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今天天气真棒，所以你的弗里茨必须重新为你摆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虽然最近一段日子他整日整夜都忧郁至极。我的圣诞节偶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节日。中午，我收到了你好意赠送的礼物后，立即就把你送的表链挂到了脖子上，把那只小巧精关的手表塞进了背心口袋里。至于‘钱’，如果信里夹了钱的话（像母亲在信里告诉我的那样），它已从我的指间溜走了。原谅你的瞎眼哥哥，他在路上就把邮包打开了。当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你的信件时，无疑地，有东西从里面掉出来了。就让我们希望，有一个贫穷的老太太恰好路过那里，在人行道上发现了她的‘小童耶稣’。接着，我徒步去圣让半岛。我沿着海岸走了好大一圈，最后在离一些年轻士兵不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那些士兵正在玩九柱戏。玫瑰花和灌木树篱旁边的天竺葵刚刚盛开。一切都生机盎然，一切都温暖可人，一点也不像北方。在那里，你的弗里茨喝了三大杯当地的甜葡萄酒，也许有些许醉意了。至少，他开始对着波浪说话了，当它们因为过于剧烈地撞击海岸而泛起白沫时，他像人们唤家禽似的冲着它们叫道：‘勃哧，勃哧，勃哧！’最后，我重新回到了尼斯城。晚上，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在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摇曳的烛光下，以王侯般的方式用餐。你相信吗，我找到了一个高级面包师，他知道‘奎克蛋糕’是什么，他告诉我，乌腾堡国王曾为自己的生日定做了一些，这种蛋糕与我爱吃的那种糕点类似。当我在写‘王侯般的方式’时，想起了这事。”
你的弗
“注意——我又开始睡得好了（不用麻醉药）。”
1886年前三个月，他的忧郁似乎减轻了。他给自己的作品，即那些在想象力驱使下写就的笔记，赋予了一种形式。他已经有四年没有发表自己的格言和随笔了。他的笔记本给他提供了浩瀚的材料。他计划从中提炼出一本书，其全部工作就是整理和选择。
他已经忘记了去年冬天考虑过的那部有体系的作品了吗？没有，因为他总是感受到写那部作品的巨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对于这项工作的延迟，他希望能够不受到良心的责备：在开始那部巨大的作品之前，他需要一些乐趣，需要先写一本生动的书，以从中得到愉快。他想了一个题目“善恶的彼岸”，还有一个副标题“通往未来哲学的序曲”。他就这样发表了这部更为重要并一再推迟的作品。他通过一种人为纽带，把自己的乐趣和责任联系在一起欺骗自己。
回想一下，他以前对发表一部完整的作品是多么快乐、多么津津乐道和自信啊！现在，自信和快乐都消失了。他知道，不会有人读自己的书。但是他的坏运气却总是比他预料到的更糟，这次尼采又没有预见到他必须忍受的考验：《善恶的彼岸》连出版商也找不到。他与莱比锡的一家出版商磋商，后者拒绝了他的提议。他给柏林写信，也没有更好的结果、他的书处处碰壁。他打算怎样处理这本书呢？他想把它分成几个小册子，也许这样会更容易跟读者见面。他写了一篇试验性的序言。
他想说：“这些小册子是大约十年前我出版的那套《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续集，那时我出版那套书是想把‘我的同志们’吸引到我身边。那时我还过于年轻，竟至于怀着焦灼的希望想要寻找伙伴。如今——经过一百年之后，我用我自己的标准衡量时间——我也还没有衰老得丧失了所有的希望和自信。”
但是很快，他也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写信对妹妹说道：“对我而言，除了把我的手稿束之高阁，我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春天，他照例呆在威尼斯。但是他没能见到他的朋友彼得·加斯特，后者正怀着一种徒劳的希望访问德国的一些城市，想要“安置”他的音乐。他创作了一部歌剧《威尼斯的雄狮》，这出歌剧正在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剧院的拒绝。尼采写信去安慰和鼓励他。跟尼采一样，彼得—加斯特从出生来说是个德国人，从趣味来说是地中海人。他们一个住在尼斯，一个住在威尼斯，有着相似的雄心和相同的不幸命运。
他写信对彼得·加斯特说道：“归来吧，回到孤独中来，我们俩都知道怎样在孤独中生活，也只有我们俩知道，挡了你的道的正是瓦格纳主义，同时还有那种随着‘帝国’的建立而日趋增长的德国人的粗鄙和迟钝。我们，你和我，必须小心翼翼、全副武装地进军，以免被迫在沉默中消亡。”
弗里德里希—尼采觉得自己的孤独被这种艰难命运中的同志感情削弱了。彼得·加斯特的不幸和他的不幸很相似，他像对一个兄弟一样对他说话。彼得·加斯特贫穷，尼采就说：“让我们共享我的钱包，让我们共享我拥有的这一点点东西吧。”彼得·加斯特变得越来越沮丧，并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尼采懂得这种极度的痛苦，他深知自信对这位工作中的男子的巨大必要性，他还知道公众的轻视必将多么快地压倒他。他在信中说道：“鼓足勇气，不要垂头丧气，请相信，至少我信任你，我需要你的音乐，没有它，我就活不下去。”当尼采这样表白的时候，我们无需怀疑他的真诚。他用全部爱与赞美的巨大力量来安慰这唯一的朋友，他的友谊美化了彼得·加斯特的音乐。
即使在威尼斯，尼采也郁郁寡欢。强烈的阳光刺伤了他脆弱的视神经。就像以前在巴塞尔一样，他被迫把自己锁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拒绝自己享受意大利晴朗的天气带来的乐趣。他能找到什么样的隐居地呢？他回忆起了德国巨大的森林区，那儿如此阴凉并且有益于他的眼睛。于是他重又沉浸于对自己祖国的抱撼之中。虽然它令他愤怒，虽然他反叛它，他仍然爱着它，他怎能阻止这种爱呢？要是没有它那神圣的音乐，这种音乐曾控制了他最初的理想冲动，他的灵魂一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要是没有它的语言，那种精彩而困难的工具，他的思想也必定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叔本华和瓦格纳这两个德国人以前是并一直是他的老师（他私下承认这一点）。而他自己那些真正的信徒，如果曾经有过的话，也是出生于德国这个他无法弃绝的残忍的国家。
他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打动他的消息：罗德被任命为莱比锡大学的教授。尼采替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并用优美的措辞表达了祝贺。但是他同时也无法自拔地陷于一种悲哀的个人教训之中。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道：“目前，哲学系的教授们有一半是由我的‘好朋友们’（查恩克、海兹、莱斯基恩、温得克、罗德等）组成的。”他突然想要离开，想要见见自己的母亲——她的两个孩子都已离开了她，想要听听他的老朋友的课。最后，他还想和那些著名的出版商交涉一下，他们每年印书两万册，却把他自己的书拒之门外。他离开了威尼斯，直接前往莱比锡。
他登门拜访了罗德，却来得很不是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忙忙碌碌、心神不定的人，后者带着烦躁和局促接待了这个不速之客，这个已经在生活中失败了的非常古怪的人。后来罗德写了几句话，解释了他冷淡的原因。“我见到了尼采。他浑身上下都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古怪，这令我感到不安。他身上有着某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而我以前熟悉的那个尼采的许多特征都已消失了。他似乎来自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尼采说：“我想要听听你说话。”罗德把他带了进去，让他坐在一群对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名字都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中间。尼采聆听了他们的谈话，接着离开了。在给妹妹的信中，他简短地写道：“我再也不能忍受跟任何人交流了。很显然，对我而言，莱比锡既不是我的避难所，又不是我的休息地。”
要不是艰难的谈判迫使他留在莱比锡，他就会像逃离威尼斯和尼斯一样逃离那儿了。他向各种各样的出版商提出申请，却都徒劳无功。最后，他的自尊心再也不能忍受了。他渴望自己的书面世，并决定自费出版，无论代价如何昂贵。
他的母亲正在瑙姆堡等着他，自从伊丽莎白离开以后，她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在那里。尼采感到对母亲异常强烈的同情。他理解母亲失去家庭后的凄凉，以及对他在著作中发表的那些不敬的话产生的绝望。他一再地对她说：“不要读它们，不要理它们，我不是为你而写的。”然而，她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因此她的不满从来没有平息过。尼采不希望不给她一点欢乐就离开，他继续在家里呆了一个星期，但是他无力掩饰自己的烦恼，他为自己悲叹，并逐渐变得亢奋，他使这个不幸的妇人心碎神伤，最后，他在比以往更不愉快的情形下离开了母亲。
他在途经慕尼黑的时候拜访了拜伦·冯·塞利兹夫妇，希望能在这对和蔼可亲的主人家里抓住片刻安愉，但是房门锁着，塞利兹不在家。
尼采离开了自此以后他再未回过的德国，继续踏上了去恩加丁的旅程，他总是期待着能从那里获得某种益处。7月，他在那里发现自己置身于冰冷的大雾的包围之中，并且感受到了一场长时期的神经痛和忧郁症的最初症候。
二、后期生活
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尼采心里轻松了许多，他长长地舒了口气，这下可以好好地休养一段时期了。因为这本书拖的时间比较长，他所寄予的希望也比较大，自然也就耗费了他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可是，还没等尼采缓过气，烦心的事就一件接一件地来了。首先是不争气的身体，老毛病又犯了，头痛、呕吐、眼疾等病症也在不断地加剧，仿佛要压垮尼采似的。尼采的背也有些驼，走起路来忽忽悠悠，他怀疑自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老母亲看着儿子病恹恹的，很是担忧，只要有机会，她总要在尼采面前絮絮叨叨，希望他早日成家，也好有个归宿，这样做母亲的也就放下心来。可尼采哪里听得进去，逼急了，尼采就在信中不耐烦地声明：“您的儿子不适合结婚，我所需要的是保持独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话也不过是说给母亲而已。尼采心里其实也很矛盾，写作时想安静，不写作时，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出双入对，过着温馨的小日子，他也一样地眼馋，为此写信给好友奥弗贝克表达了对他的幸福生活的羡慕之情：“由于你的妻子，你的生活比我的现状要强一百倍，你到底是有了一个窝，而我有的仅是一个山洞。”这些年，尼采的写作是紧张了些，但他好像还没有从与莎乐美那段伤心的爱恋中缓过来，好心的冯·迈森贝克不断地给他创造机会，1884年4月至7月，先后有两位姑娘来到他的身边与他交往，其中的冯‘莎丽斯对尼采很有好感，可尼采就是找不到感觉，机会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他浪费掉了。这位女士，即便在尼采病重和去世后，还在为尼采默默地工作着。
1883年夏天，在母亲和妹妹的怂恿下，尼采曾试探着再回到大学去教书。他曾到莱比锡大学应聘，校长的答复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校长说，你的学术水平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应聘要求，但我们还是不能聘你，并不是由于你的身体，而是你的反基督教的立场，让所有大学都不能接受。这对尼采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感到更加孤独和失望。
原以为自己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会成为抢手货，没想到还没问世就在出版社遇到麻烦，1885年4月，由于出版商的刁难，尼采只能自己出资284马克，印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卷，印数也少得可怜，才40本。这对尼采是个不小的打击，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他的尊严和信心。这样自费出书的事真是没完没了，次年7月，《善恶的彼岸》一书也如法炮制，自费出版。可怜的尼采一面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条出书的捷径，他为此写信给奥弗贝克：“假如这本书能售出2000册，我就可以挣回工本费，用这样的办法也可以出版我的别的书了。”一面给母亲写信清点着自己的家当：“几天前，我对我的所有物品开了如下一份清单：4件衬衣，4件睡衣，3件毛线衣，一件结实耐用的风衣，有南堡带来的冬天穿的大衣（还相当不错，不过我很少穿），两条黑裤子，一条很肥大的裤子，两件黑马甲，两件南堡背心（还很新，只是太短了），肥大的便鞋。”
妹妹伊丽莎白也不让他省心。在与莎乐美的事上，伊丽莎白先是搅和，后是站出来捍卫哥哥的名誉和尊严，把莎乐美闹得很没面子。也许她做得太过头了，连尼采也对她很不满意。伊丽莎白自然也觉得冤枉，说尼采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一气之下，不再理会尼采的事，后来虽然主动与尼采和好，但她此时的心已放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去了。这个让伊丽莎白钟情的男子就是福斯特博士。这个福斯特是瓦格纳的崇拜者，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为了建立实现纯粹的雅里安理想，他计划到巴拉圭开辟新的殖民地。尼采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准妹夫，更反感他那些庸俗的反犹主义论调。母亲对这桩事也不满意，一听说要去巴拉圭，更是反对。可伊丽莎白却铁了心，硬是跟定了福斯特。说来也是，已经37岁的老姑娘，难道还没权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这两人好像成心和尼采作对，偏偏把结婚日子定在瓦格纳生日那天，即1885年5月20日，表示对瓦格纳的崇敬和热爱。所以，在结婚那天，这个娘家的大舅子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独自一人到威尼斯旅游去了。婚后不久，妹妹随新郎去了巴拉圭开辟新战场，他们决心在那里大干一番事业。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伊丽莎白写信给尼采，让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入股南美洲的殖民地，多亏好友奥弗贝克相劝，尼采才没有投资进去。这也惹恼了伊丽莎白。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是一个明智之举。
1885年10月15日，尼采41岁生日这天，福斯特特来祝贺，两人终于见了面。福斯特对尼采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德国教授模样，把脑袋一头扎进理论的乌云中，不切实际。尼采俨然是个病号，眼睛半瞎，且无力研究，根本不适合过原始森林中的先锋队生活。”尼采对福斯特也没好感：“我与福斯特的思维方式并不相似，免谈他的思想倾向。”
1889年6月3日，由于经不起事业的受挫和打击，福斯特自杀，英年早逝。次年，伊丽莎自满怀悲怆，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当火车驶进南堡车站时，伊丽莎白从车窗里一眼就看见，她矮小的母亲温存地搀着哥哥，如同对小孩一般。而尼采却挺直腰板，步履缓慢，活像一位普鲁士军官。他右手捧着一束红色玫瑰花，在母亲提醒下，走过去双手把花献给了妹妹。
此时的尼采已经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