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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大地的忧郁(3)

医学,不仅是物质与技术的,更应是精神与人文的,她应成为一门涵盖自然、伦理、哲学、审美、道义、心理、教育等元素在内的学科。因为,她面对的并非物理实体,竟是灵肉丰盈之生命——万物中最神奇最复杂最瑰美和深邃无比的人。人是最宝贵的,每个“他”都永远唯一,永远“自在”而不可替代。医学即人学,对生命本体的尊重、仁爱、体恤,应成为“红十字”精神的核心。

有时候,我常奢想,白衣人之角色该由人类中最优秀的成员来充任。他须集智识、德能、信念于一身,不仅是个工具知识分子,更兼人文知识分子的品质和理想——对生命充满虔敬热烈的关怀、于职业抱有高尚的理解及打算,对人性持有出色的亲和与体贴能力……他还应是个感觉丰富、细腻敏锐之人,惟此方能充分采集患者的感觉,对那些极不确定和模糊的信息作出确判断、归纳与推理。必须有心灵的参与,其才华和技术方不会打折扣,那些物质注射才会在人体上激起神奇的响应与回馈。相反,如果他从感情上贬低了生命——对之采取了一种疏远、懈怠、轻蔑的姿式,那他就无法从行为上去拯救生命。

无疑,一个白衣人的医绩乃其对“人”之信仰的结果,乃其对生命尊重程度所获得的来自人体的诚谢与报答。

死亡:医学的耻辱

在和平年代,医院已正式成为接纳死亡最多的场所,也成了唯一能使死亡“合法化”“职业化”“技术化”的特权领地。在世众眼里,包括很多白衣人看来,死亡现象显然已“合情合理”——事情似乎明摆着,即使拼了力,使尽了所有手段,而那些顽疾、重伤、癌症、爱滋病……生命的溃口毕竟太大了,有限的医学现实难免败下阵来。

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白衣人,一位怀有深厚的人道心理和生命关怀力的施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死亡(如此剧烈之惨变)视为“合理”——这与医学的最高境界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

从古老的诞辰日起,医学即注册了其性质只能是“生命盾牌”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死亡掩体”。她是以“拒绝死亡”为终极目标的,这也是其最高的美学准则和道德律令。从纯粹意义上讲,任何非自然的死亡都将是医学之耻辱,都是医学现实的无能所致,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和渎职——只有满足了这一指控,只有基于这种最严厉的批评和诠释,“红十字”才当之无愧地享有她天然的神圣与崇高,才堪称人世间最巍峨最清洁的结构指向之一。

“必须救活他”——假如医学在这一誓言前让步了、畏缩了,那她自身的价值尺度和尊严即遭到了损害,即等于自己侮辱了自己。

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回忆了一桩终生难忘的事:

一位年轻的实习大夫,在目睹自己的一名患者死去时,竟失声痛哭。作者尤其指出,那死并非“事故”所致。也就是说,按通常理解,医方并无过失。可一个并无过失之人何以伤心到“必须哭泣”的地步呢?

意义即在此,境界即在此,信仰即在此。

我想(或许亦符合托马斯的理解),那一刹,促使年轻人流泪的除了悲悯之外,还有赖于另一项更重要的刺激,即一个他难以接受的事实:医学之无能!医学对一个生命的辜负和遗弃!他见证了这一幕,他感到震惊,感到害怕,感到疼痛和悲愤,感到了内心的“罪感”……他竟如此的不习惯死亡!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他无法原谅自己所在的“医学”(自己曾是多么器重她,敬慕她)——他投奔这座殿堂,是冲着她“保卫生命”的伟大涵意去的,而其现实却如此的拙劣、平庸,她对生命许下的承诺竟如此难以兑现——作为这殿堂上的一员,他无法不为自己的集体汗颜。在死亡对医学的嘲笑声中,他觉得自个亦被嘲笑了……

习惯死亡是可怕的。倘若连一颗心脏的骤停——这样巨大的事实都唤不起情感的颤动,这说明什么呢?麻木与迟钝岂不是比昏迷更可怕的植物心态?在所有的医疗事故中,同情心的死亡乃最恐怖的一种。

让我们与托马斯一道,向这份珍贵的哭泣致敬!它来自一名年轻人献给这世界最干净的礼物:痛苦和自责的勇气。

医学的身份

根据体会,凡特别尊重生命与自我的人,在开始一项长期劳动前,是需要匹配一束强大理由的。这理由须坚实、饱满,有不俗的精神魅力和荣誉性,符合主人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诉求——唯此才能对该事业起到牢固的支撑和持续的推动力。

不知现在的医学教育有没有正式向学员发出这样的设问:何为医职?何以为医?

如果仅仅把“红十字”作最平庸最无能的理解,比方说为了“糊口”“谋生”,而非基于人文理想的考虑,并无任何高尚的心理打算和精神准备——那他的身份就极可疑。由于信仰的缺席——他根本不对人生提出正式的价值期待,其行为即很难从正常意义上去确认、检验和评估了,姑且称之为“混”罢。现实中,大量粗鄙的医职人员就是循着这样的职业流程从“医学院”的轧模机上被复制出来的——犹若“假肢”一般(无精神性可言,只有空荡荡的工具含量)。说到底,他取得的只是一张不及格的“上岗证”,而绝非生命的身份证。

尽管当代亦不乏值得骄傲的白衣人形象,尽管现时医学已取得了物质与技术的高度繁荣,但须承认,从心灵和人文角度看,我们曾一度清洁的医学传统,实际上正披覆着可怕的蒙昧,我们的很多医职人员并未很好地履行使命,“红十字”的尊严与荣誉正屡屡遭受来自内部的诋毁和污损。翻开报纸:少女被误摘卵巢,妇女腹遗纱布旷达十数年,儿童被推错了手术室……

况且这尚非技术原因造成的,仅由粗鄙的医疗态度所致。至于误诊漏治而酿的隐性事故就更无从指认了。由于病理本身的复杂和专业隔膜,患者及家属很难对医疗质量作有效的判断、跟踪和鉴别,治好了乃医之功德,治坏了是自个不争气……说到底,这是一份没有合同保证的契约,医方永远是赢家,是收益者。所以,在医疗诉讼中,患者一方总处于劣势,除了乞求与悲愤,实难为自己找到有力的证据支持。

由于天然的德能地位,医院本质上有异于任何一项服务产业。经验证实,医务质量与经济效益是难成正比的。单靠功利欲望作兴奋剂,激弹起的只是世俗的阴暗心理,削弱的却是真正的医学精神和心灵尺度。若不把患者当作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生命——而仅视为一间小小的“银行”(暗中作着“提款”或“洗劫”打算),并据此确立自己的服务程度,那医院就不再是本质意义的人道场所,那枚和教堂一样高耸的“十”字就应声坠落了。

医学的原色是伟大的,作为一项最古老的职业,从几千年起,她就扮演了一项近乎于神职(西方的上帝、东方的菩萨)的角色,她发轫于道义,并靠道义来维持呼吸和繁衍,她荫惠天下,布济苍生,承纳民间的膜拜和无数感激,而荣誉的犒赏又滋养了其德能力量……

为西方医德最早立下纪念碑的,是古希腊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他每次行医前都要重复自己的誓言:“我愿尽我力之所能与判断力之所及,无论至于何处,遇男遇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而隋唐名医孙思邈可谓东方医德的代表,他对“郎中”的道德诉求是:“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普救生灵之苦。”再像古时的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他们的职业理由比起今人来说,皆纯粹和本真得多,均散发着浓郁的博爱色彩和济世情怀。某种意义上,古代医学行为更接近医学的精神正源,其对外部世界的慷慨施予,于自我严格的修为操守,堪与最清洁的神性劳动——宗教行为——相媲美。

你准备好了吗

选择了医学,即选择了她的美德和自在尺度,即须义无反顾、理所当然地对全社会起誓:“为了保卫生命,我决心投身医务!”

许多精神常识于一个白衣人的青年时代即应早早确立了。

想起医学院的莘莘学子们,在尔辈携着稚气、满怀憧憬地步入校园之际,有没有迎来这样的时刻:你们尊敬的老师或校长,突然决定领你们去见一个人,一位刚刚失去爱子的母亲?

你们应握住那虚弱之手,凝注其枯黯的瞳孔,聆听她凄恸的抽泣……你们应努力结识这位不幸的母亲——而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母亲!请记住这严酷的一幕,记住这是由医学的无能造成的。你们应感到悲伤,感到歉疚才是。更重要的,你们应试着对医学的现实发难,直面前辈们落下的耻辱。既然是耻辱,就建议你们大胆地去咀嚼,直到咀嚼出力量来。而在未来,你们将获得荣誉。

如果这真能成为开学以来的“第一课”,我将羡慕、祝贺你们——终于有了一所好学校!在那儿,你将遇到真正的知识和精神。倘若根本不是这样,我则替你感到遗憾,遗憾没有好的老师和校长。

做一名白衣人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忧郁的日子里来见您。他走了那么远的路,捱了那么久的煎熬,打听了那么多门牌和号码,费尽周折,终于站在了您——一个有力量的人面前。他强打精神,满怀期待,献上感激,指着自己的心脏、胸口或某个沉重的部位:这儿,这儿……

他选中了您,也就把身体的支配权给了您,亦把巨大的荣誉和信赖给了您,仰仗您能挽救他,留住未来的时日和幸福。总之,他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见您的。无论一个平素多么轩昂和自恃有力的人,此时,其眼眸深处都跳跃着一粒颤抖的火苗:请,救救我……

可,尊敬的白衣人,您准备好了吗?

(1999年)

大地伦理(四章)

毁灭物种就像从一本尚未读过的书中撕掉一些书页,而这是用一种人类很难读懂的语言写成的关于人类生存之地的书。

——(美)霍·罗尔斯顿

天使之举

电视新闻里,每看到那些“绿色和平”分子、那些民间志愿人、那些无名小卒,在风浪中划着舢板,不知畏惧地,拼命挡在捕鲸船或核潜艇前……它们皆那么小,那么孤单,那么三三两两、稀稀拉拉,却抗拒着那么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甚至是国家机器……

我总忍不住久久地感动。我清楚:这些都是真正的人,真正有尊严和爱自由的人,他们在保卫生命,在表达信仰和理想,在抗议同类对家园的剥削。

据报载:一位叫朱丽娅?希尔的少女,为保护北美一株巨大的红杉树,竟然在这棵18层楼高的树上栖居了738天,直到该树的所有者——太平洋木材公司承诺放弃砍伐。

希尔是阿肯色州一位牧师的女儿,为呼吁保护森林,她于1997年12月10日攀上了这棵被称为“月亮”的红杉树。原打算呆上3周,不料木材公司的冷漠却把她足足搁置了两年。当冬季来临,她只有一块蓝帆布遮挡,无法洗澡,就以湿海绵擦身。

当双足再次踏上大地时,希尔喜极而泣。

我留意到,这则消息是被某晚报排在“世间奇相”栏中编发的,与之毗邻的是“少年坐着睡觉十一年”。显然,在编辑眼里,这事儿不外乎一种“异人怪招”,算是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一种诠释。可以想象,无论于编辑心态、还是看客的阅读体验,都很难找到“感动”“审美”之类的痕迹,只是猎奇,只是娱乐与戏谑。

我为一位少女的心灵纤细和行动能力所震颤,为这样一场生命行为——所包含的朴素信仰和巨大关怀力而惊叹,也忍不住为同胞的粗糙而遗憾。

这不仅仅是迟钝,更是麻痹和昏迷。

对大树漠不关心算什么人呢?只能算“植物人”罢。

我们有数不清的黄河探险、长江漂流、雪山攀登、海峡泅渡……甚者竟不惜性命。目的不外乎:或为国争光、别让洋人抢了先;或时尚一点说,“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可我们几乎从未有过像希尔那样默默的私人之举、那样日常意义上的“举手之劳”……

显然,双方对自然的态度有别:希尔拥抱大树显示的是一种爱的决心,一种厮守的愿望;我们的那些“壮举”设计的是一种比试,一种对抗。二者的实践方式亦有别:如果说前者更接近一种日常的梦想表达和自由生活方式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像一场众目睽睽下的卖力表演和作秀。

即使我们也有了,即使某位中国少女扮演了希尔的角色,又会怎样?她的同胞、亲人会作何想?社会舆论和职能部门会作何反应?

她会不会被视为疯子?梦游者?妄想狂?

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做自以为正确的事!我们也缺乏这样的习惯思维:尊重、维护别人(包括对之有监护权的子女、眷属)做自以为正确之事的权利!

父母会干预,朋友会劝阻,组织会帮教,舆论会讽刺,有关部门会制止……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叫“摆平”。即使你勉强爬上了那棵树,呆不过三天,就会被轰下来,对付一个丫头片子的撒野,招多着呢。说到底,此事休想做成。

于是,也就成了无人来做的事。

她不属于我们。因为她是天使。

树,树,树

有位老先生,教弟子识字:何为“树”呢?“木”,“对”也!就是说,先人造这个字是为了告诫后人——凡“木”必“对”,不可伤木。

或许,该释语不免“补说”“强拆”之嫌,但在我眼里,这说法却包含着惊人的美学和精神含量,它比任何权威的汉学拆字都令我感动、钦敬。对一个在母语中浸泡了几千年的群体来说,意识不到这点,破译不出这个字的神奇潜质,确属大遗憾。

提起瑞典,眼前就会浮现出一道宁静、典雅、从容的画面:白雪、木屋、蓝湖、青山、郁金香……而斯德哥尔摩,更是一弯美丽的月牙之城,每个到过她的人,都会为其旖妮之情所打动,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虽有现代设施之便捷,却无现代都市之弊端,尤其保留完好的古城风貌和参天大树……而游客们也往往会从导游嘴里获知这样一个故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化浪潮冲向这座海滨古城。市政当局雄心勃勃地推行旧城改造,“百万工程”即其中一项,旨在每年递增十万套新住宅……当轰隆隆的铲车声逼近“国王花园”时,斯德哥尔摩人警觉了:这样下去,自己的家园会沦为什么样子?未来的她与世界各地有何二致?

疑问渐渐拢成一股市民舆论和理性呼吁。人们开始表达愤怒,在露天里发出声音。终于,一场保卫斯德哥尔摩的运动开始了——

1971年,市政决定,要在“国王花园”建一个地铁站,它意味着这片深为市民喜爱的绿地大难临头。于是,一群勇敢的年轻人率先发起了“城市的选择”行动,擎着标语,走上街头,高喊“拯救斯德哥尔摩”口号。开始政府不以为然,派出电锯工人,欲强行伐树,公众用身体组成人墙,挡在树前……骑警来了,但慑于众怒,也败下阵来。为防止当局耍花招,市民们干脆搭起了帐篷,日夜守候在那儿,誓与古树群共存亡。

终于,政府作出了让步,地铁线绕道而行,虽多花了数倍纳税人的钱,但历史悠久的“国王花园”却留了下来。

那群百年古树是幸运的。在她盛大荫凉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终于有机会回报那片母爱般的葱茏了。或许愈难得就愈珍惜吧,如今的“国王花园”更是斯德哥尔摩人的爱宠之地,每年都有数不清的*和演出在此举行,俨然成了瑞典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

那些护树青年们,也成了大众心目中的英雄。新生的瑞典公民和外国游客,很容易就能在瑞典教材、斯德哥尔摩旅游手册里读到他们的事迹。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难忘。如果说“拯救斯德哥尔摩”的主体力量来自民间,那这一次却是精英们的决策功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