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万水千山
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文化苦旅》
中国之所以能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山水文化，得益于得天独厚、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还有积淀深厚、人文荟萃的悠久文明。因此，中国历代的山水名胜，不仅包蕴着雄奇秀美的壮丽景色，还积淀着悠远渊深的民族文化，直到今日，仍然大放异彩。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曾提到，“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从历史文化极为丰富的山山水水间，可以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可以发掘出古代文化的沉淀。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在自然山水间孕育出来的。自然环境本身并不等同于山水文化，但它作为必要的客观要素促成了山水文化的形成。山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交融的结晶。庄子认为，人类达到理想状态的终极目的，就是“绝圣弃智”，打碎加诸人身的枷锁，解放人性，复归自然，实现“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将这种思想观念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而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正是由此构建的。
中国古代文人往往对政治采取逃避的姿态，多半是因为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憎恶，或是在官场被排挤的不悦经历。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文人的生存环境是不容乐观的。汉文帝时期，文人贾山这样描述皇权的恐怖：“雷霆之所击，无不摧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面对这种无比强大的压迫感，文人的心境往往从忧患被推向绝望。余秋雨先生在《为自己减刑》中说，人类的监狱有两种：有形的和无形的。人世间“把自己关进心造的监狱里”的人不少，这就是“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有人能够在有形的监狱中，即“不自由中寻找自由”。文人们虽然绝望，虽然痛苦，但内心是清醒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山水田园。许多文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挫折后，把积极入世的使命感深深藏起，离世俗越来越远，走向田园，步入山水。余秋雨先生在《阳关雪》中说过“一旦这种所谓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便不免会在自然的风景中寻找寄托”。
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文人这样躲避现实，成为“隐者”。从《论语》中嘲笑孔子的老人到魏晋的孙登、陶渊明，再到风流天下的孟浩然，他们代表着天下圣贤淡泊明志的最终宿命。更多的文人选择在山水田园终老，默默无闻地度过恬淡人生。在浓郁的绝望中，他们亲手扼杀了自己昔日的理想、志向与抱负，让生命之水融入历史的长河，静静地流淌、终了。在那样一个扼杀人性的时代，只有置身世外，醉心灵修，才能解放心灵，获得精神上的突围。
有人说人生有三重境界：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人们在涉世之初的时候，常常对一切事物都充满新鲜与好奇，以一种儿童的天真视角来认识眼前的事物，万事万物在我们眼中：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固执地相信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然而，尘世之中有太多的虚伪存在，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们很容易在现实里迷失了方向，随之而来的是迷惑、彷徨、痛苦与挣扎，有的人就此沉沦在迷失的世界里。当我们开始学会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对一切都多了一份理性与现实的思考，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山，水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水了。第三重境界是一种洞察世事后的返璞归真，但并非人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在这个时候，人生的经历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而且也学会了不断反省，无论是对世事，还是对自己的追求，都有了格外清晰的认识：明白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这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已有另一种内涵在里面了。
究竟有多少文人能够在这三重境界里由人修炼成龙，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看到了，在踏遍千山万水，经历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雨露滋润后，更多的文人墨客，置身在禅意盎然的风景中，一颗颗被生活的尘埃所沾染的心变得越发纯洁，脸上僵硬的肌肉也变得越发柔和。回想起曾经的黯淡无光，如今的清新山水显得更具有永恒的价值。那是因为神奇的自然界，给予了人类太多的思考与感动。
中国的山水之美向来为人称羡，又以诗国闻名遐迩。诗歌孕育于山水之间，文人的卓绝风采也依赖山水造就。与此同时，文人的诗歌也为山水的增添几许灵性。文人的灵感源泉固然有赖于山水的启迪，但山水的精神和韵味，也多少来自文人的生花妙笔。晋宋易代之时，文人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文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精辟地指出山水诗取代玄言诗的发展趋势。那种纵情山水、放达洒脱的情怀，曾感动了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余秋雨先生评价他们“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也有人将那个时代的文人身上所特有的风骨，亲切地尊崇为“魏晋风度”。
谢灵运可以说是“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谢灵运作为山水诗的鼻祖，堪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作清新恬静，其中贯穿一股道法自然的精神，一扫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获取灵感。除了作诗写文，他于史学、佛学、老庄哲学也是造诣颇深。此外，他还精通书法、绘画，诗和字曾被宋文帝刘义隆赞为“二宝”。庐山东林寺的名僧慧远也是他的知交好友。虽然他与慧远相隔五十多岁，两人还是一见如故。他为慧远圆寂而执笔的《庐山慧远法师诔》，被奉为祭吊名文，为世人传诵。
同时，谢灵运也是第一位见诸史册的大旅行家。他喜欢登山，尤其偏爱攀登幽深峻峭的山峰，甚至面对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勇于探险，这样说来，他该是开启中国古代攀岩运动的先行者。在登山时，他会自备一双木制钉鞋，上山时就拔掉前掌的齿钉，下山时就拔掉后掌的齿钉，这样一来，上山下山省了好多力气，还分外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有“脚着谢公屐，身蹬青云梯”的诗句。
不过，要概括谢灵运一生的诗作和命运，一句“得罪于当时，得名于后世”（转引自黄节《谢康乐诗注》《登池上楼》下引“吴伯其曰”）足以道尽。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宋文帝任命他为临川内史，他却终日出游、不理政务，被地方官员抓住把柄，要治他的罪。可谢灵运不但不服，还扣押了这些纠弹他的官员，并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意思是，刘宋王朝的统治就如同暴秦一样黑暗，而自己要做张良、鲁仲连一样的人，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这种忤逆的言行，无疑会将他的罪名加重，虽然他最终免于一死，却被判流放广州。而刚到广州没多久，一纸新到的朝廷诏书，又诬他犯下新的忤逆罪行，并下令将他就地正法。元嘉十年（公元433年）10月，49岁的谢灵运被斩首于广州街头，这位一代山水诗鼻祖，犹如流星一般，在耀眼而剧烈的燃烧之后，倏然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