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皇家库藏银两世界第一，却是为辽、西夏、金、蒙元准备的岁贡！农民起义的烽火伴随宋王朝始终，《水浒传》仅是冰山一角，但影响却极大。同时，梁山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成为了宋朝的一个特征。
《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
“乱自上作”，是金圣叹对梁山起义之社会政治原因的揭示，它最主要的表现在一个“逼”字上，因之，“官逼民反”便成为梁山英雄接受现实生活的重要主题。同时这也与他们的生活欲求有很大关系。现实的残酷、冷漠掐死了这些小人物头脑中的梦想，为求精神价值的最终实现，他们只好求得“做个下半世快乐”。
“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现实中的生活欲求
“乱自上作”，是梁山起义之社会政治原因的揭示，它最主要的表现在一个“逼”字上，因之，“官逼民反”便成为梁山英雄接受现实生活的重要主题，而“逼上梁山”的梁山自然也就成了一个远离国家权力中心和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边缘性区域。这里，如果我们把记录他们生活的文本所体现和传达的文化，姑且命名为“梁山文化”的话，那么，它的边缘性恰好构成了“梁山文化”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并使之具有了小传统民间文化的形态。换言之，远离城市、尤其是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之都市的水泊梁山，不论从地缘上或文化形态上，均可视为某种小传统的象征性空间。这一小传统的特征，从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亦可充分窥见。
当我们细细分析梁山起义之原因的时候，即可发现，一百单八人中很大一部分人走上梁山，并非外力相逼的结果，或者说不是主导之因，而是与他们的生活欲求有很大关系，借用小说中人物的一句话来说，即“做个下半世快乐”。这既是对造反者自发的革命意识的揭示，也是对民间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析。这些人大多是身怀绝技、不甘寂寞之辈，但各人的社会经历和生存状态并不相同。有的因犯下官司而弃家亡命，有的因买卖不利、消折本钱而流落异乡，有的因志不获展、壮心难酬而窥伺出路，还有的纯粹就是东闯西荡、四海为家的无业游民，他们或聚众耍赌，寻衅闹事，或偷鸡摸狗，杀人劫财，做黑道生意等等。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境况，获得自由快乐的生活，他们都有一种自发的革命意识和自我实现的人生追求。而啸聚山林之“大碗酒”、“大块肉”的快活生活，在宋朝那样政治腐败、思想教化的统治压迫下，显得格外亮眼。无疑对这些流窜于江湖之间，挣扎于窘迫之中的人，有一股很大的诱惑力，而且也可以使他们英雄有用武之地，才能有施展之机，还可平息他们胸中郁积的托足无门之悲。阮小五就曾对前来游说的吴用道，梁山上“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阮小七也说：“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并进一步讲道：“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戴宗曾劝石秀道：“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于是，在“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闭塞”的政治背景和现实环境中，他们挺身江湖，投奔梁山，扯起造反的大旗。从智取生辰纲的“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的“七星聚义”，到梁山势力壮大，李逵高叫“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我们都做大官”，“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小说从各个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出他们要求彻底改变自己地位、身份、处境和生活的自发意识，也从感性角度揭发当时人们为官享乐的美好幻想。
这一要求来得并不高尚，亦缺乏理性的自觉和反省，且与中国大传统的文化伦理观念相去绝远，但却反映了下层民众的世俗欲望和带有功利性、现实性的人生关怀，因而具有民间小传统的特征。一般而言，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多以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为出发点而考虑问题的，“因此是现实而功利，直接而朴质的”。这一功利性的关怀，还表现在对世俗功名的追求上。例如，当朱武等三人劝史进上少华山落草时，史进说：“虽是你们的好情分，只是我今去意难留。我若寻得师父，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当朱武再次相劝时，史进又说：“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类似史进这样的话，在杨志口中也曾说出来过。他被高俅赶出殿帅府后，思量道：“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这一闪。”然而这又不仅仅是史进、杨志而已，在当时社会中“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一条主要途径，是实现阶级跨越步入社会高层的台阶，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生诉求。就梁山多数头领而言，虽然走上梁山的原因有所不同，但希冀凭自己的真实本领在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的初衷或情结，并未就此消除，哪个也不愿背着“盗贼”的黑锅做人，所以在“梁山文化”这一小传统中，个人之功利关怀的特点极为明显，这就为宋朝时代主流文化对此小传统的整合，留出了一个有机可乘的空间。
在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大小传统并不是两个彼此隔绝、互不相干的谱系，而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就上述不愿为盗做贼，只望为国立功而达致封妻荫子的目的而言，本就是受儒家大传统的影响所形成的观念。这一大小传统的包容和渗透，在小说中主要表现在“忠义双全”的价值指向和人格追求上。换言之，“忠义”是融大传统和小传统、政治关怀和个人关怀于一体的一个价值范型和行为范型。但忠义之融合，是后来的事，在梁山事业的发展壮大中，“义”，这一带有民间色彩的伦理道德观念，则起了绝大的作用，可以说“义”是构成梁山文化初级形态的形上支撑和精神旨归。义，既是他们标举的行为准则和理想人格，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虎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就从两个方面揭示了梁山事业兴旺发达的原因。正由于他们遵奉信守的是一个“义”字，所以无须相逼，仅受义气的感召，便主动自愿地从四面八方汇聚拢来，此即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从而形成梁山上这样一个以“义”相聚的带有绿林特色、江湖风格的军事集团。
“豪杰相逢鱼得水，英雄际会弟投兄。……水战火攻人罕敌，绿林头领宋公明。”“县官失政君臣妒，天下黎民思乐土。壮哉一百八英雄，任侠施仁聚山坞。”这些实际已道出了这一集团的性质及受到民间拥戴的原因。
且不论这些诗句是作者所撰抑或后人所加，即使为后人所加，也可见出他们独到的观照视角，对我们不无启示。这一以义为核心的“任侠施仁”行为，可追溯到古代的游侠传统。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就是“太史公为受儒墨排摈，受民俗取笑的游侠抱不平”，显扬他们的存在价值的作品。
在传统的高压之下，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行径，实在是走投无路的人要求人间正义的最后一线希望。因为“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有道仁人犹不可免，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既然没有足以与非理性的政治势力相对抗的力量作为救济，那么，能使“士穷窘而得委命”的游侠，就变成主持人间正义的贤豪了。天海藏《题〈水浒传〉叙》解释义曰：“事宜在济民之谓义。”义的这一性质及其在游侠身上的显著体现，使之受到了民间的推崇与私许，成为“政治腐败时期的法外认同”。
但是，作为专制政体的国家权力，决不容许像梁山泊这样间离中心、对抗官府的割据集团存在，而代表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也必然要对“梁山文化”加以整合，使之符合大一统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招安”，既是对这一边缘空间的统合，也是对这一边缘文化形态的整合。统合表现在招安事件的完成中，而整合，则渗透在整部小说的叙事之中。
市井气息，民间政权——梁山文化的归宿
梁山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经历了一个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他们所历经的“两大转变”而完成的。
林冲在梁山落草后，“从此五个好汉在梁山泊打家劫舍，不在话下”。而后来水泊梁山上，扯出了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这昭示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此为第一大转变。
梁山事业在晁盖手中，已粗具规模。那座地处中央、汇集侠士、显得神密而庄严的“聚义厅”，既是议事的中心之所，又是规范群雄思想和行为的带有宗教性质的礼仪之场。“聚义”二字代表着他们的行为指向，反映出这一集团的性质。但自宋江上山执权后，便将“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这一改动，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与自觉。此为第二大转变。
在这两大转变中，行动上的转变，使梁山义军的自觉向伦理化、社会化的方向靠拢；思想上的转变，使梁山义军的自觉向正统化、政治化的方向趋近，以此完成了“义”的意识形态演变，使“梁山文化”最终与传统融合，奠定了招安的基础，并为招安之后的行动提供了合理的根据。可见，这“两大转变”，是深藏于文本之中的叙事编码。这一编码，是作为大传统代表的知识分子作家对流传于民间之通俗文学的深层次改造，是上层文化对下层文化的整合，或具体地说，是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富于民间气息的“梁山文化”的输入和改版。经整合或改版之后的“梁山文化”之最集中的表述，是记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那块自天而降的“石碣”。那石碣上一边刻有“替天行道”四字，一边刻有“忠义双全”四字。前者是他们的行动纲领，后者是他们的人格取向。全书对梁山人格的整合，对梁山行为的改造，就是建立在这一“八字方针”之上的。
问题很清楚，在“义”前加一“忠”字，这义便有了严格的规定性，使梁山义军的行动一变而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此外，就人格的整合来说，“义”与“忠”的融合，也是一个梁山人格由“魔性”向“神性”的转化过程，这从《水浒传》中记载的起初“洪太尉误走妖魔”到后来的“千古为神皆庙食”的故事演变中可清晰地看到这一内在的发展路线。“忠”，本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伦理观念，“忠”、“信”二字连词，是自春秋以降普遍使用的词语，“其适用对象并非特定的，而是人人——上自君主，下至臣民——都应具备的美德”。但随着君臣关系的演变，其伦理内涵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秦汉皇帝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尤其经董仲舒的阐释界定后，“忠”的伦理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间个人的单向度关系中，且是天定的具有必然性的关系，“君主个人是‘忠’的伦理之唯一判准”，从而使“忠”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涵义。“义”在这一政治伦理“忠”的统辖下，遂演变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能够容忍与许可的行为。再者，忠、义二字连词，显然有化解其狂狷之气，整合其豪侠之心的作用，并以此为行动者提供一种价值预设，经由这一人格的自觉和提升，最终走上忠君报国之路，成就“大我”的境界。在这中间既有对“义”之无限制发展的一种结果预测，也有对“义”受“忠”之整合后其行为价值取向的一种解读，构成了对贯穿于梁山英雄命运始终的叙事编码的破译。
同理，在“行道”前加“替天”二字，这行道也便有了严格的向度，只能替天子分忧，为万民除害，而不能代天行事，自成王统。于是，“惟诛国蠹去贪残，替天行道民尽安”的行为目标，和“尽归廊庙佐清朝，万古千秋尚忠义”的价值追求，与专制政治形成暂时矛盾和终极协调的统一，种下后来接受招安的文化潜因。接受招安进京时打的两面旗帜上所书的四个大字：“顺天”、“护国”，正可视为“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的必然指向和逻辑延伸。这一切正如台湾学者张火庆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由侠义传统的起源及其特性，可知中国历代政府对于不论是个人的以武犯禁，或集体的武装叛乱，往往加以禁绝，或者予以压制，表现了侠与法的不相容受，但梁山人物顺应着侠义存在的事实及效用，设法解消这种对抗，一方面表现侠行的正面意义，一方面则揭出更高的理想，经由某个集团领袖的劝导，或某位清官的感诱，而化除侠者好勇斗狠的意气，使之纳入合法化的途径，并以‘忠义’为标榜，转化其心志，则终于臣服于朝廷正统。”
说到梁山文化最终臣服于朝廷正统所造成的影响。在当时，宋朝的文化精神是唤醒社会民众欲求的根源，是梁山文化的原照。在一个人人祈求做忠臣武将，收复失地还我大汉颜面的年代，儒家忠义思想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就这样，“梁山文化”经儒家传统文化整合之后，我们看到的便是梁山义军既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团结一致，举义闹事，又在这一旗帜的指引下接受招安，去打方腊；既在“忠义双全”的价值召唤中实现了自我，又在这一取向的实践中丢失了自我。这里，我们还当辨析的是，“忠义双全”虽然是高悬于梁山之上的人格价值观念，但它毕竟是一个过高的许诺，其集中而典型的体现者是作为义军领袖的宋江。因为就一百单八人中的大多数而言，说得刻薄一点，只是一些如马克思所说的“同名数”的相加，“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这些人尽管都有某种程度的变革现实的要求，如李逵等人，但他们显然做不了梁山的首领，更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领袖人物特别是如宋江这样名闻江湖、人人敬仰的具有非凡特质和品格的“克里斯马型”人物的思想，便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另外，在梁山泊这样带有绿林豪强特色的江湖帮会集团中，“大哥”的命令必须无条件遵从。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哥”有绝对的权威；另一方面，大伙又都是义气极重之人，受义气的约束，即使为“大哥”而死，也在所不辞，李逵的死，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李逵之死，实有两重含义。一是他被宋江强行送上道德的祭坛，接受灵魂的洗礼，并以他的死帮助他完成了“忠义双全”的人格。二是李逵实际代表宋江内心深处遭受压抑的感性冲动和人性中未经整合的破坏性本能，九天玄女娘娘就曾告诫过宋江“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的，因此要“重登紫府”，就必得破除“心中贼”，也只有灭掉内心深处这一不安定的骚动因素，才能安然死去，也才能完成对原我的最终超越，所以李逵就在必死之列。这在后来“大哥思想”把梁山弟兄送去招安也有很大关系，梁山义军的归宿，或多或少也是领袖人物的思想使然。
天道与人道——宋江的悲剧
宋江是梁山英雄中复杂而矛盾的形象，也是书本里刻画最深的角色。宋江的形象具有二重性，时代赋予他的忠君又叛逆、主性与奴性兼有的双重性格是造成梁山悲剧的主要原因。他一手扯开“替天行道”的大旗，行侠仗义，一手又把轰轰烈烈的梁山事业魂断招安，亲手“葬送”了。
宋江是时代的产物——思想局限葬送团队
宋江是时代的产物，他并不是没本事，从浔阳楼题诗可以看出，他有一定的才华和见识，招安是那个时代的流芳千古的最佳手段，草寇是不会进入史书的，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许是愚忠，也许是他已看透了那个时代的东西，所以他只有选择招安，他做不了皇帝，只有做像杨家将，或是岳飞这样的人，这是必然的，也是他们那108将的命运。至于他的死，两个字“愚忠”，这是儒家千年统治中国的真谛，你要流芳千古，你就不能做草寇，你要做忠臣（除非你遇到好皇帝），你要做清官，你只有一条路，宋江看到了，他也只好走这条路，只可惜了李逵和不愿招安的弟兄。
虽然历史人物述评中，宋江多受谤议，但公正地看宋江，也会发现他不少值得表扬的优点，比如他对老太公很孝敬，对朋友很仁义，对国家很忠诚，等等，所有的这些，都符合我们所理解和信奉的人生美德。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梁山泊，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他，以至于当天王晁盖过世之后，他比较顺利地成为众好汉的头领。这既是历史给予他的机遇，也是他一直以来积德和努力的结果。说得好听一点，叫做“顺乎民意”。
不过，宋江确实也有很多局限，从前对宋江的批判，曾经把问题归结到他的“投降”。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就政权关系来说，他的行为是一种“投降”。因为他属于农民军的阵营，而皇帝所代表的阵营，是属于贵族地主阶级的。特别是他率领众兄弟攻打方腊，以一个农民军的力量，剿灭另一个农民军的力量，这确实也涉及到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是，就宋江一贯的思想特点来说，他好像并没有把自己作为“农民阶级”，他始终关注“替天行道”，其中的“天”代表着一种“血统”的延续，说得具体一点，他关心的是“国家”而不是“政权”。按说，以他的军事实力，杀到开封“夺了鸟位”是有可能的，但是最终这个“血统”的观念约束着他，使他作出最后的决策。这里的这个“血统”，其实就是他眼中和心中的“国家”。
宋江的局限，其实很昭然。他接受招安，完全是主动的自觉的行为。他的出发点正像他一直念叨的那样，要给众兄弟找一个光明的出路。事实上，他的众兄弟有多少人“稀罕”这样的“光明的出路”呢？林冲吗？柴进吗？卢俊义吗？花荣吗？还有本来就生活在底层的阮氏兄弟、李逵等人吗？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稀罕着这所谓的“光明的出路”，而真正需要这“光明的出路”的人，最典型的只有宋江一个人。可是他的结局怎样呢？从早年的一个押司，到后来的被封为州官，也就那么一回事儿，还不如他做梁山头领的地位高。而作为一个押司出身的宋江来说，从押司到州官，也许已经就是一个“光明的出路”啦。按说，宋江该很心安理得啦。
宋江的感受，暂且不评。就说宋江为了这个所谓的“光明的出路”，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108将损失大半，害死了这么多的自家弟兄，这是其一；剿灭了阶级兄弟，偏离了作为“阶级”的感情，这是其二。也许还有其三、其四。从综合绩效来看，宋江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亏本行为。也许，他这样做，维护了他内心深处的“国家”和“血统”，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是不是纯粹的高尚，或是纯粹的自私，在那个特定的故事中，还真的值得讨论。
在当时那样的朝代，能够入朝为官，不仅是莫大的尊荣，同时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造福一方百姓，宋江既有此意，就不愧为英雄豪杰。他的愚忠，其实是因为他多受儒家“忠君思想”流毒影响，对朝廷、对皇帝抱有幻想，不过这幻想葬送了梁山的命运，也葬送了大多英雄的性命，更葬送了宋江的一世英名，使宋江备受唾骂，殊不知宋江也是受害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赵氏朝廷，是儒家的“忠君思想”！这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
忠君的逆臣——谈宋江的双重性格
宋江未上梁山之前，在郓城县衙门做押司，人称“宋押司”。押司相当于现在的文书之类的小官吏。有人称他为“刀笔小吏”，在统治阶级中属于算不上品位的职务。社会地位的低下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人民，同情人民的疾苦，对官僚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深恶痛绝。但是宋江出身一个经济状况较富裕的小地主家庭，家中颇有田产，“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兄弟，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和许多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宋江从小受到的是浓厚的儒家思想教育。责己严，待人宽，对父母孝，对兄弟悌，交友贵义贱利，忠君爱国是儒家思想构建的伦理道德体系。这一体系主宰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因此，忠君报国已根深蒂固地扎根在宋江的头脑中。晁盖死后，他坐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称“忠义堂”，祈盼尽快“赦罪招安”，做君王的臣子。
儒家思想认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有志男儿追求的理想。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的就是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然而北宋末年，以高俅为首的大官僚地主阶级当权。佞臣当道，嫉贤妒能。宋江作为小地主阶级出身的小官吏，不能被北宋王朝起用，雄才大志得不到实现，他痛恨高俅这些贪官污吏，怀才不遇，只好放迹于江湖。“天下有道，其气伸于朝，天下无道，其气磔于野”。宋江广交江湖好友，仗义疏财。他的人格中具有义的内涵。而义这种人格内涵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又与叛逆性相通。当他得知晁盖上了梁山却暗思：“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在宋江的内心有自己评判事物的标准，他痛恨梁中书这类贪官污吏，打劫了他的“赃物”生辰纲是大快人心的事。因此，他冒着灭九族的危险，舍生救晁盖，但又认为晁盖上梁山，走反叛的道路不是忠义之举，可见“忠”又是宋江评判事物的最终标准。
宋江上梁山并非出于自愿，是酒后浔阳楼上题反诗，犯有杀头之罪才被迫上梁山。在他内心深处对农民起义保留着看法，他和统治阶级一样，把农民起义看成是盗贼行为。认为兄弟们上梁山是被逼无奈，是权宜之计，不能让梁山兄弟背上骂名。所以他掌握了梁山命运以后，忠君与叛逆的矛盾冲突就提到了实践层面上。是继续叛逆，还是招安？宋江对反对他招安所作的解释，正是他在忠君与叛逆的冲突中，忠君战胜了叛逆的内心独白：“众弟兄们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宋江实际上已成为皇帝派驻在梁山的一名控制梁山众英雄的朝廷官员。为了“赦罪招安”，为了青史扬名，宋江置梁山义军性命于不顾，完全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了，成为梁山英雄殒灭的第一杀手。这一悲剧根源正是深植于宋江形象内涵的叛逆与忠君两者的深刻冲突之中。
宋江身上集中的矛盾元素远不止这些，在他身上的很多方面都有更进一步的体现。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国家。五千年色彩斑斓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富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性。而众所周知，贯穿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主干是“重伦理”的儒家精神。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五德。只有具备了这五德，才为君子。然而，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入世就意味着走仕途。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压抑得人格扭曲变形。只有狡诈、残忍才能出人头地。因此，“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与阴险、善权术的封建专制发生着深刻的冲突却又要彼此相融。这种相融的结果就是“仁义礼智信”做性格的外包装，残忍、狡诈做性格的内涵。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中生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兼有这两种性格。
宋江可以说具备了“仁义礼智信”。因为讲仁，他仗义疏财，被称为“及时雨”。因为讲义，他挺身救晁盖。因为讲礼，他刺配军州时，对囚犯、差拔、牢头都以礼相待，与李逵结下了生死之交。因为讲智，才取得了像“三打祝家庄”、“攻打曾头市”、“三败高太尉”等战役的胜利。因为讲信，每每答应了许人财物，从不失信于人。就是当时身边没有钱财，别人后来取，他无不奉送。在梁山英雄的心目中，宋江是“仁义礼智信”的化身，他的威信甚至超过了晁盖。然而在宋江充满“仁义礼智信”的人格中却掩饰着狡猾权诈。
宋江谙熟儒家中庸之道，外表朴实谦恭，从不张扬自己，遇事喜怒不形于色。宋江混迹过官场，为人处世圆滑老道，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有始有终。他劝矮脚虎不要抢夺清风寨夫人，许诺日后为他寻一门好媳妇。后来扈三娘归顺梁山后，他不忘撮合扈三娘与矮脚虎结为夫妻，略施小恩就把王英笼络在手。宋江还善于施小惠收买人心。他刺配军州时，用银子把牢头、管营、差拔、囚犯都一一收买了，人人视他为恩人。李逵、戴宗更将他视为再生父母。小说对宋江出场有段描写：“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一个“吏道纯熟”概括了宋江圆滑狡黠的性格。那些粗犷豪放的农民或武士出身的梁山英雄自然不识宋江的“庐山真面目”，对他崇拜感恩得五体投地。因此李贽评宋江：“宋公明只是一个黄老之术，以退为进，以舍为取，可笑胜、宣赞、郝思文那厮被圈套，尽为出力。”又有人评：“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宋江就是利用了李逵耿直、单纯，略施小恩小惠便让李逵死心踏地跟着他。用这样威猛强悍的人做保镖，谁敢小觑。即使对忠心耿耿的李逵，宋江也七分实，三分虚，以至于临死都不忘拉李逵做陪葬。
宋江上梁山后，与晁盖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晁盖要盘踞梁山对抗朝廷，宋江则要见机招安，忠君报国，两人已开始分道扬镳。宋江为实现其理想，利用威望架空了晁盖。
“宋江上梁山后，毅然更张旧法，别出自己心裁，暗压众人，明欺晁盖，甚是咄咄逼人。”每当晁天王欲领兵出征时，宋江总是劝阻，“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其用心是把晁盖当做佛像般供在山寨里，自己领兵出征，把功劳归于自己。久而久之，义军只知宋江不知晁盖。所以金圣叹评宋江：“能以权术软禁晁盖，而后乃得惟其所欲为也。何也晁盖？去则功归晁盖，晁盖不去则功归宋江；一也。晁盖去则宋江为副，众人悉听晁盖令，晁盖不去则宋江为帅，众人悉听宋江之令；二也。夫出则位至尊，入则其功至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余矣。”宋江用软禁的手法架空了晁盖，威逼利诱吴用。吴用看见晁盖大势所去，便倒向宋江。
宋江培养了花荣、李逵、戴宗等亲信，压制阮小二、阮小七等梁山元老。因此就是晁盖不死，也会被宋江废掉。
其实晁盖未死之前，宋江已暴露出招安思想。他把来西岳降香的殿司太尉“请”到梁山，表达了招安思想。晁盖刚一死，宋江就怂恿吴用、林冲等人以“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一日不可无主”为借口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他并不热心为晁盖报仇，而是醉心于招安。
历代评论家对故事中宋江多有评价。古代思想家李贽、金圣叹对其多的是贬斥，认为此人假道学，善权诈。放在今天，我们不妨从历史客观的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宋江其人作出公正评价，将宋江放在当时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思想和体制的大背景下去分析。
宋江本身内在有双重的性格，这也是那个时代所决定了的。要知道北宋王朝是由后周一封建割据政权发展演变过来的。它没有像隋唐王朝那样进行过大规模的王朝统一战争，所以它建立之初就没有隋唐王朝那样的太平盛世阶段，而是充满了诸多的矛盾。为了巩固政权，北宋王朝政治上施行“削藩”等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思想文化上积极扶持“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天是人的心性之本原，道德之根据，皇帝是天派下来的代理者，自然是符合“天道”的，能“顺天”。
君主就是国家，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君主。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宋江的报国是不可能突破忠君思想制约的。由此分析，宋江的双重性格特征就可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是那个时代的封建专制思想和体制造就了宋江这样具有双重性格特征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反过来，这种双重性格特征又导致了梁山义军的悲剧，同时也是他人生的悲剧。鲁迅说得好，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得做人的权利，最多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坐稳奴隶的时代，一种是坐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宋江的人格无疑坐上了后座。
混乱年代谱就江湖人生
水浒传奇，只有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形成。宋朝就是“水浒”的最好载体。因为这个朝代，国家腐败，处处挨打；这个朝代，官员无能，民不聊生；这个朝代，文化进步，思想开放。特殊的时期造就特殊的人才，对于一群身怀绝技的特殊人群，这是谱写他们江湖人生的最好时机。
“水浒”中的游民与江湖——梁山文化的投影
水浒英雄，一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一群游民的影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恨情愁，都被一一写进书中的回合。他们脑中特有的文化色彩，他们身上个性的意识灵魂，他们脚下执著的奋斗历程，无非是想见证如何穿越那条水流湍急的“江湖”，而这中间的是非曲折就谱写了梁山文化。因此，游民便成了梁山文化的投影。
从局限的角度着眼，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对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这纯粹属于个人意识。
从大的方向着眼，游民原先做“盗”的非常多，如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山寨上山大王和喽啰，这是团伙。还有单干的，像江河中的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黑店的孙二娘，盗马贼段景柱，小偷小摸的时迁。他们走上这条路的原因多种多样，如丧失了产业、走投无路而干上这一行的；有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吃了官司，上山下海以避难；更多的因为干没有本钱的买卖。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事业做大，使得官方对他们无可奈何。
当然，还有许多游民不从事非法活动，他们并没有祸害民众的行为，只是在江湖上谋生的江湖人。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离开了农村，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卷入反社会活动。例如：在家乡杀了人逃亡在外的戴宗，在监狱里做了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逃避灾难的武松，自幼漂泊江湖、专好结识江湖英雄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势卖艺的薛永，等等。
谈论游民，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水浒英雄，忘了高俅这个真正的游民。他其实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是个没有正当的职业的真正游民。他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后因为参与诈骗，被发配。后来得以返回东京，给人做个跟班，由于机遇好，被徽宗看重，得以发迹变泰。他运气好，是属于那些得以改换门庭的游民。
在郓城县从事演艺活动、被雷横打死的白秀英也是游民出身，甚至阎婆惜他们一家子也都是游民。阎婆惜会唱曲，与她父母流浪到郓城县，想在这里停留，不料父亲得病死在郓城。母女没有买棺材的钱，遂把阎婆惜贱卖给宋江，成了宋江的外室。可是作者对于同属游民的阎婆惜没有丝毫的同情，因为她不属于宋江梁山系统，而且刁难宋江，并打算出卖梁山，那自然就是十恶不赦了，所以把她杀了。《水浒》中的女游民很少有好下场的。
《水浒》中还有许多游民知识分子，也就是稍有文化的游民。宋代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激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造纸技术的提高和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得书籍易于得到。唐代的书非常难得，像韩愈这样世代读书的人藏书也不完备，非常羡慕李泌家的藏书，鼓励朋友到他家去读书。
在这种情况下，唐代人们受的教育面非常窄。其科举制度也处在初级阶段，录取面非常小。到了宋代这些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其文化普及程度大大高于唐代。这样，读书人数目激增，而读书人的出路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做官，尽管宋代科举录取名额大大增加，官吏也远较唐代为多，但仍有大量读书人不能入仕。有钱的可以做隐士，有关系的可以奔走官场，有一技之长的可以依附于豪门，也有的绝了做官的望，沉沦于社会底层，奔走于城乡之间，利用各种正当或不正当手段谋生。他们就是游民知识分子，比如水浒英雄中的吴用、公孙胜等，他们文化程度未必很高，但都要有一点道教的知识，有一点阴阳家的知识，成为队伍中的精神领袖。
游民们不仅成为记录许多英雄的素材库，而且是江湖中人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游民们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中游民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了出来，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所有人看。
《水浒》中游民们的身影铺就了江湖道路，成就了以梁山文化为背景下的江湖。江湖上的游民被称之为真正的游民。反过来讲，也正是游民的意识灵魂拼凑成了江湖。
宋代的江湖硬汉——传统思想的悲剧代言
闻一多先生写过《关于儒、道、匪》这样一篇文章，让人观后很是诧然，尤其是闻一多先生对国民灵魂的深刻剖析。他还引用了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话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自然而然，“一个土匪”让人想到了梁山好汉。
儒家告诉人们如何去积极地面对生活，服从社会秩序，而当这种秩序一旦解体，或者社会上出现不公正的现象时，道家却告诉人们要超脱和回避，而墨家则主张用强力讨回公道。从历史上看，道家的回避态度尽管不够积极，但可以与儒家思想相互补充，成为古代士人的常规心态。而墨家的主张和做法对社会的危害作用却较大，所在在先秦时期曾经红极一时的墨家，在秦汉以后就被取消了在社会上流传的权利。但墨家的思想却并没有因为执政者的取消而灭亡，它依然在民间蔓延滋长，并经常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许这也就是历代社会上绿林土匪及其意识产生的渊源。而匪之精神的进一步演化就是“侠”，宋朝年间的梁山好汉，正是这种社会历史状态中一个特殊的产物。
现在人们总用“逼上梁山”这句话来形容走投无路的人。尽管在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量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遍地不公。其中的弱者被逼造反，也是在所难免。
梁山聚义厅前有一面杏黄大旗总是容易让人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写着“替天行道”，“天”与“道”到底指的是什么，这口号又是谁想出来的。看过闻一多先生的那篇文章不难明白，这正是墨家“天罚”思想的体现。国家是协调和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必要产物。
以墨子为首的小生产者也并不否认，但他却认为在天子之上，应该还有另一个天的存在。墨子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评价天子的好坏，就是看是否顺应天意——小生产者自身的意志。梁山好汉之所以扛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无非就是受墨家思想影响的产物。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起义是有天意、神明给自己撑腰。而所谓的道，也只是墨家“尚同”、“兼爱”等乌托邦理想的所在。“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是所有梁山好汉的共同追求，并为之而努力奋斗。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都是他们朝这个理想所铺设的基石。
在梁山好汉中，“以贤为能，纪律严明”是他们的组织原则。对于这一点，似乎也契合了墨子提出的“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这一思想被这些绿林好汉全盘接受了。
晁盖就是在林冲火并王伦之后被推上寨主宝座的。王伦被火并，就是因为他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是个落北穷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而后来，宋江被推上寨主虽然也费尽了周折，但这一原则却并没有改变。
梁山好汉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招安”，其实也不难解释，在无法回避社会矛盾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抗争，也是道家思想在他们生命轨迹里的失败，而当他们解决了自身的生存和温饱，也就是墨家思想取胜之后的事，传统的一直被执政者视为基石的儒家思想又逐渐占据了上风，他们需要所谓的“名分”和“地位”，正是这种结合的悲剧，导致了他们要以“招安”作为自身必然的结局。梁山好汉的悲剧也正是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