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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后记(1)

张欢是我小妹的女儿,十三岁,上五年级。阿健和方圆是我的侄儿,阿健九岁,上三年级,方圆十四岁,上初中。洋洋是我大妹妹的儿子,十四岁,也上初中。东东是我大哥的儿子,初中毕业去当兵。倩倩是我女儿,在北京上大学。我们家兄弟姊妹七个,我排老二。张欢和洋洋叫我二舅,阿健和方圆叫我二伯。

张欢和方圆跟爷爷奶奶住一起,张欢和奶奶住大床,我回去住小床。几个孩子经常在院子里玩。我回去时家里人都聚到后面的院子。我们把父母住的院子叫后面院子,或者后面房子。前面还有一院房子,以前我住的。后来我大哥住。现在租给别人住。

后面房子是我们一大家人聚会的地方,大人在一起说话,孩子在一起玩耍。吃饭时一张桌子坐不下,大人坐一张大桌子,小孩坐一张小桌子。

张欢喜欢和我说话,我在院子的葡萄架下面打字,张欢蹲在我身边,给我说家里的事,说爷爷奶奶,说阿健,说方圆和洋洋。家里的琐碎小事,几乎都是张欢告诉我的。我把张欢说给我的事打出来,让张欢看。张欢也让我看她写的作文,她和阿健都有写作天才,能写出很有灵气的文字。我有时也给张欢指导作文。我正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虚土》,写得很费心思。这些记述家里小事的文字,给了我许多消遣。小说的一部分,就是在这个有葡萄架的院子打出来的。

我打一会儿字,关了电脑转一阵。或者抱着电脑,看几个孩子在院子玩耍,母亲下菜园摘菜,父亲骑自行车回来,他去公园听戏,他自己也唱,我没去听过,张欢去听爷爷唱过戏,张欢跟我说爷爷唱的小曲:

你把我的小毛驴卖掉干啥?

我嫌它见了母驴唧唧嘎嘎。

你把我的小案板卖掉干啥?

我嫌它切起菜来坑坑洼洼。

你把我的切菜刀卖掉干啥?

我嫌它不切菜来光切指甲。

我还带几个孩子到屋后的田地去玩。骑自行车在长满棉花玉米和蔬菜的田地间转一大圈,再回到家。女儿倩倩在家的时候,我似乎都没有这样陪过她。女儿小时候,我也年轻,坐不住,四处跑,在乌鲁木齐打了好几年工。现在我愿意天天坐在家里,坐在父母的院子里,有耐心陪孩子玩的时候,女儿已经上大学去了,一年回来一两次,匆匆呆几天又走了。我的身边是弟弟妹妹的孩子们。我看他们玩耍。陪他们玩耍。有时给他们说说作文。我不在时家里的一切大小事,都在张欢的脑子里,张欢会一件一件说给我。张欢自己也用作文记家里的事。阿健的作文里也有写家里发生的事。阿健给我的感觉是永远停不住,不是在跑就是在叫,跑的时候手臂张开,像要飞起来。我的这些文字,都是跟他们一起写的。我也喜欢他们写的作文。我录了两篇放在上面。

写于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

改定于二零一零年五月

噢噢

那个夜晚的鸡叫救了我们。鸡再晚叫半小时,我们把一切事都干完了,接下来将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生。我们或者被抓住,判刑。或者不会,一个又一个夜晚掩护着,我们不会有任何事情。那样的夜晚,还会一直地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自己厌倦了,离开。

可是,我知道那种事情迟早会败露。我们中间的某个人,会因为另一件事被抓,拨出萝卜带起泥,把我们全招供了。

即使不这样,我们也会自己说出去。俗话说,贼不打三年自招。谁能把年轻时干的事一直地隐瞒住呢。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大半辈子没干出啥事情,别人都认为我是个没出息的人。可是,我确实曾干过一件惊动乡里的大事。我把乡供销社偷了。这事被人们谈论好多年。谁都不知道是我干的。他们把我这个人忘记了。开始我小心谨慎,努力隐瞒,到后来就不想隐瞒了。我半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大事却没人知道,你说我急不急。尤其过去多年,我也早已离开那个小镇。我觉得已经没事了,就在某个夜晚,喝了酒后,把隐藏多年的这件事说给一个最好的朋友,朋友又说给另一个朋友。说着说着传到派出所,搁了多年的一桩偷窃案,就这样轻易告破。

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会有一段牢狱生涯,这是躲不掉的。幸亏那一刻鸡叫了,远近村庄的鸡全叫了。

那以后,我们真不该再偷鸡吃了。我们真该好好想一想以后的生活。可是,一个又一个长夜等着我们。那些寂寞无边的夜晚,险些让我熬不过去。

“噢噢。”

他们叫我们了。小薛一蹦子跳下床,我赶紧收拾桌子上的书和纸片,关灯出门。

我和小薛一直在等这个声音。我们七点半下班,在乡政府食堂吃过晚饭。太阳还有两房高,天黑还早着呢,整个乡政府大院剩下我和小薛两个人。我们住在一间快塌的小土房子里,后来又搬进一个老头,是乡政府的付主任,住了一年多调走了,原剩下我和小薛。又过了两年,我也调走了,剩下小薛,和一个新来的小干部住在一起。听说我走后小薛使了个坏,在一个下雨天,用钢筋把眼看要塌却老不塌的门檐捣了下来。房子住不成了。乡政府只好给他调换了间新宿舍。在对面的招待所里。不知他在那儿又和谁住了许多年。不断有青年人分配到这个小镇上,过几年又调走,或自己跑掉。

晚饭后是我和小薛最难熬的时光。我们没地方可去,小薛躺在床上,看一份不知从哪翻出的旧红头文件。我坐在临窗的写字桌旁,捧一本杂志,眼睛望着窗外的三棵白杨树。我在安吉镇再待几年,肯定能数清那棵白杨树的叶子了。

他们的喊声通常在天黑后响起。他们从不进乡政府院子,只是站在大门口的马路上“噢噢”两声,我和小薛出去时,他们已站在街边的大榆树下,黑黑的三两个人。

有时我们在半夜听到他们的噢噢声。我叫醒小薛。也有时小薛一脚蹬醒我。

“他们弄到酒了。”

弄到酒时他们的噢噢声带着尖快的声调。我们经不住诱惑,赶紧爬起来,穿好衣服。有的夜晚他们又偷到鸡了,在街上噢噢两声。

他们偷鸡时从不叫我们。他们都仗义,知道我和小薛是乡干部,不能干偷鸡摸狗的事。

他们把好吃的弄回来,快做熟了,派个人到乡政府门口“噢噢”两声。

不管多晚,我们听见了都会起来,只要叫两声,前一声醒不来后一声就一定醒来。叫不醒两个也一定能叫醒一个。我和小薛,不管谁醒了,另一个很快就醒了。

安吉镇只有一条街道,长长地通到林场大桥,没有路灯,也没有临街亮着窗户的饭馆和商店。那时什么都没有。街道黑黑的,很少有人。夜里经常刮风。一到秋天街上飘着杨树叶,和从西边田野刮过来的棉花苞米叶子。我对这条街道的记忆全是黑色。那是从来没被照亮过的一条街。我想。

“弄到酒了?”

我们走到那三个人跟前时小薛低声问。

他们在黑暗中摇头。头顶是哗哗的树叶声。

我们走出树荫,在垫高的街道上往前走,左边是小学,长着几棵大榆树的空旷校院。右边是畜医站、供销社、农行,一字排开,全锁着门黑着窗户。再往前就是林场大渠了。很远就听到那条渠的水声。水的翻滚声让人不得安宁,尤其在夜里。我在安吉镇的几年,仿佛只记住三种声音:林场大渠的水声、落叶声,还有他们的噢噢叫声,我似乎没说过什么话,我无声地度过了几年,那些夜晚的“噢噢”声中,可能有一两声是我叫的,我记不清了。多少年后我回想时,发现它们全是我的叫声,发自我那时的年轻生命。我一听见,便不由地站起身,要走出去。我都活到四十多岁了,还是无法熄灭那种冲动。

“噢噢。”

我们在供销社门前站了一阵。有人捡一个土块扔过去,想砸到窗户玻璃,却扔偏了,碰到土墙上,腾的一下没声了。

又过了一阵,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叫了两声。小镇显得更加宁静。只有远处村庄的隐约狗吠。

“街上也不过来一个人,让我们找些事情。”

“就是,人都死哪去了?”

正说着,远远的地方有人叫了,也是“噢噢”两声。

“可能是三娃子他们,走,过去看看。”

我们下了路,朝北边一条小巷子走。走了一阵,听见前面有脚步声。

“大概两个人。”小薛说。

我们全躬腰在地下摸,一人摸一个土块捏在手里。

巷子一会儿宽一会儿变窄。两旁全是一纵身就能爬上去的小房子。我们绕过一个墙角时,看见前面的黑影子,是三个。

两伙人几乎同时站住,都不说话。相持了一会儿,我们这边有人“噢噢”叫了两声,那边很快回应了两声。

“就是三娃子他们。”

我们都扔掉手里的土块。听见那边也有土块落地声。

“弄到酒没有?”

见了面老是这句话。那些夜晚,我们似乎没有其他可问的。

“驴抬下的,白天也不弄瓶酒放下。”

“你才是驴抬下的,你咋不弄酒放下。”

“我要弄一瓶酒,能放到现在。天不黑就喝光了。你知道,吃过晚饭,天不黑那一阵子多难熬。天老不黑,一天早完了,三顿饭都吃过了,天却不黑。你说急不急人。”

“确实急人。”小薛应了一声。

两伙人会合后,我们原返回到街上,在供销社门前转悠。

白天只有供销社能买到酒,五毛钱一提的散白酒,还有一块八毛钱一瓶的金沙大曲。经常有站在柜台前喝酒的人,买一提,一口喝掉,或者倒在白瓷碗中,一口一口地咂。供销社门前的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酒气。狗顺着墙根游逛,等候喝醉的人吐出来。一瓶好酒能让人醉一次,还能让狗再醉一次。狗一醉倒,很可能又变成酒鬼的下酒肉。我们是一伙穷人,很难买得起酒,我和小薛刚工作,每月七十多块钱工资,那几个朋友根本没有收入,一天到晚闲逛。我们只有混酒喝,想办法弄酒喝。一个夜晚,我们实在找不到酒,就用点灯的酒精兑半盆水当酒喝了,结果五个人全醉倒,躺倒三天三夜才活过来。

“噢噢。”

又有人喊了两声。声音刚落,我们听见林场大桥那边的口哨声。我们今晚没喝酒,不想惹事。这条街上有两帮“二流子”,各占半条街。我们一般不到林场那边去。他们晚上也不过来,平常时候,两帮人保持着距离,我们听到口哨声就会停住,不再转到那边去。他们听到“噢噢”声也不故意过来,除非喝了酒。要找点事。一人捏一个土块,不出声地往那边走,快走近了土块一阵乱扔,那边的一伙被打散了。

扔出第一个土块时,口哨声便急响起来。一会儿工夫,就会有一大帮林场的小伙子提着棒拿着砖头赶来。所以,我们偷袭一番便赶紧跑开,四散了各自回家,顶好门,钻进被窝,然后侧耳听那伙人追到街这头,口哨声响成一片,到处扔土块砖头。找不到打他们的人便扔砖头砸面街的窗玻璃。有时碰见不相干的路人,乱打一顿。谁都不敢出门。狗四下里狂吠。

他们一般不敢进到乡政府大院闹事,大院虽没门,他们也不进来,顶多追到门口的马路上叫喊一阵。

晚上只要有一件事,我们就能睡着了,我和小薛,摸黑开门,摸黑洗脸上床,一会儿工夫,就踏踏实实睡着了。

那个晚上又没事发生了。

我们无聊地在街上转。不断有人说:“唉,要有一瓶酒就好了。”

“我想起有个地方有酒。”三娃子说。

“驴抬下的,咋不早说。”

“我说不上酒还在不在。上个月底,我和我爹到夹沙子村我姨夫家说事,吃饭时我姨夫拿出一瓶酒,我们喝掉半瓶,剩下半瓶我姨夫塞到床底下了。我不敢保证还在不在。都快一个月了。”

“在不在我们去一趟,反正没事干。”

“走,去一趟。”

“去一趟不要紧,咋把酒弄出来,偷,还是借?”

“肯定借嘛,到地方你们在一旁躲着,我敲开门,就说家里来亲戚了,我爹让我来借那半瓶酒,要在,我姨夫肯定给。”三娃子说。

月亮把我们的影子推到前面,我们边走边说话。有一阵子,突然没话说了,只有路旁的白杨树哗哗摇着叶子。

路过泉沟村时,三娃子对着村子“噢噢”了两声,村里的狗一片狂吠,附近几个村庄的狗也跟着叫起来。

“走吧,这家伙可能睡着了。”

我们说的这家伙也是一个朋友,在泉沟村种地,经常扔下地里的活,跑到街上和我们闲玩。

离夹沙子还有五六里地,路两旁是白杨树和大片的棉田苞谷地。狗叫声已经疏淡,剩下个别的一两只狗,拖着长腔,“汪汪”地磨嘴皮子。

走了一阵,听见背后有响动,一个黑影跟了上来,我们全回过头立在路中央。有人低头拾了块土块。

那个黑影一阵小跑,到了跟前,是泉沟村的那个朋友。他听见我们的叫声,一骨碌爬起来,跑到院子“噢噢”了两声,他的声音让狗叫声盖住了。我们没听见。

在很多个夜晚,我们的这个乡下朋友一个人跑到街上,他先经过乡政府门口,对着大院“噢噢”两声,我和小薛出来时,听见他已站在供销社门前,“噢噢”地叫。

他有时抱着一只鸡,有时揣着半瓶酒来找我们,更多时候他只带来有关鸡和酒的消息,这个朋友天天在村里转,知道谁家的鸡长肥了,鸡圈门朝哪开,知道谁家里有酒,放在哪。我们跟着他在那些夜晚走村串户。偷自己村的东西时,他从不动手,只把我们领到跟前,指给门路,便悄悄隐藏了。我们得手后在村外“噢噢”两声,他再赶过来。

到夹沙子村已经半夜,那半瓶酒早就不在了。三娃子的姨夫说,半月前酒就让人借走了,借酒的人鼻子都尖得很,谁家有酒老远就能闻出来,到了家想骗都骗不过去,人家鼻子一闻就知道酒藏在哪,头伸到床下,直接把酒瓶摸出来。

我们早就想到这个结局。其实一开始,就没把它当成一件真事。那个时候,有一点影子就把我们引向别处,不管路多远、多大多小的事。

快出来沙子村时,有人提出偷几只鸡,总不能空着手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