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宋朝问世的一部巨著，它是一部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沉浮与执政成败经验的帝王“圣经”。这部书本来是写给皇帝的政治、历史教科书，但是宋代的皇帝并不按照这部书上教导的去做人、做事、做皇帝。
书生意气与社稷安危
司马光可谓功名早成，20岁时便中进士。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那时司马光便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有着不求虚名的胸怀与器量。之后，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在对史学的研究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无疑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司马光的生前身后
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儿童故事，在当时的东京、洛阳一带就有人把这个故事画成《小儿击瓮图》广为流传。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机智勇敢，传为千古佳话。
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他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改并州通判。宋仁宗末年他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佑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他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王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资治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
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
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变法之争与传世之作
自司马光20岁考中进士以来，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并且上书无数，极力救国，但此时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同样为人所仰慕的伟大人物出现在了司马光身边，这个可谓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偶然，不仅改写了历史，也彻底改变了两位巨人的命运。这无疑是一出历史悲剧，两位惺惺相惜的朋友最终在寻找救国的出路问题的分歧面前决裂了。
司马光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在任职的三十年间，他上书参奏达三百余篇，内至宰执言行，外至边陲军务；上至帝王举止，下至灾情民忧；大至朝政缺失，小至宫廷奢靡……凡有弊端，无不弹劾禀奏。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年），他针对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乐观，先于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抑赐赍、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时弊的主张。并上呈《论燕饮状》，揭露皇帝沉溺后宫，燕饮无度，赏赐滥溢。要求皇帝“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赍有节……”并发出了“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大患”的强劲呐喊。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他又上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述自己的革新思想。
对其“保业”，他尖锐指出，“秦、隋因骄而亡，汉、唐因情而亡”、“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败一也”。他规劝皇上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
对其“惜时”，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对其“远谋”，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对其“重微”，他说：“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对其“务实”，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洁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
司马光严谨肃穆的作风，坦直无隐的言论，忧国、忧君、忧世的忠心，成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间，他从华州判官起步，先后任职国子监直讲、知太常礼院、集贤院校书、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谏院、御史中丞，最终直至天子脚下。赵顼即位后，对他“敬若著龟”，迅速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身为年轻皇帝的老师和顾问，他甚至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审定参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马更加忠于王事，时刻为年轻的皇上操心，以图塑新皇帝为舜禹之君。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危机四伏，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凭借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书，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礼治、人才、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书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即使如此司马光在这场与王安石的较量中也未能占到便宜。
司马光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士子，对百姓实行仁政。所谓“仁政”就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他倒并非仅仅是因为保守而反对王安石变法，事实上，他在当谏官时就对改革朝政提出了不少意见。无论从政治态度还是私人情谊上说，王安石变法前，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十分和谐一致，他们在当时还被列为“嘉祐四友”行列。
谈及这场较量，就其竭诚为国之心来说，二人无疑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主张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他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是有差距的。但是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稳健和成熟。
公平而论，新法有利也有弊，而司马光看到和反对的大多是不利于生产和农民的一面。从其爱民、宽民、重农思想出发，他还反对王安石“求治太急”，急躁冒进，他曾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但王安石始终没有接受和改进。
当然，司马光看待新法也是带片面性的，只见其弊不见其利。到后来，随着朝野反对新法之声日盛，他更是越来越偏激，以至形而上学地否定一切。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负责国家的变法事宜。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这也标志着司马光在这场较量中败下阵来，随后他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著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资治通鉴》的规模。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写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在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的刘恕、刘■、范祖禹等人帮助下，经过十九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
从以史为鉴解读宋朝的渐亡
《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古往今来令无数学者文人推崇的经典著述，却恰好被司马氏一片苦心设计好的读者——宋朝的统治阶级忽略了，然而我们似乎也可以从这部著作中揭示的治国方略中探寻宋朝最终一蹶不振的命运的必然。
王道泯灭与积贫积弱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以供宋代皇帝参考。他指出周朝积弱，王室衰微，礼乐仪制和军事征讨都由诸侯恣意而为。周平王被迫东迁国都。齐、楚、秦、晋交替称霸，但是他们还得假周王以号令天下。到了周威烈王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周朝虽然尚未灭亡，但是王制却不复存在了。唐亡前后情况类似，更是混乱不已。司马光要总结经验避免这些混乱，这其实也是《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开始周威烈王，下至五代后周世宗的原因。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加强中央权威，消弱地方势力，特别是限制武将。
据司马光记述从唐中叶开始，诸方镇“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兵祸连绵。唐中央或是导演或是看客，直到灭亡。到了五代十国，更糟。中原大地频繁易主，改朝换代易如反掌，五十几年就经历了五朝、八代、十四君，左右局面的都是武力。朱温父子为阻止李克用的骑兵南下先后三次使黄河决堤，导致山东、河南一带河水泛滥。公元947年辽兵大举南下，攻陷后晋都城开封，“华人百万，皆没于契丹”。司马氏希望通过这些历史惨剧给当时自甘安乐不思进取的皇帝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但这也是一相情愿。他的很多想法可以说切中了宋朝统治的要害，但是现实根本不能够一切随其所愿。
宋朝受传统儒家影响较深，所以宋朝的皇帝少有暴君，但是这远不能改变它的孱弱的命运，也正是这种软弱才直接触动了司马光写就了伟大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但是宋朝统治者们并没有能够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得教训，一如既往的贫弱，最终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在这种国家的命运悬于一线的时候，宋朝的统治者们继续这软弱和无能。从历代来看，周边的少数民族都会向汉族的王朝进贡，中原王朝是力量中心。但是从少数民族对宋的影响来看，基本上都是负面影响。因为年年向周边的少数民族送岁币给百姓增加额外负担，并且大大地削弱了自己的的财力，增强了周边政权的力量。在北宋的时候爆发的几次农民起义，直接原因就是岁币加大了百姓的负担。与历代汉族王朝相比而言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宋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是比较被动的，始终没有像汉朝的时候，南匈奴的单于向汉称臣，唐朝的时候，周围的突厥和回鹘以及吐蕃南诏与唐修好这样的主动外交。可以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述历史上的成功经历是为了暗示皇帝或者说是一种间接的上书，但是从支持司马光修史的宋神宗开始，历代统治者一直在不断地放弃主动外交的机会而逐渐把积贫积弱的现实矛盾激化开来并带到了战场上去。
这样的积重难返，想清除不是很容易的，或者说想要清除也不能清除。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变法也许是个机会，但是这次变法其实客观上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因为这次变法至少在实施上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并且激起了尖锐的内部阶级矛盾。这样的内乱进一步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王安石的变法触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这些人是北宋统治的基础骨干。触动了这些人的利益就会使国家受损，那么北宋王朝实力就要减弱。变法的失败证明了不改革要灭亡，改革就是加速灭亡。所以也许变法并不是出路，而把希望寄托在一本史书上想来也是杯水车薪。
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越是遥远的时代，留下来的谜团就会越多，特别是几乎与世隔绝的宫廷大内之中更是成为历朝历代最令人迷惑之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王朝的衰微一定是始于宫墙之内的，宋朝也不能例外。因此，司马光的修史也不可能不把宫廷生活作为他的关注点之一。正因为宫廷生活有它的特殊性，要发现历史的真相，谈何容易。姑且不说史料记载的缺乏，就算当时的宫廷中的真相恐怕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至少当时的皇帝对很多事实还是不清楚的或是知之甚少的。正因为如此，司马光才下工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从宫廷生活开始让皇帝振作。同样的结局，他的这一幼稚的想法再一次落空了。
财政困难也像沉疴宿疾一样，始终困扰着两宋王朝。两宋论其疲弊者的原因主要有三：“曰养兵也、宗奉也、郊赉也！”其实，造成两宋国家财政困难的还应加上一条，即“宫廷之费”，宋代的宫廷费用是十分惊人的。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知谏院孙沔在《上仁宗五事》中披露：“今御宝凭由司、内东门札子取诸库犀玉、金银、钱帛，一岁取三百余万但有入内之名，不知所用之处。”尽管这笔钱物仅为宫廷额外取索之数，但也几乎相当于当时全国盐课年收入的一半了。为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针对“利入已浚而浮费弥广”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宋代宫廷费用的浩繁，是由宋代宫廷的特殊供给制度造成的。宋代宫廷的供给制度与汉的传统制度明显不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代的宫廷供给制度简述说：“汉百姓赋敛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官室供养、诸赏赐。”而宋代“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一归三司”，旧日的少府钱早就不复存在了。宋代国家财政对官廷的供给可分为正常供给和非正常供给两项。所谓正常供给，即指供廷的正常开支，如宫廷各类人员的薪俸、宫廷的正常营缮、御厨的日需物料等等。这类是被纳入国家预算的。所谓非正常供给，即指供给宫廷的非正常花销，如宫廷的婚丧嫁娶的非正常营缮、宫廷的临时颁赐等等。这类供给是国家预算无法事先编订的。汪藻在《州条具时政》中所谓“国家军兵之饷、百官之廩、乘舆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时有须户部银绢以万计，礼部度牒以百计者，月有进焉”，即是对宋代宫廷供给制度的具体说明。
另外宋朝出现了若干风流皇帝，其中的首席代表“宋徽宗般乐艮狱中，久而厌之，更微行为狭斜游。累至汴京填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宋礼宗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清人史梦兰在题为《宋艳》的诗中说：“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即是指此。
最令人感觉荒唐的还是宋徽宗竟发生君臣同嫖的事。
荒唐如此，怎一部《资治通鉴》能救得；荒唐如此，怎能不亡！
政治制度的外强中干
在政治上，由于种种原因，宋朝统治者十分注意对政权的巩固。
北宋政权虽然建立，但当时在南方和北方，还存在着南唐、吴越、漳泉、南汉、湖南、荆南、后蜀、北汉等八九个割据政权。就是在北宋统治区域内，也还有不少节度使，他们割据一方，既有土地又有人民、甲兵和财赋。在北宋中央政权中，特别是在军队中，还有一批在后周时同赵匡胤地位相当的禁军将领，他们都手握重兵。宋太祖和他的继承者宋太宗以及他们的主要谋士赵普等人经常因此焦虑。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防止割据势力的再起，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
削减州郡（府、州、军、监）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
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去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鼎足而立。同时，还实行“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以防止军队兵变和武人拥兵自立。
宋还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增加录取名额，放宽录取标准，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考试后，还必须通过殿试才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了。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重要地区。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的贵族势力采取了被动的守势。
北宋统治者采取了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在强大而完美的外表之下，掩盖不了其“积贫积弱”的祸根。例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而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不强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征集了百余万军队，但却无法阻挡辽、西夏的侵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庞大官僚机构。尽管北宋政府尽力搜刮人民财物，仍难以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
在一系列的变法失败之后，宋朝统治者逐渐改变宋代历来削弱相权、增强皇权的情况。在从宋宁宗到宋理宗这40年里，蒙古军队前后三次向南发起全面进攻。公元1276年元兵入临安，延续150年的南宋王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反思宋朝的灭亡，并不是其统治阶级在政治制度上不用心，而是宋代积贫积弱的祸根由来已久，并已经深入骨髓，这并不是一个司马光和一部《资治通鉴》所能从根本上改变的，如果皇帝们能够真正地从历史中读取一些治国的经验和教训的话，也足以告慰司马光的一片赤子之心了。
以史为史——宋代人才的不二命运
可以说，国家的兴亡与人才是有着根本的关系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不吝惜笔墨地记述了历史上英明君主的人才观念。但是司马光的这一意愿再一次在人才问题上被皇帝忽略了。
从李广到岳飞——社稷门神的继续遭贬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曾有论述，齐国在威王时成为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并非毫无来由，看看齐威王对于珠宝财货与人才的不同态度，就可以想见威王是如何地雄姿英发了。金银财宝容易得到，而人才则不然。“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在任何时代，谁拥有人才，谁就拥有着话语权。刘邦有萧何、韩信和张良，言听计从，而项羽只有范增还不能用，那天下只能让刘邦得到。司马光还精心记述了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其原意应该就是提醒自己的皇帝借鉴，不是学他的方法，而是学他的态度。
人际关系的复杂，没有哪个朝代可与宋朝相比。在宋一代，几乎没有不曾被弹劾过的官员，也几乎没有不曾遭遇贬斥的官员，从开国宰相赵普算起，寇準、丁谓、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蔡京等都曾被贬，就是帮宋朝打下半壁江山的曹彬也曾一度受到怀疑和冷遇。后人论史，爱分忠奸，这是读史的一条底线，但其中有很多问题又比单纯的忠与奸复杂。宋朝的京官总是相互排斥、相互拆台，搞到后来，终于创造出“党人”一说。在所有朝代中，没有哪个朝代的官员会如宋朝官员那样拉帮结派。王安石要变法，所有的反对者都被贬出京城，而所有的赞成者都能得到提拔。如此用人，朝中无党无派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受到皇帝欣赏的司马光也只能远避洛阳去写《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写好后也差点被蔡卞销毁。等到皇帝也不太想变法时，受贬的官员再度回京，新法也就不了了之。这其中意气相争的成分很大，容不下一点不同意见，听不得一点不同声音。仅从这一点来说，宋朝就不能称大。
在宋朝时期，其主流军事思想与以往发生重大变化，保守的、重内轻外的意识取代了积极进取、外向的精神。
经历中唐五代长期藩镇割据、武人跋扈局面之后，宋朝开国伊始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收兵权举措，结束动乱，维护统治秩序。但随着文武失衡问题的解决，统治者却未能适时调整方针政策，特别是宋太宗朝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交战的信心，从此眼光向内，又采取“守内虚外”之策，逐渐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以后，宋朝大致延续这一路线，长期矫枉过正，侧重于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治国，有意抑制武将群体和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于是，其主流军事思想打上了守内甚于防外的强烈色彩。这种源于极端狭隘专制集权主义的保守军事思想的确立，便不能不对国防战略与军事学说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在这样的形势下，正如历史上所有的没落政权一样，宋统治者继续摧残着坚持为国效力的忠实的将领。
显然，司马光注意到了宋朝在军事上的迫切的问题，在其著作《资治通鉴》中记述李广时，他有着这样的论述：
“《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这里，他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李广最终的命运的扼腕叹息，同时也对用兵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以期为皇帝提出救国方案，但是紧接着岳家军的悲怆的结局给了他最直接最无情的回答。
岳飞在战场可以说是绝对的百战百胜，屡立战功。二十二岁，第二次从军的岳飞在一次战斗中一举招降了三百八十名游寇，得到了赵构的赏识，补承信郎，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传奇的将领生涯。但同时在这些经典战例和岳飞的为官经历中，我们又不难发现岳飞作为国之栋梁生长在那个时代的悲哀。
绍兴元年（1131年），隶属江淮招讨使张俊，率部转战于江南西路和淮南西路，击破盗匪李成军；招降张用，迁神武右军副统制。
二年，击破盗匪曹成军，屯戍江州（今江西九江）。
三年，镇压吉、虔（今吉安、赣州）二州农民起义军。伪齐军攻占襄阳（今属湖北襄樊）、邓州（今属河南）后，他荐策收复襄阳等六郡，进图中原，被宋廷采纳。
四年，任黄州、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率军自江州溯江西进，克复汉水重镇郢州（今湖北钟祥），遂分兵北进，连克随州（今属湖北）、襄阳、邓州，大败金与伪齐军，并趁势收复唐州、信阳军（今河南唐河、信阳市），从而控制长江中游广大地区，打开与川、陕通路，以功授清远军节度使。此后，营田积粮，训练军伍，积极为收复中原作准备。同年冬，出兵救援庐州（今合肥），击败金与伪齐军。
五年，授镇宁、崇信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奉命镇压洞庭湖地区杨么起义军。
六年，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一反宋军秋季防御常法，举兵奇袭伪齐军。以部分兵力东向蔡州（今河南汝南），诱其来攻，主力自襄阳出击伊阳（今嵩县），一举收复今豫西、陕南大片失地。同年冬，再次击败金与伪齐军反击，兵临蔡州。
七年，升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力陈乘伪齐主刘豫被废，金军无备，增兵北伐，图取中原之策。后多次上书反对与金和议，重申收复两河壮志，均遭高宗与权相秦桧拒绝。
十年，在郾城之战中，充分利用所部士气旺盛、训练有素等有利条件，大败金军精骑。继在颍昌之战中，再次击败完颜宗弼军的反击。正当岳飞行将挥师渡河时，高宗、秦桧向金乞和，诏令各路宋军班师，致使其恢复中原计划功败垂成。
十一年，率军进援淮西。谁知宋高宗为奸臣秦桧谗言所惑，一连下了十三道金牌，召回正在和金人抗战的岳飞。岳飞被召回临安（今杭州），罢宣抚使，改授枢密副使，解除兵权，为秦桧及其党羽诬陷入狱。十二月二十九日，秦桧及其党羽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及其长子岳云。寿年仅三十九岁。
从岳飞及岳家军的命运中，我们可以见微知著，宋朝的灭亡确实从皇帝那里便不可避免。
从魏徵到寇準——同是谏臣的不同命运
历代治世都少不了一些忠心为国的文臣的辅佐和帮助，在这些谏臣中，大多都已名垂千古，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成功的，因为这不仅需要大臣的勇气与才识，还需要英明君主的赏识，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记述的唐时著名谏臣魏徴就与宋朝寇準的不同结局从一定角度揭示了宋唐两朝一衰一盛的原因。
李世民时“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李世民深知，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没有忠臣贤吏辅佐，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因此，他重视“纳谏”、“纳贤”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特别强调要求臣僚进谏。
他曾多次说过：“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贞观政要·行幸》）
“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即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
在纳贤和纳谏方面，李世民同魏徵的关系堪称典型。魏徵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徵，责问他：“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徵面无惧色，举止自若，回答说：“先太子早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却“改容礼，引为詹事主簿”。原因就是他“素重其才”。（《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他曾评价魏徵及他同魏徵的关系说：“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
一次魏徵对李世民说：“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唐太宗笑而答道：“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缀耳。”又有一次，李世民“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徵来，匿怀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二年十月）。
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一次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要杀谁。李世民说，杀魏徵！因为他“每廷辱我”。长孙皇后退回后宫，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他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这一番恭维话，使李世民转怒为喜。（《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三月）
总之，李世民“自比于金”，而以魏徵“为良工”。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仅贞观初年，魏徵即谏奏二百余事，都被李世民所采纳。所以，李世民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傥，安国利人，成为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
当魏徵死后，李世民“亲临恸哭”，并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纳贤》）
反观宋时统治者对待著名谏臣寇準则并不如此。寇準（961～1023）北宋政治家、诗人。字平仲。华州下邽县（今陕西渭南）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知巴东县。真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準是宋时的主战派，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下，正是在寇準的力谏下，真宗皇帝亲往前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皇帝却没有采纳他乘胜追击的意见，而是与辽军订下了“澶渊之盟”，错过了大好时机。
不久，寇準被大臣王钦若排挤罢相。晚年再度被起用，封莱国公，后又因大臣丁谓等陷害遭贬，远徙道州、雷州。他于仁宗天圣元年病死于雷州，谥号忠愍。
由此观之，宋朝在人才方面再一次为灭亡加重了砝码。
廿年工程照耀中华历史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它史料价值高，编纂方法科学，文字优美，是研究唐以及唐以前历史一部最佳的参考资料，对从政、做事、为人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自成书以来，影响巨大而深远。《资治通鉴》同时也是一部对后世史书编撰影响极大的经典著作，促进了编年体史书的长足发展和进步。
意义非凡的文献——中华史学的又一里程碑
《资治通鉴》在很多方面在史学上都留下重要的足迹，是继《史记》之后中华史学界又一里程碑式的著作。
《资治通鉴》有很多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皇家崇文院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资治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资治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资治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资治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资治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资治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资治通鉴》实际情况的。
《资治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资治通鉴〉目录》和《〈资治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列《资治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
政治“圣经”的深远影响——毛泽东的必读书之一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一书十分重视，1953年，毛泽东亲自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校点《资治通鉴》。1954年，毛泽东又对吴晗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俱。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校点本出版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反复阅读，不但作了批注，还记了许多标记并圈点。
人有评焉：毛泽东精读《资治通鉴》，鉴以立国治国颇有成效，当属罕见。一部《资治通鉴》，以其内容体大思精、录事全面可信，且通古今之变，拾遗补缺，是学史和研史者不可不读之书。又以其考评前朝之兴衰得失，镜鉴于后人，有资于治道，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普通民众不可不看之著。毛泽东曾说：历史不可割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当总结之，以继承此份珍贵遗产，为今所用。毫无疑问，《资治通鉴》即在此珍贵遗产之列。毛泽东晚年仍然爱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毛泽东在长期阅读《资治通鉴》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在重要讲话、重要报告中经常引用《资治通鉴》中的说法，由于他的个人权威，使《资治通鉴》中的一些话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