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八女投江”的殉难地即为松花江支流牡丹江的乌斯浑河，而松花江作为黑龙江的最大支流，是东北地区的大动脉。站在乌斯浑河畔，也许你会惊叹，眼前这条被白雪覆盖的河流竟然如此的宁静，却不曾想，这冰雪覆盖之下急湍不息的河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对往事的诉说。1938年秋，东北抗联的八位女战士以冷云为首，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到达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边，准备与日军背水而战。“乌斯浑河”按满语翻译是“汹涌暴烈”的意思，而此时又正值秋后涨水……当日军得知，与他们一千多人展开殊死搏击的，竟然只是几位抗联的女战士时，便轻蔑地开始劝降。而令敌人瞠目的是，八位女英雄竟毁掉枪械、搀伤相扶，一起步入寒冷刺骨的乌斯浑河，随即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中……乌斯浑河在呜咽，呜咽的乌斯浑河见证了冷云等八个中华优秀女儿的英勇和悲壮。八位女英雄的事迹一直被人们广为流传，就像这乌斯浑河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流淌。她们中最小的只有13岁，就是王惠敏，最大的也只有23岁，冷云和安顺福。往事并非如烟，现在在牡丹江的江滨公园里坐落着这样一座雕像，它就是为纪念八位抗战女英雄而塑的。雕像临江而立，无论是在一片锦簇花团之中，还是在那滔滔江水的映衬之下，它都备显巍峨壮观。无论是在晨曦中仰望，在落日下回望，还是在风雨中凝望，都会有一种肃穆的心情自心头悄然升起。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余秋雨先生曾用“抽象”来形容这条大河，觉得它与自己心中的那条河特别亲近，他曾幻想自己坐着狗拉雪橇行驶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一条梦中的长河，一个同姓的船长，一番奇异的亲热，加上那次幽默的搁浅后的酣畅沉睡，沉睡在中华大地北端界河的中心，沉睡在天苍苍、水泱泱的彻底寂静中，这一切，我都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尤其是与黑龙江。”黑龙江，这状如游龙的大江，有着奇美的景色。它从恩和哈达开始，自西向东无休止地奔流着。从依西肯开始，由西北向东南奔泻，到萝北后，又变为从西向东北方向流淌，进入俄境后，转为由南向北流，最后汇入大海。这一路九曲回肠，曲折蜿蜒。这样一条源远流长、大气磅礴的黑龙江，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让每一个见到它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无以复加的敬畏、敬爱和敬仰之情。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对一条河模糊而神秘的记忆，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也都有一条难以割舍的大河。实际上，余秋雨先生正是将黑龙江比拟为自己的人生长河，原因在于他既留恋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又向往收获后的宁静安详。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河的特殊理解，余秋雨先生才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论人生、探讨人性，特别是谈谈饱经风霜而冷峻的中年人生。他在自序的末尾说道：“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东三省“改旗易帜”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流放者的土地》
悠悠的岁月如同滚滚江水，渐渐远逝。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有气势磅礴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水域；有风景秀丽的镜泊湖、五大连池；还有连绵起伏的大、小兴安岭；有沃野千里的松嫩平原；有绿草如茵的天然牧场，这些无不勾勒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而最壮美的则是黑龙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东北人。
如果和东北人聊天，你肯定会被他们热情、坦诚、敢爱敢恨的性格所折服，很多人都期望着有朝一日可以亲自踏上这片土地，亲身感受一下这片黑土地中蕴藏的激情与神秘。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里谈到，他在刚踏上这片著名的土地时，首先带给他的便是惊喜和甘甜，他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觉得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
但在清朝时，这片土地却并不被人看好，翻看清史，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东北竟是封建统治政权用来流放犯人的地方，这多少给这片土地增添了些冰冷恐怖的气氛，不过，这些惨遭流放的犯人多是因“文字狱”、科场案而入狱，而且大多数都是株连者。流放之路充满艰辛，当他们一路颠簸来到东北之后，男的变为苦力，女的沦为娼寮，往往结局悲惨。清朝诗人丁介曾这样描述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难以想象，这样一片风景优美、充满活力的土地竟然一度和流放地这样的人间炼狱联系在一起，不得不让人感慨。但这片土地所孕育出的坚韧、顽强，或许也正是得益于当时的那些文人在苦难中的决绝。在《流放者的土地》中，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东北人：“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关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也发生在这片沃土上。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东北三省，炸死了被称为“东北王”的张作霖，之后接连犯下滔天罪行：辽宁抚顺平顶山村的三千多居民被无故屠杀；七三一部队拿战俘和百姓做活人生化试验，导致超过三千人死亡；疯狂掠夺东北的煤炭资源，实行野蛮的“人肉开采”政策，致使无数矿工惨死……白色恐怖下的东北被折腾得血痕累累。东北人民抗战14年，终于赢来了胜利，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结束了这段可怕的生活。
提起这段历史，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在历史上，他备受争议，一生背负了太多骂名，然而骂名背后，他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力排众议，尽全力维护着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的统一。他是抗战时期的袁崇焕，身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却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很多年，重获自由后又流落异乡。时光流转，人们本应逐渐淡忘他，然而时间在这位世纪老人面前似乎失去了效力。他不是背叛者，也不是国家的罪人，他是功臣、是名将，他就是被周恩来称为“千古功臣”的少帅张学良。
东北易帜无疑是张学良对中国作出的最大贡献。1928年，侵华日军发动皇姑屯事件，害死了张作霖，其长子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迫，张学良毅然决定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在东北竖起青天白日旗。从此，中国实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首次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个统一的背后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民国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东北易帜后，张学良积极反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严禁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森林采伐与矿山开采。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东北有大批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尤其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纷纷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由于这一局势，日本人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成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尤其是日本军队中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他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是他这一生都难以洗刷的奇耻大辱。可是当时的情况，东北方面没有任何后盾支持，单凭其自身的能力，真的可以和如狼似虎的日本军队作战吗？在这个问题上，张学良决定听从中央的指挥。而当时的中央政府，根本抵抗不住日军的侵略，而且也没有做好抗战的准备。但是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就是民族耻辱。可是如果抵抗失败，也无疑是民族罪人。这种尴尬的处境，令张学良的进退两难。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在关系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甘冒杀身之祸，和杨虎城将军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最后形成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张学良的魄力和对祖国的热爱以及民族大义都被周恩来大为称颂，周恩来对其的思念更是长达40年之久，并三次为张学良流下眼泪。
“西安事变”发动之后，张学良请来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告知周恩来，就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得知这一情况的周恩来马上赶到机场，希望阻止张学良的这一举动，然而为时已晚，飞机已经起飞，仰望长空，周恩来泪流满面，不住地呼唤着：“张汉卿、张汉卿！”后来周恩来感叹地告诉别人说：“唉！汉卿是看《连环套》那样的戏看坏了，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此时周恩来副主席又提到了被软禁的张学良将军：“只可怜那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呀！……”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都十分难过，周恩来更是无法抑制眼眶中的泪花。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举行招待会，邀请当年参与“西安事变”的东北、西北军的在京同志，席间，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时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向周总理敬酒，忍不住泣不成声。周恩来向来最重感情，想到张学良这些年的遭遇，也不禁潸然泪下，这时，邓颖超同志举杯说道：“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说：“我的眼泪代表中国人民，不是我个人的。”
张学良作为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在漫长的爱国主义征途中出现过波折，但毕竟瑕不掩瑜。1990年，张学良把自己的旧作《谒延平祠》寄给吕正操，上书：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说过“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虽然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不幸遭遇软禁，但这并不代表失败，而且他本人也没有就此丧失自我，他借郑成功的例子说明了自己的志向。并且这样评价自己：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为了东北的建设，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了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事业，张学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那种坦荡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世所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