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认为，欧里庇得斯把观众带上了舞台，这并不等于说他的戏剧是以公众的价值为标准的，也不能说古代的悲剧就是与观众相脱节的。其实，欧里庇得斯向来不把一般的民众当回事，在他的眼里只有两个观众，一个是他自己，一个就是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前者是作为批评家的，后者是因亵渎神灵而被判了死刑的人，好像只有他俩才是“他的全部艺术的合格判官和大师”。其实这两人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作为思想家欧里庇得斯只不过是苏格拉底思想的应声虫而已，是苏格拉底的“面具”。他是根据苏格拉底的思想对希腊的悲剧进行评价和改革的。
苏格拉底，西方伟大的哲学家，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一个喜欢在=大庭广众与人交谈的人，一个改变人类哲学发展方向、倾心关注人及人类社会的人，一个像牛虻一样刺伤希腊社会的人，一个用他的思想照亮西方乃至人类文明的人，一个用他的死来实践自己人生诺言的人。对于这样一位思想领域重量级的人物，人们向来崇拜有加，甚至当做圣人来看待。可是尼采却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难怪尼采把这当做自己的重要发现之一。
苏格拉底生活在希腊文化繁荣时期，当时怀疑主义和智者思想非常盛行，导致人们思想的混乱，整个社会弥漫着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息。苏格拉底的使命就是要试图通过发动一个新的哲学思潮，激起人们热爱真理和德性，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过正常而健全的生活，问题是，苏格拉底在清算传统文化、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时，与尼采所要维护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如果我们站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角度看，苏格拉底就是西方文化的奠基者。如果站在尼采的立场上看，苏格拉底就是希腊悲剧文化的破坏者。
苏格拉底要清算历史，首先就要把那些在他看来是模糊的、混乱的、空洞的思想从头脑中清除出去，这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未经考察和消化的意见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偏见”。尼采所崇尚的希腊神话也不能幸免，因为，这些靠激情和原始本能支撑的东西，是与苏格拉底所追求的科学精神相违背的，其所谓的科学精神在尼采看来，是显现在“苏格拉底人格中的那种对于自然界之可以追根究底和知识之普遍造福能力的信念”。苏格拉底追求的是清楚明晰的知识，其实质就是理性主义。在苏格拉底看来，我们的生活应该建立在追求真理和掌握真理的基础上。而所谓真理，首先必须是清楚明晰的，它应该有确切的含意，有明确的理论根据和事实论证。而且还有明确的思维轨迹和可以遵循的思维方法，如苏格拉底的“精冲助产术”、归纳演绎法等。（近代的笛卡尔是苏格拉底科学精神的继续）通过这些方法就是要获得主体的本质特征，取得清晰明确的概念和命题。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真理。当然，对于那些不能明确表述的东西，苏格拉底当然是排除在外的。这正是他为什么拒绝研究宇宙、天体等知识的原因，因为人生有限，我们不能把精力浪费在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滑稽游戏上。苏格拉底赋予自己的知识论以伦理价值的意义，在他看来，真理即知识，知识即至善。一个人，只要他掌握了知识，就必然有德行，因为“没有人有意作恶或无意为善”。在善恶的选择上人们还是遵循着有利于自己的原则，“趋恶避善不是人的本性”。两恶之间，人们往往取其小而为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善恶带给人的是迥然不同的结果。美德对人有利，诚实而有用的行动会使人产生一种幸福感、价值感和尊严感。美德和真正的幸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也和人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拥有知识的人是高贵的，缺乏知识的人是命运的奴仆。当然，苏格拉底也看到人的欲望和幸福之间的对立，他希望人们能够用理智和意志克服自己的本能欲望，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如果任自己的激情和欲望驱使，那只能导致痛苦、灾难和毁灭。
苏格拉底的思想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他使理性主义的思潮得到加强，从而抑制了非理性主义的泛滥。几千年后，虽然理性与信仰几经斗争，但科学终于取得了绝对地位，并且暴露出其自身的弊端。尼采站在非理性主义的角度反思苏格拉底的思想及其所起的作用，自然有其独到的见解。这也可以被看做是他试图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开始。
苏格拉底在推理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不能以能否被理性认识为取舍标准，人的生命中的原始激情和冲动恰恰是无需理性说明，或者说是理性所说明不了的。二是知识与善恶统一的前提是有利于人的生活，但有利于生活并不有利于生命。如果从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命活力的角度看，从古到今，人的文明程度是加强了，但人的生命力却在退化，这正是尼采观察人类的一个新视角。而在这全新的判断中包含了对以往旧价值的全面否定和重估。
尼采认为，“希腊悲剧的艺术作品就毁灭于苏格拉底精神。”这还要从它与从欧里庇得斯的联系中分析。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欧里庇得斯把它贯彻到艺术中就是：“理解然后美。”如果艺术的美要靠理解来把握，那就势必要排除激情的因素。这样一来，观众首先得把自己置身于戏剧之外，在表演的过程中长时间地揣摩剧中人物的意图和剧情的前因后果，这样怎么可能通过体验融入剧情并与主人公同呼吸共悲伤呢？理性的思考破坏了人的激情介入和生命体验，戏剧与观众始终是两张皮，很难融为一体。为了便于观众的理解，作者只好煞费苦心地安排一些开场白，借神灵之口道破天机，把戏剧情节的发展建立在神机妙算的基础上，这种试图让理性统治和支配艺术的思想，不仅取消了酒神的作用，而且日神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点上，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希腊悲剧的敌人，是扼杀酒神的真正凶手，其“审美苏格拉底主义就是一种凶杀的原则”。希腊悲剧艺术，是酒神的原始生命冲动在日神的美丽梦幻中的映现，酒神的冲动是最原始、也是最根本的。苏格拉底杀死了酒神，却幻想让日神单独承载知识理性的功能，尼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神映现的是酒神的影子，在没有酒神的时代，日神的生命之源也将枯竭。苏格拉底试图把美建立在知识之上，知识又是在理性基础上的清晰明确的概念和命题，这与希腊悲剧艺术的审美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是对人的生命力的扼杀。
在“知识即美德”原则指导下，苏格拉底对当时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这些人“只是靠本能”行事，对艺术“缺少真知，充满幻想”，致使艺术沦落到荒唐腐败的地步。然而，苏格拉底所批判的恰恰正是尼采所要肯定的。在尼采看来，真正的艺术是“本能”的，而不是理性的。尽管苏格拉底坚持理性主义的原则，但是对于某些特殊的现象，怕是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希腊人普遍认为，艺术的创造主要在于直觉，知觉只是起“批判和劝阻”的作用，苏格拉底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直觉从事批判，知觉从事创造”。可是苏格拉底的这个原则连他自己的行为也难以解释，他在思考时常常陷入一种神秘的痴迷状态，在一个地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身上出现的逻辑冲动对自己却完全不讲逻辑，它奔腾无羁，表现为一种自然力，如同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最强大的本能力量一样，令我们战栗惊诧。”也就是说，他是用非逻辑的冲动来创造知识，而非要用逻辑的形式来过滤、表达。苏格拉底几乎已经异化为一架逻辑的机器，这在当时习惯于直觉判断的人来看，无异于是个疯子，包括他在法庭上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举动，都大大地激怒了希腊人。在希腊人眼里，他简直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他的行为完全不符合人的基本本能要求，人都是贪生怕死的，而苏格拉底却把法庭和刑场当做了自己尽情表演的剧场。在尼采看来，这种被逻辑异化的怪物，被希腊人判为死刑看来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的思想和行为与希腊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冲突太大了，以至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结果，苏格拉底以死捍卫了他的人格和精神，希腊人则以他的死维护了他们的基本的价值观念。但苏格拉底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思想却被他的后继者发扬光大，最终成为反对非理性的巨大力量。
其实，苏格拉底的艺术造诣并不高，他的“眼光从未闪过艺术家灵感的迷狂色彩”，他对悲剧并没有更深的研究，那么，他为什么要拒斥悲剧呢？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悲剧从来没有“说明真理”，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连哲学家也不能从中发现什么真理。
这种流毒也影响了他的大弟子柏拉图。柏拉图本来具有很高的诗人的天赋和气质，但由于受到苏格拉底哲学的熏陶，所以他始终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纠缠着。他用“摹仿说”认为悲剧艺术只是对英雄人物的行为的摹仿，否认艺术家的创造性和艺术中酒神的因素。可在他的对话体的文体中，仍然顽强地保留了诗歌成分。不过，这时诗歌的地位已沦落为哲学的婢女。在苏格拉底的理性而健康的生活中，没有了迷狂，没有了诗歌和音乐，只有坚硬的理性齿轮在啮合着旋转，从而彻底粉碎了悲剧的本质。因为在尼采看来，“悲剧的本质只能被解释为酒神状态的显露和形象化，为音乐的象征表现，为酒神陶醉的梦境。”而这一切，在苏格拉底的精神世界里都几乎被否定，虽然在他临死前曾对自己的逻辑力量有所怀疑，也曾通过梦和神灵的兆示试图重新认识音乐和艺术。可是这一切为时已晚，苏格拉底留给后人的精神更多的是对非理性艺术的破坏。
尼采认为扼杀古希腊悲剧除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外，还有基督教的命定说。他此时还没来得及对其宣战，只表示了“对基督教则表示深沉的、敌意的缄默”。他认为“基督教是虚无主义的”，那些基督教传教士尽是些类似于“侏儒”、鼹鼠一类的阴险家伙。
关于希腊悲剧，尼采揭示了其实质，认为“悲剧的本质只能被解释为酒神状态的显露和形象化，为音乐的象征表现，为酒神陶醉的梦境”。在这里，代表生命的原始冲动的酒神是最根本的，渗透着理性因素的日神也只不过是它的梦幻形式。生命是一种冲动，是一个过程，它永远不可能凝固在一个归结点上，因而对于生命的把握只能通过生命来体验，而不能依靠理性来认识，更不能通过寻找理论体系和信仰归宿来完成。尼采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把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对立起来了，使我们从双双的相互差异中寻求新的统一。但尼采的批判也有明显的片面性。人固然是以生命的存在勾基础的，但人不会永远停留在生命存在的状态，他要进化，在生命的社会化过程中，人必然要超越生命的自然本能而进入抽象思辨的理性领域。二者既然统一于人自身，必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样，随着人的生命存在形式的变化，二者的冲突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原来是日神和酒神在生命中的对立，现在成了自然的感性和抽象理性在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上的对立。
苏格拉底通过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批判，改变了希腊文艺思潮的发展方向，他树立了理性的崇高地位，但他并没结束人的自然生命与理性的冲突。他扼制了希腊悲剧艺术泛滥的势头，但他并没有真正扼杀希腊的悲剧，因为他并没有为所谓的酒神和日神的冲突找到真正的归宿，无论他之后的柏拉图，还是基督教，都蕴涵着悲剧的因素，不同的只是以新的思想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看来，无论科学和理性如何发展，只要它承载于人的生命体上，就不可避免地有冲突发生，人在终极意义上讲，都是悲剧性的，所区别的是表现的形式。
生命个体可以在欢呼狂喜中毁灭，也可以在悲伤哀愁中毁灭。
经过苏格拉底精神和基督教的涤荡，希腊悲剧艺术从此走向衰亡乃至毁灭。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带领人类一路凯歌走向新世纪。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现代化的进程日益暴露出科学和理性的种种弊端，尼采警惕地关注着时代的进程，并对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精神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
尼采认为，理论家和艺术家都对眼前事物感到无限的乐趣，可是，二者关注的视点是不同的。“艺术家总是以痴迷的眼光依恋于尚未被揭开的面罩，理论家却欣赏和满足于已被揭开的面罩，他的最大快乐便在靠自己力量不断成功地揭露真相的过程之中。”在尼采看来，科学不过是人类的一种游戏，人们在科学研究中“重视真理之寻找甚于重视真理之本身”。也就是说，科学活动主要是满足人们揭示谜底的欲望。而且苏格拉底相信，只要方法得当、意志坚强，人们就一定能够使“思想循着因果规律的线索可以直达存在至深的深渊，还认为思想不仅能够认识存在，而且能够修正存在”。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的这些想法固然崇高，但它其实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幻想。任何科学都有它所能达到的限度，而当科学在其水能欲望的指使下试图突破其固有的极限时，这时的科学已经进入了艺术的境地，就“必定突变为艺术”，其关注的是尚未揭开的面罩，在朦胧的未知中展开痴迷的遐想。
如果从人的角度看，科学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生存的方式，人在科学活动中，既能满足自己求真的欲望，也能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合理的解释。尼采发现，苏格拉底就是第一个“不仅能遵循科学本能而生活，更有甚者，而且能循之而死的人”。“科学的使命在于，使人生显得可以理解并有充足理由。当然，倘若理由不充足，就必须还有神话来为之服务。”
苏格拉底煽动起人们对科学的崇拜，在他之后，科学发展势如破竹，求知欲在人们中间，尤其在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那里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可是，当科学的目的发展到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求知欲本能，而是为了个人或某个集阴、民族的狭隘私利服务时，这种价值上的转换必然导致“普遍的残杀”，如果没有艺术的拯救，必然导致实践的悲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