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暮时分，她走过地面狼藉的菜场，迎面一个孩子骑着自行车冲过来，卖弄地放开了车把手，车身轻盈地一略而过。那般快意地飞扬。这一刹那，张爱玲不禁驻足，在内心感叹，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是那一撒手吧。
盛夏时节，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了。书名《传奇》，收录了《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两炉香”等十部小说。书的封面是孔雀蓝，没有附着图案，不留丝毫空白，书名、作者几字都用隶书体的黑字。这颜色是张爱玲喜欢的，也是她母亲喜欢的。母亲的衣服多是深深浅浅的蓝绿色，公寓墙上曾挂过的母亲的一幅油画习作静物，也是湖绿色调的。正是在岁月不经意的濡染中，这色调也潜隐进张爱玲的审美倾向中，成为她极其喜欢的一种颜色。书的销路非常好，每本订价200元，四天内就售罄，马上再版，书写了当时上海出版界的一个“神话”。再版的《传奇》，从编稿、设计到排版、印刷，张爱玲都亲力亲为。她央求炎樱为书绘制封面，古绸缎般的底子上，盘了深色的云纹，仿佛涌动的浪头，落下琐细的浪花，仔细看却是玉屑，有的三三两两勾连成环，有的独立而圆，有的两枚并立，淡淡相靠，无声地诉说着书中诸多小说所勾勒的人物关系。张爱玲“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为了调出满意的色调，她不知往印刷厂跑了多少次。又为了书中附的一张照片，与印刷所的师傅交涉了不下三次。在序中，她更是毫不遮掩自己飞扬的心情，“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空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她自言发疯一般欣喜地享受着这深怕来不及的快乐。
《传奇》中那些“泼得出、收得回”的文章，如打上了鲜明的张爱玲式的烙印，新颖的喻比，灵艳的语言，色彩浓艳的氛围，入微的心理刻画，时不时冒出妙言锦句，古旧与时尚感并存的意境，都让人过目难忘。杂志社在《传奇》再版前举办了一次座谈品茶会，张爱玲穿着柠檬黄的绸质上衣和孔雀蓝色裙子，相当大胆而炫亮的配色，长发披垂，只在鬓边卷了一圈，戴着淡黄色的玳瑁边眼镜，唇上淡淡一抹红。与她同时出现的炎樱，则穿着大红色上装与白色长裤，手腕上的象牙镯子随着她活泼的动作，忽上忽下，愈发衬托得她身边的张爱玲高瘦而沉静。与会者多是溢美之词，即使有个别的批评之语，比如结构稍嫌松散，有时全篇不如一节，一节不如一句出彩等等。同样名扬上海滩的女作家苏青十分认真地准备了发言，因怕自己的宁波口音别人听不懂，特地写下来交给另一位作家念出来。她以自己的爽直泼辣之风盛赞张爱玲的才华，“……她的比喻是聪明而巧妙的，有的虽不懂，也觉得她是可爱的。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钦佩她，并不是瞎捧。”炎樱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张小姐写小说很辛苦，所以有这点成功是应该的。她的作品像一条流水，是无可分的，应该从整个来看，不过读的人是一勺一勺地吸收而已。她写作前总要想二三天，写一篇有时要三个星期才能完成。”
此时的张爱玲，在奋力地飞扬，迈动脚步追赶，她未必不知道烟火的结局是苍凉，绚极一时，而后必将归于寂然，可她不去看，不去想，只管牢牢抓住眼前所有，哪怕最终虚幻……
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
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
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
端然中，忧从欢中来
胡兰成虽然赋闲，但与汪精卫政府官员依然有丝缕瓜葛，与日本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他每月都会回上海逗留一段时间。一回上海，顾不上回美丽园自己的家，总是直奔张爱玲的公寓，进门就叫一声“我回来了”。在南京的时候，隐约的欢愉在他心里浮荡，不免想要啸叫出声，似乎没有刻意思念，也不觉有多么深的牵系，可接到张爱玲的信，感觉沉甸甸的，心便不受羁束地奔了远方。
在上海，他晨出夜归，只恋着张爱玲那里。两人总是缩在房间里一直从早上聊到黄昏时分，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因了姑姑的缘故，张爱玲不习惯留人吃饭，包括他。人离了心却未离，他回到美丽园家中，还要拉着侄女青芸絮叨一番，说的最多的还是张爱玲。一次离开公寓后，他按捺不住内心涌动的情绪，转到朋友熊剑东家里，碰到一伙人牌兴正炙无暇理他，他在一旁无聊地转悠半天，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稳，直想啸叫出声来，让这满世界的人都听见，都知道他的心思。
满世界的花红柳绿不能吸引他们，他们只愿在咫尺的空间里安放自己与对方，相互对望，说笑酽然。在张爱玲面前，胡兰成时时感觉自己的笨拙生硬，不是言不及意，就是夸张太过，可张爱玲喜欢听，不管他说什么，人在眼前，音在耳边，都让她觉得好像“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张爱玲素来不喜夸张的手法，人与事在她眼里、嘴里清楚分明，不去委屈，也不加夸饰，她磊磊落落地也不隐藏自私。可她又喜欢顺从，时时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怀有歉意。两人的趣味其实迥异，胡兰成走南闯北，政论经世，有自认的一套规则理论，而张爱玲一直向学，虽有灵性妙思但多囿于狭小的生活圈，她所爱的小说、绘画、戏曲全带给他惊异感，可因为是她拿到眼前的，他便以为好，再等她巧言一加点染，仿佛揭开了障目的叶子，他蓦地感觉心眼明亮，真真切切觉出了这样东西的好。
他给她看自己的论文，张爱玲说太过严谨，不如解散的好，他果真将那严密的排兵布阵解散开来，重新组合在一起，竟感到一种新鲜的美妙。那一段时间，胡兰成笔下的文字也仿佛受了张爱玲的感染，妩媚多姿起来。他也学着张爱玲的样子，想发出不落俗常的见解，大胆地说《红楼梦》、《西游记》更胜过《战争与和平》，不想张爱玲轻描淡写地应一声，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神色之淡然，让胡兰成不免心生惭愧。他提笔写了一篇《瓜子壳》，将这不起眼的俗物娓娓道来，笔意较之前灵动不少，其中一段有离题之嫌的关于情感的文字，不免让人猜度是对他俩情感的写照：
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
他问起她的学生时代、她的童年，以为她必是留恋的、幸福的，她却说不喜欢，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喜欢。那份坦然，让他微微惊诧。但她喜滋滋地拿给他看两串玻璃大珠子，一串红一串蓝，是她小时母亲从埃及带回给她的，一直收存着。在他眼里以为是正当的情感，在她那里都被颠覆了。她又是兀自洁净的，哪怕新衣服上有一点点污秽，马上感觉到不喜。她不喜欢聊斋里那个男人对绛雪说“香玉吾爱妻，绛雪吾腻友也”，这份不喜里有对自身处境的映照，她不喜欢不清不楚。她也不喜欢他们聊起的几个上海文化人，觉得他们不干净，也不聪明，胡兰成听着不禁在内心自比，只觉羞惭。
她告诉他，其实也不喜自己笔下的那些女子，她将自己与她们撇得一干二净。坏的，她不自比；好的，她亦不自比。她喜欢《红楼梦》里的人物，与林黛玉、薛宝钗、凤姐、晴雯、袭人、赵姨娘都感觉知心，却不去自比。她也与《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李瓶儿知心，但是不去同情。她仿佛连自己都不加同情，磊磊落落就是她这样的一个人。
在她眼里，再冠冕堂皇的人物，也能看出他的小处来。因为世间的许多悲剧反是好人好事做出来的，那好实是有限而带疾的。对于小人与普通东西，她的目光反而没有那么严苛，看出那点子坏是有限的，并不彻底。她没有偶像，也不崇拜权威，不信奉“绝对”。胡兰成初感惊诧，自己所熟知惯用的一套都被她打破了，然后是解放感，从多年沿习的规则套路中跳脱出来，感觉是那般欢畅。仿佛在四十多岁的年纪，他才突然发现了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