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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大地的忧郁(7)

被采访者中有位叫辛格的老人,当年他和兄弟把家族中的十七名女人和儿童全部杀死。他说:“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可怕的是蒙受耻辱。如果她们被穆斯林抓去,我们的荣誉,她们的荣誉就都完了……如果你觉得自豪,就不会害怕了。”屠杀的方法有服毒、焚烧、刀砍、绳勒等。在锡克族的一个村子,九十名女人集体投井,仅三人幸存。一位叫考尔的幸存者回忆:“我们大家都跳进了井里,我也跳了进去,带着我的孩子……井太满,我们没法淹死。”读到这,我惊出一身冷汗,世上竟有一种叫“谋杀”的爱?死,反倒成了一种救赎、一种恩惠?

据说,那口井太惨烈太著名,连印度总理尼赫鲁都曾去探视。

对于那些亲手杀戮亲人的男子来说,即使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也不为当年的事有一丝愧疚,反倍感自豪,对妻子姐妹毅然领死而充满赞美之情。

几十年后,许多被掳的妇女大难不死返回故里,迎接她们的第一句话竟是:“为什么回来?你死了会更好点儿。”

作者分析说:“不论印度教、回教还是锡克教,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联系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联系于传统的维护。女人身体成为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男人集体的财产、反殖民抗争的工具。”

其实,女体成为男性决斗的战场,成为民族拱卫的领土,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已成普遍事实。只不过愈是宗教形态强硬的地区,愈发变本加厉而已,为浇固教旨的尊严和民族性的纯粹,往往竞相在对妇女的约束上下功夫,对女性形象和操守的约定与禁忌,总远大于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在阿富汗塔里班的统治下,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所有权利,身体终日被裹在水泄不通的长袍里,只许露一双眼睛——这种对女体的超强重视,这种监狱般的严密“保护”与封锁,其实昭示了一种对宗教母本的捍守决心,一种对外来文化窥视的严格防范,一种充满敌意的警告与断然喝斥。

你甚至很难说清楚,这究竟算一种护爱,还是一种刻意的虐待?

由于女性天然的生理构造、原始的生殖色彩、性行为中的被压迫性和受侵略性,使女体艰难地担负起宗族的繁衍、荣辱、盈亏、尊严、纯洁、忠诚等符号学意义,女体成了一种特殊的的文化隐喻,人们在她身上灌注了超重的价值想象和历史记忆:政治的、伦理的、民俗的、宗族的、甚至经济学的……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现象:古老的民俗特点似乎总能在妇女身上得以顽强的保留和延伸。乃至在现代社会学和旅游业中,妇女无形中竟成了最大的文化看点之一。

于女人而言,这些超常重视带来的往往是“不堪承受之重”,平常日子里,意味着身心禁锢,而特殊时期则意味着灾难。尤其当宗教火拼和异族战事发生,女性身体更首当其冲,沦为双方的战场和争夺的战利品——因为自己的重视,也势必会引起对方的重视。“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相糟蹋和*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的想象。”(布塔利亚)这在近年的波黑战争和科索沃*中都表现得极充分。

所以,战乱中的女人最不幸。文明与历史的牺牲,很大程度上沉淀为女性的牺牲。*最大的代价、最凶猛、最决绝和阴暗的部分,往往以落实到女性身上为终结。胜利往往只是男人的胜利,而不会给女人带来多大轻松。日本侵略战争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慰安妇”问题直到今天,仍是笼罩受害国的一块浓得化不开的阴霾:毁损的国土、被掠的资源、阵亡的生命,皆可不要赔偿,但被侮辱的女性身体,却需讨一个说法……或许在我们眼里,战争最大的毁坏,即对女性身体的占领,最难愈合的创伤,即女性体内的隐痛。

这种对女体过度的利益想象和价值负荷,即使在理性发达的西欧,也很难例外。二战后,在法国或意大利,人们竟自发组织起来,对那些与纳粹军人或德国侨民通婚的女子施以惩罚,将之剃光头,令其抱着“孽子”上街*,随意羞辱甚至杀戮……即使对德军俘虏,也没这般态度。可假如“占领”异国女子的事发生在男人身上,非但不受谴责,反被捧为英雄……为什么?难道是女性在生理构造上的隐秘性和凹陷性,较之男性肉体,更易使人产生“不洁”的联想?

不管怎样,我对所谓“女性解放”时代的到来并不乐观。只要对男女肉体的审视态度上仍存在双重标准,只要不能平等地看待男女“失身”,只要继续对女性肉体附加超常的非生理意义和“领土”属性——“洁癖”就会继续充当女性最大的杀手。

(2002年)

打捞悲剧中的“个”

死亡印象

1995年的《东方》杂志曾刊登了一篇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三十万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读到这,我的心怦怦踉跄了起来。

我们对悲剧的感知方式有问题?

平时看电视、读报纸,地震、海啸、洪水、矿难、火灾……当闻知几十乃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细想,便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表面数字的愕然!人的反应更多地瞄准了那枚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羁绊、所撼动。它缺乏更具体更清晰的所指,或者说,它不是指向实体,不是指向独立的生命单位,而是指向“概念”,苍白、空洞、模糊的概念。

有次聚会,某记者朋友的手机响了,通知他某处发生了客车倾覆,“死了多少?什么?一个……”其表情渐渐平淡,肌肉松弛下来,屁股重新归位,继续喝他的酒了。显然,对“新闻”来说,这小小的“一”不够刺激,兴奋不起来。

多可怕的“数学”!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没有丝毫的投入,而是远远的旁观和悠闲的算术。对悲剧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他隐隐埋设了一种“大额”的预期,就像评估一场电影,他有奢望,当剧情达不到高潮的分贝值时,便会失落、沮丧、抱怨。这说明什么?它抖出了我们人性中某种阴暗的嗜好,一种对“肇事”的贪婪,一种冷漠、猎奇、麻木的“局外人”思维。

重视“大”,藐视“小”,怠慢小人物和小群落的安危,许多悲剧不正是该态度浸淫的结果吗?四川綦江虹桥的坍塌只所以轰动一时,很大程度上,并非它藏匿的权力*之深刻和典型,而是其死亡“面值”的巨大,是它作为事故吨位的“重量级”。若非几十人罹难,而是一个或几个,那它或许根本没机会被“新闻”相中,并成为反*的一个热议视点……那该桥的*就会被不动声色地包养下去,即会有更多更长的桥悄悄步其后尘。

永远不要忘了,在那一朵朵烟圈般——被嘴巴们吞来吐去的数字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死”之实体、“死”之真相——

悲剧最真实的承重是远离话语场之喧嚣的,每桩噩耗都以它结实的羽翼覆盖住了一组家庭、一群亲人——他们才是悲剧的真正归属者,对之而言,这个在世界眼里微不足道的变故,却似晴天霹雳,死亡集合中那小小的“个”,于之却是血脉牵连、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实体,意味着绝对和全部。此时,它比世上任何一件事都巨大,都严重,无与伦比。除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除了晕眩和凄恸,就再没别的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理解那种“新闻”式的体验,而只会诅咒它。因为这一个“个”,他们的生活全变了,日常被颠覆,时间被撕碎,未来被改写。

海哭的声音

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深秋,共和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桩海难发生了。1999年11月24日,一艘号称“大舜”的客轮在烟台到大连途中失事。312人坠海,22人获救。这样短的航线,这样近的海域,这样久的待援,这样自诩高速的时代,这样渺小的生还比例……举世瞠目,寰宇悲愤。

2000年3月18日,《南方都市报》“决策失误害死290人”的大黑题框下,贴了一位遇难者家属的照片。沉船时,他与船上的妻子一直用手机通话,直到声波被大海吞没……

这是我第一次触及该海难中的“个”,此前,与所有人一样,我的记忆中只贮存了一个笼统的数字:290。

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久久地凝视那幅画面:海滩,一群披着雨衣神情凌乱的家属;中年男子,一张悲痛欲绝的的脸,怔怔地望着苍天,头发潦草,一只手紧紧捂住张开的嘴,欲拼命地掩住什么,因泪水而鼓肿的眼泡,因克制而极度扭曲的颧骨……我无法得知他喃喃自语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一种欲哭无泪、欲挣无力的失去知觉的呼唤,一种不敢相信、不愿承认的恍惚与绝望……

一个被霜袭击的生命。一个血结了冰的男人。或许他才是个青年。

那种虚脱,那种老人脸上才有的虚脱和枯竭,是一夜间人生被洗劫一空的结果。

想想吧,11月24日,那一天我们在干什么?早忘了。然而他们在告别。向生命,向世间,向最舍不得撒手的人寰,向最亲密的事物告别。那是怎样残酷的仪式!怎样使尽全力的最后一次眺望!最后一滴声音!

想想吧,那对年轻的灵魂曾怎样在电波中中紧紧相拥,不愿撒手,不愿被近在咫尺的海水隔开……那被生生劈作两瓣的一朵花!

这是死亡情景,还是爱情情景?

那一刻,时间定格了,凝固了。生活从此永远改变。

290,一个多么抽象和无动于衷的数字。我不愿以这样一个没有体温的符号记忆这次海难。我只是攥紧手中的照片,攥紧眼前的真实,生怕它从指缝间溜走。我全身心都在牢牢地体会这一个“个”,这个绝望的男子,这个妻子的丈夫,那一刻,他听到了什么?她对生命的另一头说了些什么……

渐渐,我感觉已和他没了距离。他的女人已成了我的女人,他的情景已是我的情景。从肉体到灵魂,我觉出了最亲密者的死。

手脚冰凉,我感到彻骨的冷。风的冷,海的冷,水底的冷。

天国的冷。

我想起了许多事。出事那天,我从电视人物、尤其官员的脸上(他们在岸上,在远离大海的办公室里),看到的只是准备好的语言和廉价的悲悯,只是“新闻”折射出的僵硬表情。显然,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押在了“290”这个数据上。他们严肃、冷峻,他们从容不迫、镇定有方……看上去连他们自己都像一堆数据。无论震惊、怜惜还是愤怒,都是文件式、公章式的(太面熟了!),都是机件对“数据”产生的反射,是“290”而非那一个个的“个”在撞击他们。那深思熟虑的严谨语气和措词(太耳熟了!),是被量化了的,是受数据盘操控的。你感觉不到其情感和内心,他们身上没有汹涌的东西,只有对责任的恐惧和办公能力。

死了的人彻底死了,活着的人懒懒地活着。

今天,是海难的周年祭。我重新翻出这张照片,打量他。想象他年轻的妻子,想象她平日在家里的情景,想象那一天那一夜的甲板,想象那最后一刻还死死抱着桅杆、对陆地残存一丝乞望的生命……

我更清楚,夺走她的不仅仅是海水,还有人类自己,还有陆地上的一切。那些“事不关己”的人们。

我暗暗希望今晚能有更多的人想起那艘船,想起那个黑色的滂沱之夜。为了生活,为了照片上的那个人,为了更多相爱的生命。

个体: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在对悲剧的日常感受上,除了重大轻小的不良嗜好,人们总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以集合的名义遮蔽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由于缺乏对人物之命运现场的最起码想象,感受悲剧便成了毫无贴身感和切肤感的抽象注视。人们所参与的仅仅是一轮信息传播,一桩单凭灾难规模和牺牲体积确认其价值的“新闻”打量。

这是一种物质态度的扫描,而非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触摸——典型的待物而非待人的方式。该方式距生命很远,由于数字天然的抽象,我们只留意到了生命集体轮廓上的变化和损失(“死了多少”),而忽略了发生在真正的生命单位——个体之家——内部的故事和疼痛(“某个人的死”)。

数字仅仅描述体积,它往往巨大,但被抽空了内涵和细节,它粗糙、笼统、简陋、轻率,缺乏细腻成分,不支持痛感,唤不起我们最深沉的人道感情和理性。过多过久地停留在数字上,往往使我们养成一种粗鲁的记忆方式,一种遥远的旁观者态度,一种徘徊在悲剧体外的“客人”立场,不幸仅仅被视为他者的不幸,被视为一种隔岸的“彼在”。

如此,我们并非在关怀生命、体验悲剧,相反,是在疏离和排斥它。说到底,这是对生命的一种粗糙化、淡漠化的打量,我们把悲剧中的生命推得远远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和情感领地。

久之,对悲剧太多的轻描淡写和迎来送往,便会麻木人的心灵,情感会变得吝啬、迟钝,太多的狭私和不仁便繁殖起来了,生命间的良好印象与同胞精神也会悄悄恶化。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绝对,其尊严、价值、命运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在具体的“个”身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的开始。

同样,叙述灾难和悲剧,也必须降落到实体和细节上,才有丰满的血肉,才有惊心动魄的痛感和震撼,它方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悲剧,悲剧的人性和价值才不致白白流失。

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海难,在世人眼里只所以触目惊心,是因为两部电影的成功拍摄:《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通过银幕,人们触摸到了那些长眠于海底的“个”,从集体遗容中打捞起了一张张鲜活的生命面孔:男女情侣、船长、水手、提琴师、医生、母亲和婴儿、圆舞曲,美国梦、救生艇……人们找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生、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梦想和打算……

如此,“泰坦尼克”就不再是一座抽象的遥远时空里的陵墓,悲剧不再是新闻简报,不再是简单的死亡故事,而成了一部关于生活的远航故事,所有的船票和生离死别都有了归宿,有了“家”。有了这一个个令人欷嘘、刻骨铭心的同类的命运,“泰坦尼克”的悲剧价值方得实现,人们才真正记住了它,拥有了它。

美国华胜顿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在设计上就注重了“个”的清晰,它拒绝用抽象数字来控诉什么,而是费尽心机搜录了大量个体遇难者的信息:日记、照片、证件、通信、日用品、纪念物、甚至还有偶尔的声音资料……当你对某一个名字感兴趣时(比如你可以选一个和自己面容酷似或生日相同的人),便可启动某个按钮,进入到对方的生涯故事中去,与其一道重返半世纪前那些晴朗或阴霾的日子,体验那些欢笑和泪水、安乐和恐怖、幸福和屈辱……这样一来,你便完成了一次对他人的生命访问,一次珍贵的灵魂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