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物和尚处在动物阶段的野蛮人中，这种依赖是不自觉、无意识的，如果将它提升到意识中，将它表象、思量、承认，即是进入宗教了。所以，所有生命都依赖于季节的变化，而只有人用戏剧式的观念、过节日的行为来庆祝这个变化。这些仅仅是用来表示季节变化或月亮盈缺的节日，便是人类最原始、最古老、最本来的宗教表白。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氏族，并不是依靠一般意义的自然、一般意义的大地，而是依靠这一块土地、这一国度；并非依靠一般意义的水，而是依靠这一处水、一条河、一口泉。埃及人脱离了埃及就不称其为埃及人了，印度人脱离了印度就不称其为印度人了。
一般的人既然可以将他们一般的本质当做上帝来崇拜，那么，那些将肉体与魂灵都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将本质局限在他们的民族与氏族而不放在人性中的古老的闭塞民族，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将他们国家中的某些山川、湖泊、动物、树木当做神来崇拜。因为他们的全部存在、本质，都寄托在他们国家、自然的特质上。
有一种空想的认知，认为只有借助天道、“超人性的”存在者，比如鬼神、魂灵、天使之类，才能够超脱动物境界。
当然，人并不是孤立地依赖于自己就变成了“他之所以为他”，他必须依赖于变得存在者才能成为“他之所以为他”。但是，这些存在者并不是超然的、想象中的东西，而是实在的、自然的事物，并不是高于人的，而是低于人的事物。因为一切支持人自觉、有意识的——通常被称为人性行为的东西、一切优秀的禀赋，都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从自然深处得来的。
这些对人们产生帮助和保护的东西，即精灵，主要是动物。只有依赖动物，人才能超然其上；只有动物的帮助，人类的文明才会延续。《真德亚吠陀》中的《温底达》篇，被认为最古最真的篇目，里面这样说道：“世界依赖狗的理智而得以维持存在，如果狗不守护街道，盗贼便要盗尽一切财物了……”
理想社会应该没有战争
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也是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开创了社会学这一学科，因此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
孔德于1798年1月出生在蒙彼利埃一个官吏家庭。他自幼体质孱弱，长相不佳，上身与下身的比例有些失调，显得体态很笨拙，而且胃病从小就一直困扰着他。1814年，孔德进入巴黎综合技术学院学习，与羸弱身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孔德的个性很倔犟，智力也超出一般学生，因此造就了其意志坚强、学习勤奋等性格行为特征。
1818年，孔德与一个比他大29岁的已婚意大利妇女同居，并生育了一个女儿。孔德虽然不能肯定这个女儿就是他的，但他还是准备在法律上确认自己父亲的地位。可是，这个女儿在9岁时便夭折了。
1821年5月的一个夜里，孔德在街头散步时遇到了一个大约19岁的妓女卡罗琳娜，几年后两人便结婚了。当孔德终于完成了其《实证哲学教程》六卷本之后，夫妇两人却因感情不和分开了。卡罗琳娜离他而去，从此两人再未谋面。
在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晚年时，孔德成为其秘书，后来自称是他的学生。开始时两人合作得相当不错，但后来两人意见越来越不合，1824年终因公开争执而分道扬镳。两年后，孔德在巴黎设堂讲学，建立和传授实证主义，后又曾担任家庭教师和巴黎工业学校的主考人等职。
“社会学”这一名称，是孔德在1842年正式提出的，并由此建立起了社会学的框架和构想，1848年，他创建了具有宗教色彩的“实证哲学协会”，九年后在巴黎逝世。
孔德认为人类社会是有统一性的，人性中的感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则是人性中的才智。所以，理想社会应该是没有战争，人人都有实证思想，用科学来指导生活，是一个很有秩序的工业社会。在那里，大家有统一的信仰，都轻视世俗中按才智区分的地位，重视精神上的地位。
作为一个发现过程，孔德认为人类的精神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阶段，即虚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追求事物存在与运动的终极原因，并把这些原因归结为超自然的主体；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即抽象阶段，在这一阶段，神学世界观被形而上学世界观所取代，人们用抽象的“实体”概念来解释各种具体现象；第三阶段是科学阶段，即实证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认识到人类精神的局限性与有限性，不再追求玄学的思维方式，从而立足于发现现象的实际关系与规律。
前两个阶段是人类精神还没有步入成熟的标记，也是第三阶段，即最迫切需要的实证阶段的前兆。也就是说，科学家从观察到的一些事件着手，通过描述，精确地推断出自然规律的规则，一旦那些规则被掌握，便能够反过来推测这些事件了。
这体现了知识的主要功能是掌握规律。如果不能掌握规律，也就谈不上预测和控制。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体育活动。一个不懂得比赛规则的人，注定是必败无疑的。除非他熟悉和适应了这些规则，才有获胜的可能性。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个不懂得生活规则的人，注定是要碰钉子的……
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穆勒有很多头衔，他既是逻辑学家、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其带来的历史影响极其巨大。
1806年，约翰·穆勒生于伦敦，他的父亲是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穆勒。作为长子，穆勒自幼受到父亲老穆勒的严格教育。他从3岁就开始读希腊文，8岁学拉丁文、代数、几何，9岁便遍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12岁时，已经开始学习逻辑，熟读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了。尤其有重要意义的是，13岁时，穆勒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阅读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接着又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至于少年阶段结束时，他已经具备了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广泛的知识。
穆勒的聪明好学令父亲对他十分器重，因此，父亲的教育成为当时穆勒接受最先进学术思想的最初来源。穆勒认为人在成长的初期，只要经过适当的训练，可以吸收和理解的数量远超过常人所能想象。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并非禀赋特异，但经过这样的训练，一样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辨能力。
拥有天才身份的同时，穆勒还是个情种，他与后来成为其妻子的泰兰夫人相识在1830年，当时穆勒25岁，泰兰夫人23岁，但是直到二十多年后，泰兰的丈夫去世，他才与她结婚，成为终身伴侣。二十年来，穆勒一直过的是柏拉图式的恋爱生活，他对泰兰夫人倾注了他全部的爱慕之情，却没有丝毫越轨行为。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与泰兰夫人相识不久，就觉得她是最值得钦慕的一个——不仅美丽、敏慧，有突出的自然风度，更有坚强而深邃的感情，她不断地自求完善，在思想与才智方面的发展甚至超过了诗人雪莱。
泰兰夫人去世后，穆勒就在她的墓地旁购置了一所茅屋。在生活方面，他完全遵循她的宗旨，竭力按照她的思想规定自己的生活。可以说：她对他的赞许是对他的一种标准，他对她的纪念也是他的一种信仰……
在近代教育方面，穆勒深信逻辑这门科学是最容易训练人成为一个具有正确思维的思想家的。他年轻时最爱读贝克莱和休谟的论文，加上孔德和他父亲的影响，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继承了英国经验论哲学的传统。
父亲对穆勒的教育以功利主义为伦理学的基础，这主要是因为边沁和穆勒的父亲是至交。事实上穆勒自己也和边沁有过接触，他小时候，常常去拜访边沁，功利主义学说对他来说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接受的，这对穆勒的哲学、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穆勒还曾在边沁死后负责整理其著作，据他说：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原理已经将这之前的道德立法理论彻底推翻了。
在穆勒看来，边沁功利主义关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既表明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动力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不是个人的自私利益；也表明了效果是道德伦理的是非标准，而不是动机，这效果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后来，功利主义的这些原理成为穆勒观察问题的根本观念和哲学思想。他一生创作的作品，主要有《逻辑学体系》《奥古斯特·孔德和实证主义》《关于宗教的三篇论文》《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其中《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在很长时期内曾作为当时的大学教科书。
人生为何不同
◎悲观是一种有用的解毒剂
在哲学家当中，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叔本华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与众不同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家中大多数都是乐观主义者，而叔本华却是个悲观主义者。与康德、黑格尔相比，他不属于“学院派人士”，但又不完全在“学院派传统”之外。
1788年，叔本华生于但泽（今波兰格坦斯克）自由市的一个商业望族家庭中。在他父亲的眼里，英国是自由理智之地，他痛恨普鲁士总是侵扰但泽的独立。1793年，普鲁士吞并了但泽，叔本华一家迁居到了汉堡，十年后，15岁的叔本华去了英国，进入了一所寄宿学校继续学习，但是很快便又回到了汉堡，做了商店职员。
然而，在叔本华内心深处，他还是向往过上文人学者式的生活的。在他父亲过世后，他的母亲准备送他回学校继续接受教育。于是，1809年叔本华进入格丁根大学学习，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到了康德的哲学，之后又到柏林大学学习科学。八年后，他在柏林大学当上了无俸讲师，一直独自一人居住在德累斯顿。
1818年年终，叔本华发表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这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在他自己看来，这本书非常重要。然而，令人感到难过的是，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本书。直到第二版面世多年之后，他才得到了他渴望得到的一些关注与赏识。
叔本华修养深厚，除了哲学之外，对艺术和伦理也很有兴趣。在他身上看不到国家主义的影子，反而倒是有一点国际主义的味道，他像熟悉自己国家的作家那样，熟悉英国和法国的作家。他喜欢印度教和佛教，不喜欢基督教。
其实，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哲学都强调意志的特征，就是由叔本华开始的。不过，对他而言，“意志”在形而上学上虽然是基本的东西，但在伦理学上却是罪恶的东西。这种对立，只有在他这样的悲观主义者身上才可能存在。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并不是始终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期间还导向了另一种发展。他认为，宇宙的意志是邪恶的，进而又说意志都是邪恶的。所以，不论如何变化，意志都是人类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源泉。他认为苦难是所有生命里的必需品，尽管生命总会被死亡打败，但只要生命还在，我们就仍然要坚持追求，即使目的是毫无意义的也不要放弃。
叔本华的哲学体系源自康德，他主张被知觉作用当做身体的其实是意志。同时，康德也认为道德规范和意志有密切的联系，构成诸多现象背后的意志并不是许多不同的欲望随意组合起来的。
叔本华的某些特征，和希腊时代的某种气质很相像。他崇尚和平，蔑视胜利；崇尚无为而治，忽视改革的作用。自从他提出悲观论以来，人们解释或研究哲学就可以不用相信一切恶了。也就是说，他的悲观论是一种有用的解毒剂。
关于宇宙存在的理由，乐观论正在试图证明为了让人类乐观，而悲观论一向主张是为了让人类悲观。其实，无论宇宙存在是为了让人类乐观还是悲观，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生存的痛苦与虚无（节选）
如果说，我们生活的最为接近和最为直接的目的并不是痛苦，那么，在这世界上，没有比我们的生存更违背目的的了。很显然，以为那些源自匮乏和苦难、充斥世界各个角落的无穷无尽的痛苦没有任何目的，纯粹意外，这一假设本身就非常荒谬。我们对痛苦何其敏感，但对快乐却相当麻木。尽管个体的不幸看上去纯属意外，但就总体而言，这却是规律中一贯存在的情况。
溪水只有在碰到障碍时才会卷起旋涡，同样的情况，人性和动物性也使得我们无法真正察觉到那些同我们意志完全一致的所有事物。倘若我们真的留心某件事情的话，那定是事情没有马上顺应我们的意志，而是遇到了某些阻碍。与此相比较，所有阻碍、违背，与我们的意志相抵触的事情，即所有令我们感到不快和痛苦的事情，即刻就被我们感觉到。就像我们不会对身体的整体健康感到满意，而只会专注于鞋子夹脚的某处地方；对进展顺利的事情我们毫不留心，却时刻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烦恼。“舒适与幸福具有否定的性质，而痛苦则具有肯定的特性”，这条我已多次强调的真理，正是以上述事实为基础的。
因而在我看来，形而上学体系中认为痛苦和不幸是否定之物的观点，大部分都荒谬至极；事实刚好与之相反，痛苦和不幸恰是肯定的，是能够引起我们感觉的事物。而所谓好的事物，即所有的幸福和心满意足，却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这意味着愿望的消失，痛苦的终结。
还有一事实与此相吻合，那就是：快乐总是远远低于我们的期望值，而痛苦则永远出乎我们的意料。
如果有谁对此持异议，说这世上快乐超出痛苦，或者说两者基本持平，那他只需在一动物吞吃另一动物之时，将两者各自的感受互相对比一下就够了。
每当遭受不幸或承受痛苦时，只要看看更加不幸的人就足够安慰我们的了——这一点人人都能够做到。但假设所有人都在承受这一切，我们还会有其他有效的方式吗？我们就像一群在草地上无忧无虑生活的绵羊，而屠夫正在一旁虎视眈眈，心中早已想好宰杀的顺序了。在好日子的时刻，没有人知道命运此刻已为我们准备了什么。疾病、贫穷、迫害、残疾、疯狂甚至死亡，往往不期而至。
我们通过历史来了解国家和民族的生活，然而除了战争和暴乱，什么也没有，因为太平的日子着实短暂，只是作为幕间休息，偶尔零散地出现。与此情形相同的，个人的生活也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这并非寓意着同匮乏与无聊的对抗，而是实实在在与人的拼争。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能找到对手，持续不休地争斗，至死仍武器在握。
我们时刻被时间催逼着，不容喘息；时间就像挥舞皮鞭的狱卒，在我们每个人身后步步紧逼，给我们的生存平添了许多痛苦和烦恼。只有那些落入无聊魔掌的人，才能逃过此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