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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半路上的库车(9)

我认识的木卡姆艺人吐尼牙孜死了。我本来要去老城看他,宣传部的人说,吐尼牙孜已经不在了。怎么会呢,我记得他才五十多岁,身体壮实,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2001年我写《库车行》时,就想写吐尼牙孜,他是库车有名的木卡姆演唱艺人,脑子里有几万个木卡姆歌词,十天十夜都唱不完。他还会敲制铜壶,每个巴扎都去库车河边玩斗鸡,赌输赢,还和人玩没完没了的托包克游戏。他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儿子,一个和别人打架,残废了,一个没工作,在家闲待着。吐尼牙孜靠自己的手艺养活一家人。我翻看那时和吐尼牙孜交谈的笔记,好几页,还有已经写成文的片段,我记不清为何放弃了去写这个老艺人,而选择了老城里的那些铁匠、理发师、乞丐以及赶驴车的普通人。我来库车的第一天就有幸听到他的演唱。我还请他吃过一顿饭,在老城街边的饭馆里,吃烤肉拌面。我备了酒,但吐尼牙孜不喝酒。我原想和他喝点酒,听他敞开说话,就像我在塔里木河边,和几个维吾尔族朋友彻夜喝酒聊天一样,那是我喝的最尽兴的一场酒,在塔里木草湖乡唯一的小酒馆里,我的同行睡一觉醒来看见我们还在喝酒,他一闭眼睡过去,再一觉醒来我们还在喝酒。我们就在他的睡睡醒醒间,把一地的酒瓶子喝倒了。酒喝到天快亮时,我似乎不用翻译,就能直接听懂他们说话,我竟然也能说出一些平时从不会说的维吾尔语。我大着胆子用维语和他们交流,他们吃惊地看着我,这个天黑前只会说一句“亚克西”的汉族人,跟我们喝了半夜酒竟会说维语了。确实这样,若再有一些那样的夜晚,我就会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听懂他们的语言,流利地说他们的话。可是,我没有把更多的夜晚留在塔里木河边。

吐尼牙孜不沾酒,但喝一口茶就会兴奋,他用维语,夹杂一些汉语词,说起话来就停不住,像唱歌一样有激情,我装着听懂的样子,不住点头,等他说得停顿了,再看一眼翻译,听翻译把他的话用汉语说一遍,翻译过来的东西一开始就让我失望,我看吐尼牙孜的说话神采和优雅的声音,以为他肯定在大谈木卡姆艺术,谈人生和哲学,翻译成汉语却是:县上经常把他们叫去给客人和领导演唱,每次才给50块钱,平时一点钱不给,用的时候才想起他,像我这样的艺术家,库车城里没几个,县上应该发工资把我们养起来,让我们有肉吃,吃饱肚子,把我们脑子的好歌都唱出来。我脑子里的歌,有多一半没机会唱出来,以前,老城大饭馆里经常有人家过喜事,木卡姆一唱半个月,全套的木卡姆都能唱完。现在,再热闹的婚礼也是唱半天。况且,你唱的时候别人在忙其他,说话,聊天,没有几只耳朵在真正听,他们要的只是一种声音和热闹,并不在乎你唱什么,你唱得那么投入,嗓子都唱哑了,也没人听见你真正的声音。即使场子上有一千人,你也是在唱给自己听。整套的十二木卡姆埋在一个人心里,库车城里再没有半个月这样的大场子,让你从头到尾,一场一场地把十二木卡姆唱完。木卡姆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有头,有身体和尾巴,我们现在的演唱,只是看到它的一块肉、几根毛。

吐尼牙孜13岁时在老城的一个饭馆当帮工,那时饭馆里经常有木卡姆演唱,吐尼牙孜边洗碗刷盘子边侧着耳朵听,记住了许多木卡姆诗歌。后来他被一个木卡姆师父发现,收为徒弟,从此开始演唱生涯。

我第一次到吐尼牙孜家采访时,看到这个老艺人正蹲在院子的一角敲打铜壶,院子养了好多鸽子,还有几只斗鸡。我看了看吐尼牙孜打的壶,手艺还不错。他三五天打一只壶,50块钱卖给街上的小商铺,商铺卖80块钱。我给了他200元钱,让他给我打两个铜壶,吐尼牙孜说要用最好的铜给我打,我问最好的铜是啥铜。就是到供销社买新铜,黄亮的,吐尼牙孜说。我说,我不要新铜,就用你收的旧铜打,越旧越好。我让吐尼牙孜用维文把“十二木卡姆”字样刻在壶上。吐尼牙孜很聪明,不知从哪找了一块有古老图案的废铜,给我做了把新壶,旧图案正好在壶体正面。我很喜欢。

吐尼牙孜少有笑容,偶尔笑起来像一个孩子,一个53岁的老孩子,忘掉眼前一切,忘掉两个没工作要让他养活一辈子的儿子,他的笑像一朵少有的花,在我和他的谈话中,突然地开放一次,很快又消失在那张沉重的面孔里。吐尼牙孜不笑的时候,我就看着他的脸,从这张沉重的被生活压住的脸上,开放出这样天真的笑容是多么不易。

现在,吐尼牙孜死了,他半个月都唱不完的木卡姆歌,被他带到天上唱去了,老城新城的人都再不会听到。那些脑子里装满了历史和故事的老人,在一个个默默死去。只有把一个村庄和解放军的故事记成日记的卡德尔出名了,全村人跟着他得了好处。

四、祖传的药铺

我翻看5年前的库车采访笔记,有一段文字清楚的记录了一个叫阿斯木的人,他原是库车县委的一个部门主任,刚退休,在家待了一个月,就待不住了,在铁匠铺旁边租了一个店面,开了一家药材调料铺。铺子里的货是他父亲留下来的,父亲去世五年了,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在开药材调料铺,那是解放前,一大家人靠父亲的铺子生活。后来解放了,公私合营,父亲成了一家国营单位职工,一干几十年,1985年退休后,也是在家待不住,又拾起解放前的老本行,临街开了个铺子,卖药材调料。父亲对药材药理都很清楚,常常既当售货员又做医生,给来买药材的人一把一把配药。铺子里全是当地草药,本地人全认识,他们相信在这个地方得了病,这块土地里肯定有一种东西能医治。那些没钱去医院的病人,就靠这些草药救命,几毛钱几块钱抓一把草药回去,熬着喝了,有些病就好了。好不了的病也没钱去医院看,只能拖着,一个重包袱一样在身上背着,背到哪一天把人压倒了,也就到头了。阿斯木说他不懂药材,那些得了病的农民,都知道买哪种草药,买多少。阿斯木只是称给他们。

阿斯木是这条街上唯一不靠店铺生活的生意人,他和爱人都有退休工资,每月两千多块,他的几个儿子都念完大学有工作了,阿斯木只是为了打发日子,把父亲去世前没卖完的药材翻出来,又进了些新货,开了这个小铺子。他的店铺三天两头关门。开门的时候,他也不在铺子里坐,门口摆七八只小木凳,只要他坐在铺子门口,总会有人过来和他聊天。那些小凳一天到晚不空着。街上好多人认识他,当了几十年县干部,走村串巷,几乎全县的人都认识他。现在退休了,离开办公室,坐在街边的小店铺前,没有电话,没有秘书和同事,但常有一堆朋友。对于他,这个店铺就是一个地址。以前他的地址是县委办公室。现在,那些老朋友要找他,就会到老城街边的店铺来。他坐在街边,也许只是让人看见,这个人还在世上,退休了还有事情干。有一天这个店铺关门了,他也许就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次我没找到阿斯木的药铺子,铁匠铺旁的矮房子被拆了,留下一块待建的空地。不知道这个老人把药铺挪到哪个小巷子去了。也许关门回家,也许,已经不在人世。那些没来得及卖完的药材调料,肯定还存放在家里,一包包一袋袋地存放着,等过一些年,他的儿子退休了,会不会把这些东西再翻出来,租一个铺子,在老城的街边去卖。

不见的还有我在《生意》中写到的理发店, 那个新大毕业生买买提开的小理发店,已经改成杂货铺。不知道法律系毕业的买买提,是找到工作了,还是又转行去卖肉了。对面的修鞋铺还在,我和克尤木钻进只能坐下两个人的小鞋铺乘凉,店里只有小徒弟一人,说师父去做乃麻孜了,十几分钟回来。我们边擦鞋边和徒弟聊天。小徒弟也叫买买提,学徒一年多了。问给师父交学徒费吗。说不交。来的时候,带了五个馕,上面放一块布,就算拜师了。一般干两三年,师父也不给徒弟工钱,也不管饭。买买提说他再学一年,就自己去开补鞋铺。问师父每天挣多少钱。答二十多块。房租一年一千块,每天合两块八毛五。师父每天从挣的钱里面拿出三块钱,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是房租。要不这样,到年底,一下拿一千块钱,拿不出来。这个小徒弟,把师父的事情全说了。

一个月前,我和翻译古丽在这儿擦过一次鞋,师徒俩对擦鞋的精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鞋脱下来,先是徒弟清理鞋面,再交给师父打油上蜡,师父打油前,先把鞋仔细端详了一番,发现我的皮鞋垫往前窜了,从柜子拿出一个小瓶,应该是万能胶,打开盖,在鞋垫下抹了两滴液体。然后,把鞋垫垫好,又用小榔头砸了砸,我前窜了大半年、不知咋办的鞋垫,就这样处理好了。师父擦好油,刷了一遍,又把鞋交给徒弟,徒弟把鞋再刷一遍,用布打一遍,端详一番,觉得好了,穿到我脚上。最后交钱时,收了一块钱。问收拾鞋垫的钱呢。说那是帮忙了,不要钱。他们擦鞋时我注意到小徒弟的鞋,好像从来没擦过,没打过油,已经看不出鞋油的痕迹。师父的鞋要体面些,黑皮鞋,很旧,但鞋的模样还在。

老城没有专门的擦鞋店,擦鞋生意被修鞋匠捎带做了。或许是修鞋养就的习惯,擦鞋师父拿起鞋,总是先端详一番,哪坏了,如果是三两下修好的,不用你说,就随手修好了,还收擦鞋的钱。大的毛病会问问你。说个价,保证不会让你觉得贵。也就不会有讨价还价。也很少有人问价。多少年的规矩,多少年的老价格。只要穿烂一双鞋,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