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目体是《王阳明年谱》首创的，第一行和平叙体相同，第二行也低一格，标一个很大的纲，第三行以下低二格，记这个纲所涵的细目。譬如纲记了某月某日宸濠反，目便记宸濠造反的详情；纲记了是年始揭知行合一之教，目便记知行合一的意义。一事完了，又重新作别事的纲，继续记别事的目也分别低一格二格。这种体例有一种困难，到底要多大的事情才可作纲？有纲无目，有目无纲，可以不可以？很要费斟酌。弄的不好，容易专记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纲有目，又不相称。但我仍主张用这体，使得读者较容易清楚；但作者须用心斟酌。
此外假使有一种人，有作年谱的必要，而年代不能确定，无法作很齐整的年谱，就可以作变体的。如司马迁很值得作年谱，而某年生，有几十岁，绝对的考不出。只有些事迹远可考知是某年作的，某事在先，某事在后，虽然不能完全知道他的生平，记出来也比没有较好。王国维的《太史公系年考略》便是如此。
像司马迁一类的人很多。文学家如辛弃疾、姜夔都没有正确完整的遗事。辛弃疾的史料还可勉强考出。对於姜夔可没有办法。但是他们的词集中，有不少的零碎事迹，钩稽出来，也略可推定先后。这种人的年谱，虽然作起来无首无尾，也还可借以看他生平的一部分。所以变体的年谱也不可废。
还有一种合谱，前人没有这样作过。合传的范围可以很广，事业时代都可不必相同，所以前人已经作得很多。年谱若合二人的生平在一书内，最少也要二人的时代相同。我们看，从前有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作一部年谱，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许多笔墨，和读者的精神。譬如王安石、司马光年纪只差一岁，都是政党的领袖。皇帝同是这一个，百姓同是这一些，敌国同是金夏，官职同是最高。不过政治上的主张不同，所以一进一退，演成新派旧派之争。我们若拿他二人作谱主，尽搜两党的活动事迹，在一部年谱之内，看了何等明了，何等畅快。从前作者不会想到这种体裁，所以蔡上翔只作王荆公年谱，顾栋高只作《司马温公年谱》，我们仍旧只能得片面的知识。
凡同在一时代，大家是朋友，讲求学术，见解不同，生出数家派别。如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张械、吕祖谦、陈亮等，我们若作一部合谱。一来，可以包括一时的学界情形；二来，公平的叙述，不致有所偏袒；三来，时事时人免得做数次的记载：这是最有趣味，最合方法的事情。
就说不是学术界罢。曾国藩、胡林翼同是从军事上想灭太平天国的人，虽然一个成功，一个早死，也可以替他们合作年谱。因为他们的志愿相同，环境相同，朋友相同，敌人相同，合作一年谱比分作方便多了。
就说不曾共事，不是朋友罢，也未尝不可合作年谱。譬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之瑜等或曾见面，或未知名，虽然不是亲密的朋友，虽然不曾协力做一事，但是不愿投降满清的志愿和行事是没有一个不同的。他们的年纪都是不相上下，都因无力恢复明室，想从学术下手，挽救人心。我们若替他们合作年谱，不但可以省了记载时事的笔墨，而且可以表现当时同一的学风，可以格外的了解他们的人格。
上面所举朱、陆、张、吕、陈一例，曾、胡一例，顾、王、黄、朱一例，做起合谱来，最有趣味。他们的事业在历史上都是最有精彩的一页，所以他们的合谱也是最有精彩的年谱。他们的见解相反的足以相成，他们的志愿相同的竟能如愿，他们的足迹不相接的却造出同一的学风。百世之下，读他们的合谱的还可以兴起特别的感想，领受莫大的裨益。这样合谱的功效比单人的年谱还更高些。以上讲年谱的格式完了。
丁 作年谱的益处
研究历史的人在没有作历史之先，想训练自己作史的本领，最好是找一二古人的年谱来作。作年谱的好处最少有三种：
第一，我们心里总有一二古人，值得崇拜或模范的。无论是学者、文人，或政治家，他总有他的成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我们想从他的遗文或记他的史籍，在凌乱浩瀚中得亲切地了解，系统地认识，是不容易的。倘使下一番工夫替他作年谱，那么，对于他一生的环境、背景、事迹、著作、性情等可以整个的看出，毫无遗憾。从这上，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动，不知不觉的发扬志气，向上努力。
第二，作年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可借来修养做学问的性情，可用来训练作历史的方法。我们才一动笔，便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跟着，想去解决，不是骤然可了的；解决不了，便觉干燥无味；稍不耐烦，便丢下不做了。倘使这几层难关都能够打通，则精细、忍耐、灵敏、勇敢，诸美德齐归作者身上；以后做别的学问，也有同样的成功了。谱主的事迹，不是罗列在一处的，我们必须从许多处去找；找来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们必须选择；择好了，不是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辨别；辨清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们必须考证；考定了，不是可以随便写上去的，我们必须用简洁的文字按照法则去叙述。至於无年可考的事迹，言论，怎样去安排；帮助正谱的图表，怎样去制造；谱前应从何时说起？谱后应到何时截止？种种困难，都须想方法解决。倘使不能解决，便做不成年谱；倘使作成了年谱，以后作别的历史，便容易多了。
第三，年谱和传不同：作传不仅须要史学，还要有相当的文章技术；作年谱却有史学便够了。因为年谱分年，上年和下年不必连串；年谱分段，上段和下段不必连串；所以即使作者的文章并不优美，只要通顺，便绰绰有余了。有志史学的人，请来尝试尝试罢！
§§§第六章 专传的作法
专传在人物的专史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历史所以演成，有二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人物由环境产生，一种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创造环境。前人总是说历史是伟大人物造成，近人总是说伟大人物是环境的胎儿。两说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能完全解释历史的成因。我们主张折衷两说：人物固然不能脱离环境的关系，而历史也未必不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创造。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倘使换了一个环境，成就自然不同。无论何时，何国的历史，倘使抽出最主要的人物，不知作成一个甚么样子。所以他们作史，对于伟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当时此地的环境都不可忽略或偏重偏轻。
中国人的中国史由哪些人物造成？因为抽出他来，中国史立刻变换面目的人，约莫有多少？倘使我们作《中国通史》而用纪传体作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配作一传的人是那一百个？我们如要答复这些问题，不能不有详细的讨论：
南宋郑樵似乎曾有伟大计划，以《通志》代替《十七史》：但是没有成功，除了《二十略》以外，看的人便很少了。他为什么失败？只因他太不注意纪传了。我们翻《通志》的纪传看看，和《十七史》的有何分别，哪里有点别识心裁？读者怎么不会“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其实我们要做那种事业，并非不可能，只要用新体裁作传，传不必多而必须可以代表一部分文化，再做些图表来辅助，新史一定有很大的价值。
我常常发一种稀奇的思想，主张先把中国全部文化约莫分为三部：
（一）思想及其他学说
（二）政治及其他事业
（三）文学及其他艺术
以这三部包括全部文化，每部找几十个代表人，每人给他作一篇传，这些代表须有永久的价值，最少可代表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三部虽分，精神仍要互相照顾。各传虽分，同类的仍要自成系统。这样，完全以人物做中心，若作的好，可以包括中国全部文化在一百篇传内。
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就是恐怕有时找不出代表来：第一，上古的文化几乎没有人可以做代表的，因为都是许多人慢慢的开发出来。虽然古史留下不少的神话人物如黄帝、尧、舜、大禹、伊尹等，但都是口说中堆垛出来的，实在并不能代表一部分文化。所以我们要想在上古找几个人代表某种文化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二，中古以后，常有种种文化是多数人的共业，多数人中没有一个领袖。譬如《诗经》是周朝许多无名氏的作品，在文化史上极有价值，但我们找不出一个可以做代表的人来。若因孔子曾删《诗》就举他做代表，未免太鲁莽。又如《淮南子》是道家思想的结晶，在秦汉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我们也找不出一个人做代表。若说是刘安编辑的书就举他做代表，也未免不明事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许多人的共业真是不易叙述。
上段讲的缺点，第一种竟不能用人物传，只好参用文物的专史，作一篇《上古的文化》，叙述各种文化的最初状况。第二种却可用纪传史中《儒林传》、《文苑传》、《党锢传》的体裁，把许多人平等的叙述在一篇合传；如《诗经》不知作者姓名，则可分成若干类，既叫他“某类的作者”，合起多类便可成一传，便可包括此种文化。
我很希望作中国史的人有这种工作——以一百人代表全部文化，以专传体改造《通志》。试试看，一定有很大的趣味，而且给读者以最清楚的知识。这种做法并也没有多大奥妙，只把各部文化都分别归到百人身上，以一人做一代的中心，同时同类的事情和前后有关的事情都摆在一传内，一传常可包括数百年，我们即使不去改造《通志》，单作一部《百杰传》，也未尝不可。
说起这种体裁的好处，最少也有二种：第一，譬如哲学书或哲学史，不是专家看来，必难发生趣味。假使不作哲学史而作哲学家传，把深奥的道理杂在平常的事实中，读者一定不觉困难而且发生趣味。因为可以同时知道那时的许多事情，和这种哲学怎样的来历，发生怎样的结果，自然能够感觉哲学和人事的关系，增加不少的常识。哲学如此，旁的方面无不如此。专门人物普通化，专门知识普通化，可以唤起多数读者研究学问的精神，注重历史的观念。
第二，事业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事体，用年代或地方或性质支配，都有讲不通的：若集中到一二人身上，用一条线贯串很散漫的事迹，读者一定容易理会。譬如鲜卑到中原的种种事实，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不能使我们明了，《纪事本末》把整个的事团分成数部，也很难提挈鲜卑人全部的趋势。假使我们拿鲜卑人到中原以后发达到最高时的人物做代表如魏孝文帝替他做一篇传；凡是鲜卑民族最初的状况，侵入中国的经过，渐渐同化的趋势，孝文帝同化政策的厉行，以及最后的结果，都一齐收罗在内，就叫做《魏孝文帝传》；那么，读者若还不能得极明了的观念，我便不相信了。
我相信，用这种新的专传体裁作一百篇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现在姑且把值得我们替他作传的人开个目录出来，依文化的性质分为三部。但凭一时思想所及，自然不免有遗漏或不妥的地方，待将来修补罢！
（一）思想家及其他学术家
（1）先秦时代：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为什么没有老子呢！因为老子带神话性太浓，司马迁已经没有法子同他作详确的传，我们还能够么？《老子》这部书在思想史上固然有相当位置，但不知是谁作的，我们只好摆在《庄子传》里附讲，因为他的思想和庄子相近。这种确是一个方法：书虽重要而未知作者，只好把他的思想归纳到同派之人身上，才不会遗漏。
（2）汉代：董仲舒、司马迁、王充。
西汉的《淮南子》虽是道家最重要的书，但非一人的作品，不能作专传，或者可以另作《道家合传》，或者可以附这种思想在《庄子传》后。
（3）三国、两晋、南北朝、隋。
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伟大的中国思想家。魏王弼的思想似乎有点价值，但他的事迹很少，不够作传。隋代的《中说》倘使真是王通做的，在周隋那种变乱时代有那种思想总算难能可贵。但其中大半是叙王通和隋唐阔人来往的事，阔人都是王通的门生，俨然孔门气象，其实都不可靠。假使这种话是王通说的，王通是个卑鄙荒谬的人。假使这种话是王通门人说谎，这部《中说》便根本没有价值。所以《中说》虽和思想界有点关系而王通还不值得作传。
（4）北宋：张载、程颢程颐合。
专传也并不是很呆板的拿一人作主，也可平叙二人，参用合传的体裁。程颢、程颐是兄弟，有分不开的关系，又不能偏重一人，所以只好平叙。为什么北宋又没有周敦颐呢？周敦颐虽宋儒最推重的人，但他的《太极图说》是真是伪，在宋代已成问题，除了《太极图说》又没有旁的可讲，怎么能代表一种学派呢？
（5）南宋：朱熹、陆九渊、吕祖谦。
（6）明代：王守仁。
元代只衍宋儒的学说，没有特出的人才。明代的思想家委实不少，但因为王守仁太伟大了，前人的思想似乎替他打先锋，后人的思想都不能出他的范围，所以明代有他一个人的传便尽够包括全部思想界。
（7）清代：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颜元、戴震、章学诚。
顾黄是清代两种学风的开山祖师，或分作二传，或合为一传，都可以。朱之瑜的影响虽然不在中国，但以中国人而传播中国思想到日本，开发日本三百年来的文化，是很值得作专传的。
以上列的思想家都是中国土产，若能够好好的替他们作传，很可以代表中国土产的思想。虽然各时代的人数有多有少，却并不是说人多的便是文化程度高，人少的便是文化程度低。一来呢，略古详今是历史上的原则；二来呢，有的时代，思想的派别太复杂了，不是人多不能代表。所以宋、清两代的人数比较的多，是无法可想的。明代虽只王守仁一人，却已尽够代表一代，并不是明代的文化比宋、清两代低。
骤然看来，似乎中间有几个时代，中国没有一个思想家，其实不然。上面的目录不过为叙述的方便起见，先开出土产的思想家来。其实还有重要的部分摆在后面。便是从印度来的佛家思想。当土产思想衰歇的时代，正是佛家思想昌盛的时代，如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都是。现在可以把那些时代的思想家列在下面：
（1）南北朝：鸠摩罗什、道安慧远合。
鸠摩罗什是最初有系统的输入佛家思想的第一人。从前虽有些人翻译些佛经，但很杂乱零碎。到了他才能举严格的选择，完整的介绍。他的门弟子很多，都继续他的翻译事业。从此以后，中国人对于佛家思想才能够有真实的认识和研究。到了道安、慧远便能自己拿出心得来，一个在北朝，一个在南朝，又有师生的关系，所以非合传不可。我们拿鸠摩罗什代表翻译者，拿道安、慧远代表创造者，有这二传可以包括南北朝的佛家思想界。
（2）隋唐：智、玄奘、慧能、澄观、善道。
这五人中，玄奘完成输入印度佛家思想的伟业，余人创造中国的佛家思想。智是天台宗的始祖，慧能是禅宗的始祖，澄观是华严宗的始祖，善道是净土宗的始祖。同样，玄奘也是法相宗的始祖，不过后来不久就衰歇了。这几派的思想内容和后来状况都可在各始祖传内叙述。
佛家思想有这八人做代表足以包括全部。在印度时的渊源如何，初入中国时的状况如何，中国人如何承受，如何消化，如何创造新的，如何分裂为几派，一直到现在怎么样。都分别归纳在这八人身上，谅必没有甚么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