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试举其例：
群经之中如《尚书》，如《左传》，全部分殆皆史料，《诗经》中之含有史诗性质者亦皆属纯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馀如《易经》之卦辞爻辞，即殷周之际绝好史料；如《诗经》之全部分，如《仪礼》，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绝好史料。因彼时史迹太缺乏，片纸只字，皆为环宝，抽象的消极的史料，总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以此递推，则《论语》、《孟子》，可认为孔孟时代之史料；《周礼》中一部分，可认为战国史料；二戴《礼记》，可认为周末汉初史料。至如小学类之《尔雅》、《说文》等书，因其名物训诂，以推察古社会之情状，其史料乃益无尽藏也。在此等书中搜觅史料之方法，当于次章杂举其例。至原书中关于前代事迹之记载，当然为史料的性质，不必更论列也。
子部之书，其属于哲学部分——如儒、道、墨诸家书，为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属于科学部分——如医术天算等类书，为各该科学史之主要史料；此众所共知矣。书中有述及前代史迹者，当然以充史料，又众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盖甚多。大率其书愈古，其料愈可宝也。若夫唐宋以后笔记类之书，汗牛充栋，其间一无价值之书固甚多；然绝可宝之史料，往往出其间，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识之而已。
集部之书，其专记史迹之文，当然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纯文学的”之文——如诗辞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自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章学诚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韩柳年谱书后》）可谓知言。
非惟诗古文辞为然也，即小说亦然。《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
又岂惟书籍而已，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试举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帐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瓖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于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
（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 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观牛弘“五厄”之论，可为浩叹。（牛弘论书有五厄，见《隋书·本传》。其历代书籍散亡之状况，《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所记最详。）他项书勿论，即如《隋书·经籍志》中之史部书，倘其中有十之六七能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高僧传》等同其运命，原本流传以迄今日者，吾侪宁不大乐？然终已不可得。其稍弥此缺憾者，惟恃类书。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本身原无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佚，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古籍中近于类书体者，为《吕氏春秋》，而三代遗文，赖以传者已不少。现存类书，自唐之《艺文类聚》，宋之《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以迄清之《图书集成》等，皆卷帙浩瀚，收容丰富，大抵其书愈古，则其在学问上之价值愈高，其价值非以体例之良窳而定，实以所收录古书存佚之多寡而定也。（纂辑类书之业，亦文化一种表征。欧洲体裁略备之《百科全书》，（Encyclopedia），盖起自十五世纪以后。我国则自《梁武帝》时，（五○二——四五九）盛弘斯业。今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皇览》六百八十卷，《类苑》一百二十卷，《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寿光书苑》二百卷，《圣寿堂御览》三百六十卷，《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书钞》一百七十四卷，其余数十卷者尚多，惜皆已佚。今《四库》中现存古类书之重要者如下。《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唐虞世门撰，此书盖成于隋代（约六○一——六一○）。《艺文类聚》一百卷，唐欧阳询等奉敕撰，贞观间（六二七——六四九）。《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奉敕撰。《太平御览》一千卷，宋李防等奉敕撰，太平兴国二年（九七七）。《册府元龟》一千卷，宋王钦若等奉敕撰，景德二年（一○○五）。《玉海》二百卷，宋王应麟撰。《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卷，明解缙等奉敕编，永乐间（一四○三——一四二四）。其清代所编诸书不复录。各书惟《永乐大典》未刻，其写本旧藏清宫。义和拳之乱，为联军所分掠。今欧洲日本诸图书馆中。每馆或有一二册至十数册不等。）类书既分类，于学者之检查滋便，故向此中求史料，所得往往独多也。
自清乾隆间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逸书多种，尔后辑佚之风大盛。如《世本》、《竹书纪年》及魏晋间人所著史，吾辈犹得稍窥其面目者，食先辈搜辑之赐也。
（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 欧洲近代学者之研究埃及史，巴比伦史，皆恃发掘所得之古文籍。盖前此臆测之词，忽别获新证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中国自晋以后，此等再发现之古书，见于史传者凡三事：其一在西晋时，其二在南齐时，其三在北宋时，皆记录于竹木简上之文字也。（西晋时《汲冢竹书》，其来历，已略见本篇第二章注七。今更补述其要点：书藏汲郡之魏安里王冢。晋太康二年，郡人不准盗发得之，凡数十车。皆竹简素丝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昕札。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所写出诸书如下：（一）《纪年》十三篇，（二）《易经》一篇，（三）《易经阴阳卦》二篇，（四）《卦下易经》一篇，（五）《公孙段》二篇，（六）《国语》三篇，（七）《名》三篇，（八）《师春》一篇，（九）《琐语》十一篇，（十）《梁丘藏》一篇，（十一）《檄书》二篇，（十二）《生封》一篇，（十三）《穆天子传》五篇，（十四）《大历》二篇，（十五）《杂书》十九篇，内有《周食田法》、《周穆王盛姬死事》等：凡七十五篇。此《晋书·束晳传、荀勖传》所记大概也。萧齐时（479—501）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也。事见《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宋政和间（1111—1119）发地得竹木简一瓮，多汉时物，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书。吴思道曾亲见之于梁师成所。其后沦于金以亡。事见黄伯思《东观馀论》卷上，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此可谓历史上竹简书之三大发见，惜其结果不传至今耳。）原物皆非久旋佚，齐宋所得，并文字目录皆无传。其在学界发生反响者，惟东晋所得，即前所述《汲冢竹书》是也。汲冢书凡数十车，其整理写定者犹七十五卷，当时盖为学界一大问题，学者之从事研究者，有束晳，王接，卫恒，王庭坚，荀勖，和峤，续咸，挚虞，谢衡，潘滔，杜预等，其讨论概略，尚见史籍中。（晋汲冢书发见后，学界陡生波澜。荀勖和峤首奉敕撰次；卫恒加以考正；束皙随疑分释；皆有义证。王庭坚著书难皙，亦有证据。潘滔劝王接别著论解二子之纷，挚虞谢衡见之，咸以为允。事见《晋书王接传》。）其原书完整传至今者，惟一《穆天子传》耳；其最著名之《竹书纪年》，则已为赝本所夺。尤有《名》及《周食田法》等书，想为极佳之史料，今不可见矣。而《纪年》中载伯益伊尹季历等事，乃与儒家传说极相反，昔人所引为诟病者，吾侪今乃藉睹历史之真相也。（《竹书纪年》最骇人听闻者，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又言夏之年祚较殷为长，此皆与儒家旧说不相容。文见《束晳传》，今伪本削去矣。）《穆传》所述，多与《山海经》相应，为现代持华种西来说者所假借。此次发见之影响，不为不钜矣。
最近则有从甘肃新疆发见之简书数百片，其年代则自西汉迄六朝，约七百年间物也。虽皆零缣断简，然一经科学的考证，其裨于史料者乃无量。例如简缣纸三物代兴之次第，隶草楷字体迁移之趋势，乃至汉晋间烽堠地段，屯戍状况，皆可见焉。吾侪因此，转对于晋齐宋之三度虚此发见，不能无遗憾也。（清光绪三十四年英人斯坦因（A.Stein）在敦煌附近，罗布淖尔附近，于阗附近，各得古简牍多种，最古者有汉宣帝元康，神爵，五凤诸年号。大约两汉物居半，馀半则晋以后物也。法人沙畹（Chavannes）著有考释，吾国则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考释，辨证极详核。）
最近古籍之再现，其大宗者则为甘肃之敦煌石室。中以唐人写佛经为最多，最古者乃上逮符秦。（四世纪中叶）其上乘之品，今什九在巴黎矣；而我教育部图书馆拾其馀沥，犹得七千馀轴；私人所分彝亦千数，此实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见也。其间古经史写本足供校勘者，与夫佛经在今大藏外者皆甚多，不可枚举。其他久佚之著作，亦往往而有。以吾所知，如慧超《往五天竺传》，唐末已亡，忽于此间得其残卷，与法显玄奘之名著鼎足而三，宁非快事？惜其他诸书性质，以传钞旧籍为主，裨助新知稍希；然吾确信苟有人能为统括的整理研究，其陆续供给史界之新资料必不乏也。（清光绪末，法人白希和游甘肃之敦煌，见土人有燕故纸而调其灰于水，谓为神符，能疗病者；视之，则唐人所写佛经也。迹之，知得自一石室。即之，则室中乃琳琅无尽藏。考之，知为西夏藏书之府也。白氏择其精者辇以归，其中有摩尼教经典，全世界所无也。古画亦有数轴。白氏尝为余言，吾载十大车而止，过此亦不欲再伤廉矣。其辇去者，今一大部分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也。白氏归北京，事颇闻于士大夫。良久，学部乃遣人往收其馀沥。所得犹将万轴。辇至京，而达官名士，巧取豪夺，其尤精善者多入私家，今存教育部图书馆者约七千轴，又各人选择之馀也。然当时学部所收尚未尽，非久有日本人续往访，所得亦千计。其属于儒书一部分，罗振玉影印者已不少。然此中什九皆佛经，现已发现多种为今佛藏中所无者。且经典外之杂件，亦非无之；以吾所见，已有地券信札等数纸，其年代最古者为符秦时。（忘其年）以千余年前之古图书馆，一旦发现，不可谓非世界文化一大庆也。惜原物今已散在各国，并一总目录而不能编集也。鼎，其目的盖欲将法律条文镂金以传不朽；然三代彝器出土不乏，而此类之鸿宝阙如，实我学界一大不幸也。）金石之学，逮晚清而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骨甲文。今顺次以论其对于史料上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