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霜冷长河》中说：“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面对坎坷人生时，唯有以乐观的精神、开阔的胸襟应对，才能获得自我救赎。有时候，将自我从心造的监狱中释放出来，仅仅需要“舒一舒眉”这么一个简单而有裨益的动作，何乐而不为？漫漫人生路，飘忽天地间。从古到今，任凭朝代变迁、岁月流逝，文人与山水所结下的奇妙因缘无人可解。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存在理想的国度，一如文人孜孜以求的那样，我们必定可在绵延不绝、层层叠叠的千山万壑里、在每个渴望纵情山水的文人心里发现它的踪迹。
◎魂归激流柔波
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
——《庐山》
孔子曾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古以来，投身自然山水之中，怡情悦性、吟咏歌唱，总是骚人墨客的乐趣所在。灵秀的山水，佐以文人的多情文字，便是无数流传千古的山水美文，山与水凭借文人的笔墨，向世人述说着它们的感知。这其中融进了历代多少文人雅士的灵魂，抑或打造了多少流传千古的佳话传说，从动到静，从有到无，这都是文人对山水神韵的一种体现。他们要的是一种清幽，而这种清幽只能在山与水之间寻得。
山依旧伫立着，水依旧流淌着，唯独赏山观水的人变化着，他们用心去领略，用笔去书写。于是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了自己的灵魂，有了自己的历史。
庐山，位于长江之滨、鄱阳湖畔，以雄、奇、险、秀名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称。青峰秀峦的巍峨挺拔、银泉飞瀑的喷雪鸣雷、云海奇观的瞬息万变、园林建筑的俊奇巧秀，无不展示着庐山的无穷魅力。一年中，庐山大概有192天要在云雾中度过，雨水非常充沛。几千年来，庐山壮美的自然景观，优越的地理环境，使无数文人墨客、高僧羽士踏足于此。他们在这里流连忘返，兴起之时，挥毫泼墨，吟诗题咏，庐山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正是由此而来。庐山之所以成为我国著名的山水文化名山，且不同于其他名山的原因，在于庐山山水更贴近于一种“人文山水”。
苏东坡《题西林壁》之佳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将春日里雾罩庐山的朦胧之美描绘得淋漓尽致；李太白家喻户晓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尽情渲染了夏日里壮观而浩瀚的庐山瀑布；而到了秋天，庐山又是一番“小雁过炉峰，影落楚水下”的宁谧萧瑟；”明代诗人王世懋的《庐山雪》，“朝日照积雪，庐山如白云，始知灵境杳，不与众山群。树色空中断，泉声半天闻，千座冰玉里，何处看匡庐？”则将庐山的冬日雪景描画得惟妙惟肖。读古人珠玉般的文字，庐山之高、美、奇、幽、秀如在目前、尽致无遗，令人叹为观止，眼界亦随即开阔。
余秋雨先生在《庐山》中说“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而如今，由于世俗的纷扰与喧嚣，庐山已变成了一个官僚和商贾的集会之地，不仅是“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的地方，还成了人们避暑、疗养、喧闹旅游的去处。这种现状令中国文人心酸，也是庐山文化的无奈。余秋雨先生说“总有一种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将来的庐山也许还会成为文人的天地吧，这是余秋雨先生疑惑中的一点希望。我们也希望庐山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人们意想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文人们已习惯地将生活融入自然，用自然体现生活，用墨迹赞美它们，用丹青歌颂它们。这是对时光的感慨，也是对流水的感慨，更是对年华的感慨。我们来自自然，最终也将回归自然。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有万物发端于水，又复归于水的生命永恒循环（轮回）观，且普遍存在，影响深远。
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公认的国学大师，其“境界说”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有着重大影响。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清末民初，《国学月报》介绍王国维宣扬和阐释境界的《人间词话》“是用新的眼光，观察旧文学的第一部书”。其后，钱钟书也盛赞该书“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昧，而非眼里之金屑”；李长之则作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兴文艺批评与他无缘……但他被了点西洋近代思想的微光，这是好兆头”的中肯评价。从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已经具备了“新的眼光”，并使西方美学思想与自己的美学思想融会贯通。王国维关于成就事业、学问境界的言论可谓高屋建瓴、入木三分，可他的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纪之谜。几十年来，猜测、推论不断，争议纷纷，各持己见，难以定论，于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便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大“公案”。
1927年6月2日上午，这位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人生50岁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这个消息传出后，使得海内外学界为之沉痛哀悼。他衣袋中仅有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留给家人。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于他的自沉有独特的见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余秋雨先生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王国维先生并非因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效忠清廷而自杀，而是死于一种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文化为人，具有鲜明的个性。从他的个性品质与思想观念、现实生活与文章学问之间，可以窥见一种深刻而微妙的联系———他的作品更像是他的精神自传，个性痕迹毕露无遗。王国维为什么会选择“自沉”于水的方式结束人生？又为什么会选择昆明湖？当他走向昆明湖时，是否觉得能够包容他的灵魂的，仅有那片湖水呢？
报国无门的屈原携着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惊鸿一瞥地消失在汨罗江畔；名冠“初唐四杰”之首、浪漫不羁的诗人王勃，在历经生死聚散、奇情流转后百感交集，行至南海慨然自尽，年仅26岁；29岁的天才诗人朱湘，面对现实不趋炎附势，在被现实生活粉碎了理想梦幻后，在采石矶自沉长江，维护了独立的人格；在北京西北郊太平湖投湖自尽的老舍，宁死也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情愿以生命的代价以保持文人的尊严。正所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魂兮，随水而居”！潺潺流水，吟唱着永不停息的哀歌，让葬身于此的灵魂得到抚慰，在汩汩流动之时，永保洁质，一如文人的心胸那般高洁。也许，只有这象征生命自然循环的流水，才是文人永恒的安魂之所。
山水的清新灵动并非每个人都能有缘消受的，只有在拥有慧眼、慧心的知音面前，它才会揭开那层面纱，令自己诱人的肌肤得以敞露，让自己纯洁的心灵得以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