风赋》等等,也确实雄健豪壮、骨力劲道。他的《怒雨赋》写得尤为壮采。本赋题下注明写作时间为“己酉(1249)五月十三日”,当为他出仕蒙古之前的早年之作。他把人们所熟悉的暴风雨写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并把这一自然现象与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和自己丰富的想象完美地结合起来,赋予自然现象以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并以赋明志,写出了自己独立不惧、履险如夷的个性和气质,暗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处世态度。文笔刚健、雄浑、挺拔而简练,似乎比苏过的《飓风赋》更高一着,在赋物寓理的赋作中,确是不可多得的。

王恽(1227—1304)也是当时的大家,长于文学而又有史才。他多次上书主张保护科举中的词赋科目,为律赋的地位辩护,但他自己却又不作律赋,只为文士步入仕途呼喊,只把律赋作为进入文学殿堂的台阶而已。其《秋涧集》今存赋10篇,也都是古赋。著名的《菇野菊赋》《三峰晴雪赋》《吊廉将军墓赋》等,大都苍劲而畅朗,表现出关切时事的思想感情,亦有元好问的遗风。

王旭(生卒不详,约生活于世祖、武宗时期)一生未登仕途,故常拟屈原的遗意为赋,情思悲怆而体气却甚豪迈,《兰轩集》中存赋10篇,也都是古赋。《爱河赋》痛恨世道衰微、晚节末路;《困骥赋》以困骥自喻,展示自己倜傥不羁的品格;《离忧赋》更写春愁秋悲、凄风苦雨的情状,表现出理想和现实相忤的自悲心态,显然更具有时代意义,而《鸣鹤赋》也写得很有寓意。

戴表元(1244—1310)在南宋因兵乱而不仕,入元后亦不热心仕途。他少从王应麟游,学有渊源。鉴于宋末文气萎弱,他“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四库全书总目·剡源集提要》),其《剡源集》中存赋14篇,也都是古赋,代表作有《耕宽堂赋》《可竹轩赋》《寄安斋赋》《碧桃花赋》等等,大都深沉雅洁,化腐朽为神奇。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名重当时,其赋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刘因(1249—1293)是一位理学家,有《四书集义精要》传世。他为人正直,性不苟合,元王朝多次征诏,皆以故不就,采取了与元蒙贵族不合作的态度,被元世祖称为“不召之臣”。其名作《苦寒赋》描写春至而寒威犹盛,致使贫苦人家“火如红金,薪如桂枝,儿号妻哭,痛尽伤悲”。全赋明写春寒,实喻政治气候,比较深入地反映了蒙古贵族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全赋有描写,有议论,笔力苍劲而气势雄健,从中透出宋赋向元赋过渡的痕迹。而《渡江赋》也写得恢弘大气,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可说是元赋不可多得的佳作。

赵孟(1254—1322)是宋皇室的后裔,我国著名的书画家。他入仕事元,内心颇多矛盾,但为政尚能兴利除弊、体察民情。其《松雪斋集》今存赋5篇。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处境,所以赋中虽多慨叹故国沦亡、身世沧桑之情,但不敢言世情、指摘或揭露元朝的黑暗,故赋风蕴藉清婉、墨淡言温,透露出一股清新秀丽、简练超俗的风韵,著名的《纨扇赋》《修竹赋》《吴兴赋》等就表现了这些艺术特色。特别是《纨扇赋》,表现“用舍有时,出处有宜”的“行藏任道”的思想,不从遇与不遇上着笔,别出新意,境界颇高,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无可奈何而又聊以自慰的心情。《修竹赋》摹形涂色,渲染情境,语意婉转而有神韵。《吴兴赋》虽气势雄健,亦情韵流转,景色相宜,颇具恬和豫畅的艺术特色,可以说是书画家为赋的艺术体现。

袁桷(1266—1327)是元王朝前期存赋最多的作家。少为丽泽书院山长,后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后迁侍讲学士,朝廷的制册、勋臣的碑铭多出其手,是大德、延祐年间的著名学者。其《清容居士集》存赋22篇,以《导游赋》《椿堂赋》《凝云石赋》《桐柏观赋》《玄云石赋》《息斋赋》等最有名,大都咏物抒情,真切感人。《导游赋》表孤介,《玄云石赋》抒怡情,语言清新,境界幽静,流露出退隐山林、以节操自守的淡雅心情,显示由宋赋多说理向元赋重抒情转化的倾向和趋势。

这时期重要的赋家还有刘埙(1240—1319)、任士林(1253—1309)、陈栎(1252—1334)、张养浩(1269—1329)等人,他们都有较多较好的赋作传世,如任士林存赋18篇,陈栎存赋15篇。刘埙的《观雨赋》《迎春赋》《养生赋》,任士林的《悯己赋》《翰音赋》,陈栎的《大禹惜寸阴赋》《黄山堂赋》,张养浩的《白云楼赋》《鹦鹉赋》等等,咏物抒情,大都写得清新明畅,风韵动人,在促进元赋的发展衍化中,各自起了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元朝前期是元赋创作的高潮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宋代的文赋向古体赋转化,以理入赋的赋风衍变为以情驭赋,从而形成了元赋写作的特点和风格。

在元前期赋作的基础上,元后期的赋作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在延祐年间(1314—1320)科举考试变律赋为古赋及元初文学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当时,社会矛盾特别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也更加突出,社会混乱,政局动荡,人生坎坷,所以从思想内容上说,关心现实、暴露矛盾的作家作品比前期大大增多;从赋的体制和风格上说,抒情成分更浓,“祖骚而宗汉”的复古倾向更重,骚体赋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而真正完成了由宋赋向元赋的转化,构成了元后期赋作更复杂的内涵。其中,既多愤激的呼号,也有平和的咏叹,其作家又多由担任过考官、学官的儒生和由科举出身的文士所组成,从而更加巩固和扩大了文儒相兼的赋学队伍。程朱理学虽然是元朝后期的官方哲学,有些赋家也不免沾染了理学家的迂腐气味,但有成就的作家们,却能在向理学家靠拢的同时,又能超脱理学家的绊羁而争取赋作的文学独立地位,向诗骚靠拢。如果说,宋金之赋是向散文说理化衍进,而元后期的赋则又表现出向诗骚的抒情化回归。这时期赋的创作非常繁盛,赋家赋作数倍地超越前期,其中著名的就有虞集、刘诜、马祖常、许有壬、朱德润、杨维桢等人。

虞集(1272—1348)是著名理学家吴澄的弟子,元成宗大德初年曾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后历国子助教、博士、太常博士、秘书少监、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学者。他主张选用儒学之人为官,以造就封建统治人才。但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极力反对元王朝所推行的民族仇杀政策。但是由于遭受蒙古贵族的嫉视,多次向朝廷提出的建议不仅没有施行,反而遭到疑毁。因此,他的作品没有理学家的迂腐气,反而时常流露出抑郁不平之感。其《道园学古录》存赋4篇,以《画枯木赋》最有名。全赋虽然短短几句,却能再现画中枯木的精神状态,曲折地反映出作者虽缺乏生气但仍保留着一定的傲岸之气的性格,是当时处在民族歧视重压下的文人志士的心态写照。赋文简练而有情致,是一篇优美的咏物抒情赋。

刘诜(1268—1350),一生不仕,刻意学古文而又能自出机杼。他赋学欧苏,但不以模拟字句为古。其《桂隐文集》存赋13篇,多为古体赋。《白雉赋》《芳草赋》《兰亭赋》是他咏物抒情赋的代表作。特别是《兰亭赋》,假借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一生死”、“齐彭殇”几句话生发,使老庄玄胜之谈蜕变为现实的哀怨苦情,抒写怀旧伤国的民族感怀。

马祖常(1279—1338)为元王朝的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累官至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为政公平,廉洁奉公,体察疾苦,同情百姓,正直敢言,不畏权贵,其《石田集》中存赋5篇,大都鲜明地反映出作者仕途中的真实心情。其中,以《伤己赋》《悠然阁赋》《适忘赋》为代表。《伤己赋》表现自己不满现实、奋发自励、不与流俗合污的高贵品格和政治抱负,同时也抨击了当时政局的混乱和腐朽,在当时影响很大。后两赋表现自己问心无愧、高视尘俗、悠然独往的情怀,也是抒情述志佳作。看得出,他深受屈原的影响。

许有壬(1287—1364)是延祐年间进士,曾任中书左丞等职,其《至正集》存赋7篇,其中《云庄赋》阐明人生意趣,事理深切,简雅高古,情蕴中透露出英迈之气,是元末古赋的佳作。

朱德润(1294—1365)也是一位儒学官吏,做过国史编修,征东儒学提举,《存复斋文集》存赋4篇,以《雪猎赋》《幽怀赋》为代表作。前者为元英宗命作,文虽嫌疏浅,但敢于跟皇帝抒发对腐朽政治的讽刺和谏诤,其胸襟的直爽、泼辣和大胆,还是令人敬佩的。其《幽怀赋》简练、犀利的笔触,揭露至正年间(134l—1368)农民起义前夕的黑暗现实,文辞锋芒毕露,具有重大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杨维桢(1296—1370)是元末唯一留有赋作专集的大赋家,其赋数量之多,不仅为元人赋家之冠,而且也前无古人。他60岁时,正值朱元璋灭元。朱元璋曾以安车征诏他,他却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谢辞,看来是位狷直而有气节的人。他能诗善文,尤工乐府,是元末的诗坛领袖。诗风纵横奇诡,文风清晰流畅,人称“铁崖体”。其赋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讽刺性,笔力雄健,语言简明。《承露盘赋》批判神仙迷信,《乞巧赋》揭露人情虚伪,《忧释赋》写仕途的险恶,《骂虱赋》揭露残人致命的贪官暴吏,《怀延陵赋》也委婉地反映出元朝宫廷内部的夺权与残杀,表现了统治者的反动和腐朽,都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他如《罗浮凤赋》《叹疾赋》《起病鹤赋》《索居赋》《定命赋》《尚志赋》等等,或抒志意不逞的沉忧,或泄世事混浊之孤愤,都是咏物抒情的精品。《些马赋》更是他的代表作,虽为哀马,实为哀己。它从马的沉渊展开想象,推想马的前途,而归结于江险不可久居,这就自然隐喻出具有才智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以至人民大众的疾苦,客观上反映出元末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他可以说是元赋的集大成者。

与上述诸家同时的作家吴莱(1297—1340)、陈樵(1278—1365)、王沂(生活于仁宗至顺帝时期)、黄文仲、李祁(1310—1388)、胡天游(?-1397?)、汪克宽(1304—l372)等人,他们的存赋都各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同样丰富了元后期赋苑的赤橙红紫,如吴莱的《狙赋》就是讽刺现实极为深刻的优秀之作。

可见,真正代表元赋艺术成就、思想内容最为广泛的,还是元后期的赋。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宋金元赋的发展、衍变过程和重要赋家、赋作的介绍与评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宋金元的赋作从体式、内容到艺术表现,都有它独特的精神和风貌。众多的赋家和赋作充分展示了它在中国赋作发展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也有力地证明了“唐后无赋”的观点是错误的。宋金元赋是秦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赋的发展和延伸,是明清赋的铺垫和前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以往,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对宋金元赋的重视和研究都极为不够,我们应该继续更深入地研究它,以便更好地继承这份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宋金元赋评注》是《历代赋评注》的组成部分,我们把这部分编著敬献给学界,以尽我们在宋金元赋研究方面的一点责任和义务,不妥之处,敬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