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营最后一天的活动是参观黄海大学。楼房外墙爬满了常春藤，除了路，地上全有草，比草原的绿色还多。食堂的椅子都是固定的，用屁股蹭，椅子也不会发出声响。吃什么自己拿盘子盛，把鸡翅、烧油菜和烧大虾端到座位上吃。吃完，铁盘子扔进一个红塑料大桶。
吃完饭，他们参观生物馆。
像一艘船似的鲸鱼骨架、猛玛的牙齿、猫头鹰和狐狸的标本，巴甘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动物园，但动物不动。当然，鱼在动，像化了彩妆的鱼不知疲倦地游过来游过去，背景有灯。最后，他们来到昆虫标本室。
蝴蝶！大玻璃柜子里粘满了蝴蝶。大的像豆角叶子那样，小的像纽扣，有的蝴蝶翅膀上长出一对圆溜溜的眼睛。巴甘心里咚咚跳。讲解的女老师拿一根木棍，讲西双版纳小灰蝶，墨西哥君主斑蝶，凤眼蛱蝶……巴甘走出屋，靠在墙上。
蝴蝶什么时候到了这里？是因为青岛有海么？赫热塔拉和奈曼塔拉已经好多年没有蝴蝶了。蝴蝶迷路了，它们飞到海边，往前飞不过去了，落在礁石上，像海礁开的花。
夏令营的人走出来，没人发现他。巴甘看见拿木棍的女老师。他走过去，鞠一躬。老师点头，看着这个戴着“哲里木盟”字样红帽的孩子。
巴甘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有纸币和用手绢包的硬币，捧给她。“老师，求您一件事，请把它们放了吧！”
“什么？你是内蒙古的孩子吧？”
“放了吧！让它们飞回草原去。”
“放什么？”
“蝴蝶。”
女老师很意外，笑了，看巴甘的脸涨得通红，脸有怒意并有泪水，又止住笑，拉起他的手进屋，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巴甘沉默了一阵儿，一骨脑把话说了出来。妈妈被抬出去，外面下着雨，桑杰的奶奶用手捂着他的眼睛。每个人最终都要去一个地方吗？要变成一样东西吗？
女老师用手绢揩试泪水。等巴甘说完，她从柜里拿出一个木盒：“你叫什么名字？”
“巴甘。”
“这个送你。”女教师手里的水晶嵌着一只美丽的蝴蝶，紫色镶金纹，“是昆山紫凤蝶。”她把水晶蝶放进木盒给巴甘，眼睛红着，鼻尖也有点红。她说：“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消失，今生是一样，来生还是一样。我们相信它，还要接受它。这是一只巴甘的蝴蝶。”
窗外有人喊：“巴甘，你在哪儿？车要开了……”
云沉山麓
苍翠的毯子上有两道折痕，泛白，曲曲折折，这是形容草原上的车辙。这是在很高的地方——白音乌拉山顶，或干脆是飞机上——见到的情形。蒙古原来的辎重车在草地上轧不出辙印，木轮、辐条是榆木的，环敷一圈铁钉，钉帽上有锤痕。它们叫“勒勒车”，牛轭，到湖边拉盐，出夏营地的时候装茶壶、皮褥子和蒙古包的零件。胶皮轱辘车是合作化之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充气轮胎，轱辘上有花纹。雨后，胶皮大车把草地轧成坑，不再长草。
我去公社邮政所投一封信，在车辙边上走。边走边找绿绒绒的小地瓜，手指肚长，两头尖，一咬冒白浆。还有“努粒儿”，汉语不知叫什么，美味的浆果。其它的，随便找到什么都成。一只野蜂的肚子撂在蚂蚁洞前，头和翅膀被分拆，肚子基本干了，黑黄的道道已不新鲜。四脚蛇在窜逃，奔跑一阵，趴在地上听听。我已看见它趴在地上倾听，它想从地表的震动判断我离它多远。我跺脚，并将泥土踢到它的四面八方，把这个弱视者的声纳系统搞乱。
最热的夏天，云彩都不在人的头顶，这是奇怪的事情。如果把眼里的草原比作鱼缸的话，云像鱼一样沉到下面。它们降落在远远的地平线上，堆积山麓。降那么低，还能飘起来吗？不知道。但如果你躺在草地上，闭上眼，欲睡未睡之际，也许刚好有一朵云探手探脚掠过。不要睁眼，让它以为你睡着了，然后有很多云从这一条天路走过。
风吹过来。我不明白草原上的风是怎么吹的。比如说，我感到它们从四面吹来，风会从四个方向吹来吗？这好象不符合风学的道理。风吹在脸膛和后背上，扯起衣裳。我也许应该随之旋转，像钻头那样钻入泥土。
车辙像水里的筷子那样折弯。走过一弯，见到一只白鸭。鸭子？是的，一只鸭子孤独地走在通向远方的路上。鸭子从来都是成群结队，一只鸭子，为什么往东走而不是向西？奥妙。
我放慢脚步，和鸭子并排走，看它，鸭子不紧不慢。你如果到公社，前面的路还很长噢，鸭子不管。你也要到邮政所吗？我对它晃一晃信。走出很远之后，我回头看鸭子，它还在蹒跚，路不好走。绿草里的野花在它身旁摇曳，白鸭显得很有风度。
勃隆克
雨滴钻进沙漠里就再没出来过。铅色的低云下，沙漠由耀眼的白色变为明黄，好像穿了一件新衣裳。
雨在沙漠上一个脚印也没留下，没有滴痕，没有水洼，雨水没了。
不一会，雨停了，太阳出来，空气立刻蒸发出一股潮湿气味。太阳如同开了一个玩笑，拉开铅云的门帘对人们笑，好像在沙漠下雨是个笑话。
这个地方叫勃隆克，是沙漠而不是沙地。我自己觉得，草原被耕种、被开垦、被采掘造成的沙化是人插手自然形成的荒漠化，叫沙地。草原表面由草的根须织成的保护层被撕破，土没有根须的保护被风刮跑，变成尘。地死去，流沙成了统治者。而沙漠是另一回事，它是大自然的杰作之一，像河流、岩石、土壤一样，古今如一。它哪儿也不去，只留在原初的家园。沙漠有自己的生态系统，生长只在沙漠存活的红柳（红柳在沙地里活不成，什么植物在沙地里都活不成），有动物和昆虫，也有草。没下雨时，我的手像铲子一样嗖嗖插进沙漠，不到二十厘米，手觉出清凉，铲出来的沙子全是含水分的湿块。
鸟飞过沙漠上空，最是好看，即使没读过柳宗元的诗也能体会出“千山鸟飞绝”的意境。鸟飞得太孤单，好像有人从沙漠后扔出一块抛物线的石头。站在沙峰上，风大到人站不住脚。看见鸟在下面逆风飞（顺风早被吹跑了），它抬着胸，几乎站起身子。这样的鸟留一头长发会飘得多么好看，套一件裙子更好看。鸟来这里纯粹是玩来了，像人一样。
人从沙的悬崖上如八女投江一般头朝下栽下去，结果变成了长距离的滑行。在沙漠戏耍，没有摔伤、磕伤，沙子有巨大的缓冲力，还干净。
人说，七八月份，游人戴墨镜躺在沙子上，用滚烫的沙熨腰，既舒服又治腰伤。当地人用细腻的白沙做婴儿的尿不湿，如猫砂一般。
沙漠表面有一层矩阵的花纹，像海浪凝固了，一排距另一排二十多公分。用手在沙漠里掏玩，边缘的沙子以人眼看不清的速度塌下来，保留顶端均匀的圆形。
勃隆克沙漠方圆十多公里，有冰川时期漂来的巨石，石褐色，方形。有一个湖宛然泊于沙漠谷底，蓝色，不沉也不涨。湖里有野鸭子，它们从此岸往彼岸游，脚蹼分出水波的“八”字越划越大。它已游到对岸，“八”的水痕还在，见出湖水的静。我觉得在这里当野鸭子比当人强多了，尽享世间胜景；不用装，但比装拥有更大的美感。湖里的鱼没人捕，蒙古人不吃鱼，鱼在湖底比闹市的人还多。
我赞叹的不是沙漠，是胜景。给自然造成灾祸的是土地荒漠化，而不是沙漠。沙漠是大自然的儿孙之一，它一直呆在自己的故乡，有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美。
草
北地，当冻土显露黑色，微微有一些潮湿的时候，土仍然坚硬，而草芽已经钻出来了。人实在无法想像，柔软像纸一样的草，怎么能钻透泥土的封锁；无法想像水洗过一样新鲜的草，是怎样渡过漫长的冬天的。
草在生出的时候，抱紧身体，宛如一根针，好像对土地恳求：我不会占太多的地方。而它出生的土地，总是黑黑的，这是它的产床。黑色总是令人感动，好像泪水盈满了土地的眼眶。草是绿色的火，在风和雨水里扩展。一丛一丛的，它们在不觉中连成一片。在草的生命辞典里，没有自杀、颓唐、孤独、清高这些词语，它们尽最大的努力活着，日日夜夜。长长的绿袖子密密麻麻地写着：生长。
青草出生的土地，散发着草的汗香。
惠特曼说，草“是一种统一的象形文字，它的意思乃是：在宽广的地方和狭窄的地方都一样发芽，在黑人和白人中都一样生长”。面对着草，能体会出谦卑的力量、贫贱的力量、民主的力量。这些观念像草一样，在静默中，分分秒秒都在生长。
“现在，它对于我，好像是坟墓中的未曾修剪的美丽的头发。”（惠特曼）我想起齐白石在晚年也说过：让我的坟头青草茂盛。这句话同样是一句诗。他们这些洞悉人生的艺术大师，都穿越了生死之门，看到了草的生生不息。坟上青草，是生与死的美丽结合。齐白石宁静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仿佛看到了自己墓边的绿意绵绵，而把死已然忘记了。如惠特曼说的“这最小的幼芽显示出实际上并无所谓死……生一出现，死就不复存在了”。
惠特曼的诗中无数次出现过草，而且他的“话语像草一样朴实”。在他笔下，在密西西比、棉田黑奴、巴门诺克、精神、流动、气慨这些汹涌的词汇中，有蓬勃的草叶长出来，缠绕着这些词，如同花环，散发芳香。
草言草语
对春天，阿斯汗说“草暴动了”。
我当即对他刮目相看，说：“你说得挺好。咋想起‘暴动’这个词了？”
阿斯汗显然没有批评家的诠释才华，说：“你看，这不是，哪都是草，包围咱们了。”
草包围咱们了，说得好。我对这外甥进行鼓励，说：“你呀，好好念书，长大……”
“咦？”阿斯汗从地下拣起一个瓶盖，大声说：“这是雪碧的盖。”
我的表扬连头还没开呢，不说也罢。对儿童，在许多情况下，赞扬都不如雪碧的盖更有价值。我们穿过火花路，再往前就是煤厂，顺墙根一直走，就直接上南山了。
到处都是草，草不择地而生。在人们看来是肮脏的墙角，草伸出干净的叶子。如果没有人的践踏，没有水泥和沥青路面的遮蔽，草会长满所有的土地，像练字的人不放过纸上的每一块空隙。草爱热闹，是群居的生物。它们相互拉扯着袖子与衣襟，挤满了土地。
草的突然出现，好像让人相信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不一定能说清楚，大约是在我们看来无生气的大地上，始终流动着数不清的生命。在我看来，冰雪没有把草冻死是一件奇怪的事，也是让人感动的事。这里面的道理不是斗争，而是和谐。大自然是最为高明的精算师，在妥协和激进中让所有的生灵都有一个位置。
草暴动了，这是阿斯汗对春天的一种比较吓人的说法。看到草和树上懒洋洋的杏花，我觉得春天也暴动了。如果看到开河的江水、冰块汹涌而下，更能体会“暴动”的力量。
在春天，还有什么没暴动？昨天我甚至看到了一只蝴蝶，它像一位初愈的病人，在灌木中软弱地飞舞。
说来说去，是说人对春天不能无动于衷；面对着草——上天在一夜之间送来的如此众多的礼物，也不能无动于衷。想说却说不出阿斯汗那种别致的话——草暴动了。小孩真敢说。
长城之外的草香
一次聊天，朋友说：“日本人为什么喜欢哭呢？你看小泽征尔，说说就哭了。”
我不知小泽何以哭，知其父与两个侵华主将是朋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于是“征尔”。后来想这句话，感觉东北亚民族，具体说是阿尔泰语系的人们常常会流泪。朝鲜人，日本人，还有蒙古人。从他们的歌声里能听出悲伤。
这几天读一本诗文摄影集，《席慕蓉和她的内蒙古》，目睹许多故乡的景物。读着，泪水哗然落下，想起了朋友那句话。想，泪水跑出来看这些画面，这也是我的内蒙古，虽然“就这样一直走下去罢\不许流泪，不许回头\在英雄的传记里，我们\从来不说他的软弱和忧愁”（席慕蓉：《祖训》）一群孩子向我们招手。
如实说，他们向摄影者招手。我看这些手，像看他们的脸。有的手羞涩，有的手大胆。有的孩子像上课发言那样举手，而他像敬礼，他在击掌，他在模仿别人伸出了手。
这些手的手心白，手背黑。它们牵马，摸土，捧石块堆敖包上，拣牛粪回家晾干。这些手长大什么样？就像我在另一张图片看到的：一群人站在土路边上迎接客人。一个女人平端葱心绿带桃红滚边的蒙古袍，她的手弯回去攥衣服，骨节突出。另一个女人用海青色的哈达包着白瓷的酒瓶和镶银边的木碗。这些手黝黑，人不过三十多岁，手已经老了，就像这一片土地老了。有沙子的土地，野菜比草还多。
迎宾的队伍很长，站在车辙边上。一个孩子怕自己探出队伍，反手抱住大人的腿，而小狗大模大样站在路中央，眼上方有神气的斑点。
这是给谁的蒙古袍？给一个游子——席慕蓉。“在‘故乡’这座课堂里\我既没有学籍也没有课本\只能是个迟到的旁听生”(席慕蓉：《旁听生》)我看到十五六个用手笑的孩子，那件折叠的（诺日古拉的）蒙古袍有多么贵重。
白桦林要演出了，她们在候场。
如果树会唱歌，最先唱的是白桦林。
她们合唱。唱河水呀，云彩呀，还有小松鼠蹦蹦跳跳，藏不住后边的尾巴。
在树里面，桦树像准备奔赴一个地方，什么地方？
我小时候，我爸坐炕头晃着身子唱一支歌：“高高的山上\流下一道清泉\清泉里的水呀\明亮又清澈\啊咴 清泉的水呀\灌溉着草原\草原的人们\幸福又快乐”
我印象深的，是他唱“水呀”。我爸因为支气管粘连，“水呀”嘶哑。
“水呀”是蒙古人的命根子。而今草原沙化，到哪里去“水呀”？
白桦树想去的地方是我爸唱的那个地方。吾父唱出一个生态链条：山→水→草原→人。
我小时候想，“幸福又快乐”谓之何义？幸福不就是快乐吗？非，幸福指一个大环境，快乐乃我等心里面小小的欢愉。
白桦树把裙子拎过脚踝，准备过河了，去一个地方，好地方。
西拉沐沦河如同脱去衣服洗澡的女人，肌肤比鱼还白，露出波浪的肋骨。后来它睡着了，水鸟喊都喊不醒。
八只水鸟有红红的脚蹼，六只翅膀向下，两只向上，像拉满的、放松的弓，箭呢？
像向日葵那样黄，像梵高饮苦艾酒、吸雪茄烟造成神经错乱之后想像出的黄，像蜜蜂从花蕊里刚拔出的马裤般的大腿那样黄，像月亮喝过菊花酒于黄昏时分的黄——这便是大兴安岭的落叶松林。
有一句歌词叫“金色的兴安岭”。小时候，我想：兴安岭怎么会是金色的呢？今天算是见到了。
是说秋天，说雨后，说灰蓝的群山像父亲一般照看这片落叶松林。香奈尔一支香水叫“五号”，不是第五款，她的幸运数字是“五”。香奈尔给自己起个名儿叫“可可”。可可说五号香水代表着北欧白夜的气味。我情愿告诉可可，去金色的兴安岭采集落叶松的香气吧，创造一款新香水。可惜她死了。临死前，香奈尔对佣人说：“你见过人死亡吗？我今天就让你见到。”然后谢世。
“兴安”是蒙古语，再往前也许是突厥语，我不懂。这是一个好词。
兴安，芳香的、泥土的、松针腐烂的、小鸟作窝的、宽展的、吉祥的名字。兴安！
一杯酒，洒在草原上。照片里的酒浆如同几十枚银币叠加滑落，小小的酒盅怎么能盛下这么多酒呢？
内蒙古的土地经常会遇到酒，因为祖先、森林、河流和亲人的缘故。
他们戴着解放帽。
这是解放军当年戴的制式军帽，后来老百姓也戴。在那个年代，一切人都戴这种帽子。
后来，越南战士、高棉的波尔布特的战士、尼泊尔毛主义战士、墨西哥的“副司令马科斯”的持木头枪的战士都戴这种帽子。
察哈尔牧人戴解放帽，穿蒙古袍，站在敖包前祭拜。女人戴护士的帽子或头巾。
那是1989年。
通戈拉格唱歌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比身高长一倍，这应该是上午九点多钟；春天，草刚长出来。远处的砖房还没有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