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经济和政治在最高层级高度统一一样，经济上的一些东西和政治一样不能碰，这是司马的觉悟。
如果说股市具有区域特性，那么如果美国股民都像巴菲特一样，也就没有了巴菲特，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也只能说到这儿了。
一些工具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在朝鲜，人人都像恩恩一样拥有把政敌拿机关枪突突的权利，朝鲜明显就乱了。
这在经济上同样适用，如果人人都看清资本运作的本质，经济立马就乱了。
所以如果你看清了资本运作的规律，也不能明目张胆的到处宣扬，这其实和政治言论的禁区一样，就如同你在伊斯兰宣扬基督教，就是一个作死的节奏。
司马记得，在穿越到东汉末年之前，在那个年代，曾经在什么地方写过：中国如果明显感到军事压力，那么说明资本正在觊觎中国的银行，进而如果明显感到金融压力，那么说明资本正在运作一次军事行动。
可是这段话后来不明不白的就找不到了，这其实是一种相当笼统的趋势概括。在香港出现学生运动的时候，司马觉得一次国外资本的金融行动近在眼前，于是翻找这段话，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倒不是说司马觉悟有多高，作为一个**丝，即便是一个看到更多东西的**丝，最在乎的也一直是自己的生存环境，司马之所以觉得自己该把这些话说出来，只不过是因为，如果这次金融行动让国外资本获得彻底的成功，那么中国普通百姓的头上就多了一座大山，底层的百姓也就更加抬不起头来，中国人向上流通的渠道就更少，而作为人的智慧将被无限期压制，那时，每一个中国人在资本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干苦力的大猩猩。
在司马时代的中国，资本与政治相比仍然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可是也已经拥有了与政治的一战之力。它不像毛时代的中国，思想高度单一，从这点上来说，也应该感谢资本，因为资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客观上帮助了中国的思想解放，提升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之所以可以断定，香港的学生运动之后是一次金融行动，正是因为资本在中国还处于绝对劣势。因为这种劣势，国外资本在与中国政治对垒的时候，更多要靠高出一筹的谋略，其中最简洁，看起来最简单，却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转移视线，当注意力被一样事物吸引，也就代表着这样事物并不是资本的主攻方向。
司马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个国家主义者，因为他觉得，一个在乎百姓生活的国家才是自己这个百姓的国家。如果国家的运作大多是为了蒙蔽视听和压榨百姓，那么即便在这个国家民族主义盛行，也只能说明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蒙蔽了广大百姓。在这里，暂且胆战心惊的把朝鲜作为一个示例国家，当然司马的举例可能是不合时宜的……
事实上历史一直在重演，中国的历史之所以更加有价值，就是因为在一个由山川河流和技术条件封闭的区域，它分分合合，一次又一次的阐释人性。即便在经济和技术较为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历史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性，也就是说可以把中国的某一段历史拿出来，去解释某一时期的世界形势，即便考虑到人类的分工越来越复杂，也可以把中国的某一段历史拿出来，恰如其分的去解释某一时期世界在某一方面的形势。
有人说老毛靠熟读一本三国，指挥了中国的战争，一些人可能觉得这说的有些悬了，可是正如每一个读者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哈姆雷特一样，老毛读的三国是依靠着他自己的经历和逻辑，对其中的细节有自己的另一番解读，这样说来，一本三国打天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将二十一世纪的某些方面比作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形势，人们自然就会把美国当做齐霸主，如果将美国政府背后的经济联盟看做一股势力，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的三国时代。说的再明白一些就是，如果齐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其背后隐藏的势力终将暴露，并将参与三股势力的争霸，所以商人们常说，风险与利益同在，这并不只是指台面上的商人，在后面操纵这些商人的势力，即便现在看来是绝对安全的，也终将在未来经历风险。就像封建时代和平时期的皇帝，他在后边让手下的大臣们打架，无论谁胜谁负，看起来皇帝都是获利方，可是皇帝们还是换了一茬又一茬。
赤壁之战后确立的三足鼎立形势，在任何时候都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司马之前所处的二十一世纪。
因为三国间的交锋，至此不再是军事为主经济为辅，而是军事经济并重。
不管整个局势如何变幻，总之，现在司马面容祥和的在湖边搂着园姑娘，一切只是沉默，一切只是幸福。
小乔独自在田野中散步，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小乔的周瑜吐血越来越频繁了，小乔的诸葛茫然的行走在荒野中。
司马眉毛微微上扬，那么貂蝉呢？曹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