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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半路上的库车(11)

五、坎土曼的事情

去库车文物馆,想找一把出土的坎土曼,却没有。只有一把据说是汉代的镰刀,朽成好几截,看着比现在的镰刀小一些。怎么至今没出土一把坎土曼呢。在克孜尔壁画中绘有坎土曼和二牛抬杠铁犁,说明两千多年前,坎土曼已经在西域广泛使用了。据此推断克孜尔千佛洞那些佛窟应该是坎土曼挖的,坎土曼非常适合挖洞窟。尤其是高大的佛窟,人站在里面,挥动坎土曼很如意。后来,毁佛窟用的也是坎土曼,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上,可以看到清晰的坎土曼挖痕。坎土曼适合挖佛头、毁佛身。可是,对付佛窟壁画,就显得无能为力,一坎土曼下去,只会在画上砍出一道印子。也许正是坎土曼这种工具保护了佛窟壁画。要是换成铁锨,顺着墙皮铲,早把壁画全铲光了。

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坎上曼,我认为坎土曼和铁锨原是一个东西。在我正创作的以龟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凿空》中,对坎土曼和它所面对的世界有深入的书写。从直观上看,坎土曼和铁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农具,但是,如果把铁锨的头向正面折九十度,就变成坎土曼。或者把坎土曼的头掰直,就变成了铁锨。至于谁先谁后有待考证。或许是西域的坎土曼传到中原,被当地人掰直变成了铁锨。或者相反,中原的铁锨传到西域,被折弯变成坎土曼。

一种东西,只是把它的头掰了一下,转了个角度,变成两种劳动工具,从此就不一样了。两种工具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劳动姿势,以及生活方向和态度。

我在库车见过挥砍土曼的维吾尔族人,把坎土曼举到天上,然后落到前面的地上,深挖入土,一拉一提,向后甩去,一大块土就飞到想去的地方。然后坎土曼顺着回势又朝天举起,举过头顶,眼看要落向身后,砸到脚后跟了,突然停住,沿来路急急奔回去,又一下挖入土里。使铁锨就没这么夸张了,铁锨让劳动变得柔和,不张扬。锨刃轻轻插在地上,脚一踩,入土,然后锨把向后一压,端起一锨土,扔到一个地方。入土深浅由干活人自己决定,想省劲就入浅点,挖薄点,扔慢点。扎扎实实地干,就不用说了,这个谁都会。

如果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同在一块地里劳动,就能看出两种工具的差别。挥坎土曼的维吾尔族人前进着干活,坎土曼挖的土朝后甩,干的活都在后面。拿铁锨的汉族人后退着干活,铁锨挖的土向前扔,干的活都摆在前面。挖坎土曼只是上身用劲,用胳膊和腰上的劲,动作大开大合。铁锨手脚并用,先用脚把锨刃踩进土中,再用杠杆原理把土撬起,这个过程中全身都用劲。铁锨的操作比坎土曼复杂。坎土曼仅用双手挥动朝后刨土,是一种相对原始的动作,有动物性特征。铁锨把土往前扔,大不一样。由此可见坎土曼这种工具更古老。人类先发明了坎土曼,然后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得到启示,把坎土曼的头扳直,变成了现在的铁锨。但库车人为何把坎土曼这个古老工具坚守到今天,使用几千年,其间龟兹-库车人的信仰改变了几次,从最早的萨满教到佛教到伊斯兰教,手里的坎土曼却一直没改变,修佛寺用它,毁佛寺用它,盖清真寺还用它。似乎信仰可以转移,但坎土曼不能丢掉。这使我对坎土曼这种工具敬仰不已。它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劳动工具了,几乎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西部的汉族人也用坎土曼,但头是圆的。库车的坎土曼头是扁长的,刃部尖长,像维吾尔族人的下颌。那些坎土曼就是一个个维吾尔族人的脸谱。在铁匠铺里一把一把敲打出来的手工坎土曼,大的小的,一个个都打成了他们自己的样子,成为一种不能改变的脸谱记忆。我在和田玉店看到好多玉雕的毛主席像,粗看是毛主席,细看全是维吾尔族人的轮廓相貌。那是长得像维吾尔族的毛主席。我相信这不是当地工匠有意识的创作,当他们怀着敬仰之心雕刻伟人时,内心不由自主浮现出的却是本民族人的脸谱记忆,就像他们把坎土曼打造得像自己一样。

我用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铁锨,手工打制的,方头,像奏人的脸。后来用一种较轻便的圆头锨,像中原人脸。再后来的铁锨全由工厂大批量生产,谁的脸都不像了。机器没有感情。不能像人,一锤一锤地精心打造一件器具时,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会被唤醒,会不由自主打造出一种内心图景来。

如今南疆的坎土曼依旧是铁匠铺手工打造的。几十年前,工厂生产的坎土曼也曾大批运到南疆,试图取代铁匠铺的手工坎土曼。可是,那些坎土曼没卖出几把,哪来的,原回到哪去了。铁锨却完全变成了工业化产品。如今已经很难找到一把手工打制的方头铁锨了。

铁锨更像是一件兵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铲,就是一把铁锨。猪八戒使的耙子把齿变成刃就是坎土曼。唐僧的原型玄奘到过龟兹,在昭怙厘大寺住了数月,他的两个虚构的徒弟——沙僧和八戒,分别操着铲和耙子这两个近似铁锨与坎土曼的工具。坎土曼以前叫砍头曼,也是兵器,后来把“头”换成“土”,还原成了地道的农具。不过,农民手里的铁东西,哪件不是兵器,坎土曼、镰刀、铁叉,连木棍都能打死人。农民很少用农具打人。在历史上,农民一次次地把兵器还原成农具,又一次次地被迫揭竿而起,把农具变成残酷的兵器。历代统治者安抚农民的方式大都是:让农民手中的农具有活干,有事做,不能闲着。同样,我们现在面临的依旧是,如何让农民手中的铁锨和坎土曼有事情做。我在新长篇《凿空》中写到一个村长,为村民的生计四处奔走,到哪都是一句话:有坎土曼干的活吗?库车有数十万把坎土曼,握在农民手里,我们不能让它闲得生锈。坎土曼的活在哪里?

中原人为种地发明制造了数不清的手工农具。龟兹人只用两件农具:坎土曼和镰刀。前者种,后者收。两种都是手工打造,镰刀像他们的浓黑眉毛,磨开的刃像他们的目光。坎土曼像他们的脸。龟兹-库车人用这两件工具面对世界。他们不改变。我们变来变去,最后被这些不变的东西吸引,来到它们身边,想问一句:你们为何不变。突然又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悬在头顶:我们为何改变。

六、祖先坐的驴车

我离开库车时正是晚上十点,隔着火车窗口,看见灯红酒绿的库车新城,看见城外荒野上朝天燃烧的油气火炬和遍野的灯光火光。这片古老的龟兹大地已经被石油点亮,老城是它最暗的部分,那些街巷里的平常生活,将越来越不被看见。

在库车的几个黄昏,我一个人走到龟兹古渡桥头。我不知道来干什么,仿佛在等一个人。又好像要等的人都来了,全走在街上,坐在街边,却又一个都不认识。我眯着眼睛,等夕阳的光线弱下来,不再耀目,等太阳落到桥西的清真寺后面,等清真寺的影子漫过大桥河滩,我有一种莫名的怅然,又觉得内心充盈,被一个馕填得满满的。在夕阳对老城的最后一瞥里,一个人的目光也迟缓地移过街道。什么都不会被照亮。看见和遗忘,是多么地一样。街上只有我一个汉人,我背着相机,却很少去拍什么,只是慢慢地走、看、闻,走累了蹲在路边,和那些老人们一溜儿蹲着,听他们说话。一句也不懂。在他们眼里,我肯定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天黑了还没找到去处,在街上乱转呢。

记得上次和古丽去热斯坦麻扎(墓地)旁的民居采访,麻扎就堆在头顶,有半个老城大的一片,和民居紧挨在一起。古丽问麻扎边玩耍的孩子,那里面埋着死人,害怕吗。说不伯。为啥不怕。说死人死了没劲了。死人没劲了。这是孩子对死亡的看法。库车老城还活着,但它也快没劲了。

老城是活的历史。仅有大峡谷、烽火台、苏巴什的库车,是僵死的没有灵魂的。老城里保留着依然鲜活存在的古老生活。一个有老城的城市是幸福的,就像一个有爷爷奶奶的家庭。而老城如果没有了满街的毛驴车,其魅力也会逊色。我这次来,看到老城街上的毛驴车明显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电瓶三轮摩托车。问知情人,说这是政府提倡的,许多农民也情愿接受。因为三轮车的价格三千多元,不太贵,跑得又快,当地人也愿意坐。不用的时候,停在院子,不像毛驴,用不用都让人养,如今喂毛驴的饲料都贵,人都养不起毛驴了。

但是,还有好多人家习惯养着毛驴,三轮车再好,停在院子也是一个死东西,不像毛驴,会叫,会向主人打招呼,会用眼睛看人。还有,赶毛驴车不要执照,不用操心驾驶,躺在车上睡着了,毛驴也会把车拉回家。三轮摩托能这样吗?乌恰乡一个农民,开新买的三轮摩托,在公路上打了个盹,就把命送掉了。再说,毛驴会生小毛驴,不断繁衍。三轮车不会生小三轮车嘛。

老城之老,之旧,之落后,之乱糟糟,也许正是老城的魅力和财富。老城人有必要坐着三轮摩托去追赶这个时代吗?已经追不上了,不如坐在毛驴车上慢悠悠地等,等满世界的毛驴车都换成了汽车,等人们把汽车飞机都坐烦了,等驴和驴车成了这个世界上的珍贵事物。事实上,许多到老城的人,都想坐一坐毛驴车,没有哪个游客对三轮摩托感兴趣。驴车是我们千年前的祖先坐的车,我们还能坐在上面,真是福分。但愿我们不要失去这已经稀有难得的福分。

最后,我要感谢在库车期间给我提供帮助的库车县委宣传部张国领部长,做过我的翻译和向导的克尤木、古丽和小张主任,帮助我拍照的我可爱的女儿刘倚均,还有,给我的文字提供素材和灵感的那些老城的手艺人、农民、无业者、乞丐,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二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