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拥有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充满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则是这一支撑点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变化。我们看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很快带动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一批经过市场锤炼的企业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有了一批在市场上拼打出来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的第一个私营企业主诞生于1981年，到2000年底为止，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私营企业有176万家，私营企业出资者有395万人，私营企业雇工达到2 215万人。目前，中国私营企业主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为06%，尚未达到日本1950年的水平。当然，这里还没有包括乡镇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后出现的大批私营企业主，如果加上后者，其比例会大得多，但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其比例仍然是很低的，估计为1%左右。
真正的经理人员阶层是最近20年中出现的，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改造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理。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数的多少跟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关系的。以深圳、合肥与汉川为例，根据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在三地所做的抽样问卷调查，深圳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其十大阶层中占的比例分别达到615%和308%，已经超过日本1980年的水平（该年日本的企业主和经理的比例只有63%）；而合肥和汉川的相应比例各自为284%、033%和097%、103%。显然，深圳的经济发达程度是合肥和汉川所不能比拟的。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多，意味着投资主体多，这无疑会带动当地经济更快地发展。
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扩张，导致了政府组织和公共机构的膨胀。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城市化还将进一步推进，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还要继续扩展，因此，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数还可能继续上升。但与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整个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幅度不会太大。对于结构性的变化而言，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三个等级地位最高的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将从目前比例最高的阶层变为比例最低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
四 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已经具备
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有的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只是各个阶层规模有大小区别而已。当前中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等属于中间层的阶层规模过小，还没有达到1950年美国和1975年日本的规模，而农业劳动者阶层还过于庞大。当然，尽管中国的中上阶层规模过小，但是已占有一定的比例。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地扩张，这是与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变化趋势。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形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改变了基本上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取消了对大部分商品的计划价格，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外资不断进入，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格局已经形成，特别是劳动就业的市场化水平越来越高。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这种发展，中国的职业多样性也已得到很大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结构具备了现代化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第三产业还不是很发达，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特别是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过多，人均国民收入还比较低，市场经济正在发展和完善之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有一些遗存物（如户籍制度、单位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城市化还处在起飞阶段，这些也都决定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处于较低的现代化水平。
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阶层结构的发达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第三产业将会越来越发达，会使各个职业的比重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各阶层的比例。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说，阶层比例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中间层的规模会大大扩张，农民阶层和贫困层的规模会大大缩小，一些过渡性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会逐渐融合在其所属的阶层之中。如果中国社会阶层比例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五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还体现在社会阶层位序的确立上。所谓社会阶层位序指各个阶层在社会地位等级中的排列次序。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数量，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高，反之越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阶层拥有的资源量不可能是绝对均等的，其差别将长期存在。
在现代化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企业主和经理人员阶层，由于他们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最多，所以一直处于最高或较高阶层的位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由于拥有的资源量有限或比较少，所以阶层位序就比较低。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基本上呈现出这样的位序，表现在他们之间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等阶层不论在收入上还是受教育水平上都属于比较高或最高的。只是这些阶层之间的位序在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在深圳，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教育和收入方面都是最高的。而在合肥，他们的教育水平最高，但收入水平并不是最高的。这是因为，虽然合肥科技人员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较多，但这些企业都是新办不久，所以他们的收入还不是很高。在汉川和镇宁，私营企业主不处于最高位序，处于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最高位序的是国家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六 现代社会流动机制正逐步取代传统社会流动机制
在传统社会，个人的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以及随生而来的社会关系（如家族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因素”，是决定其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在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凡出生农民家庭的人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工人和干部，工人转变为干部，都是很困难的，中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篱笆。这样的社会流动机制，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很大的差别，也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因而严重地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和动力，从而也影响了国家的发展活力。
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尽管各社会阶层的位序已经稳定，但作为某个阶层的个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现阶段的中国，尽管先赋性因素还在继续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主要因素，一个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聪明以及能力，就有机会向上流动。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机会是面向所有的人的，是开放性的，不受个人的出生身份和家庭背景限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以“身份”论阶层的做法和机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多，尽管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但是只要通过努力奋斗，只要有能力，每个人都有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机会。农村孩子可以参加高考，上大学，然后就有可能进国家机关，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也可以去当专业技术人员，还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成为工人、个体户甚至私营企业主等，城市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阶层地位，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有关调查表明，“出身蓝领家庭的青年有大约一半继承父业停留在蓝领阶层，另一半流动进入白领行列”，在城镇，“有约30%的体力劳动者流动进入了非体力劳动者行列”。
当然，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就业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因而难免会有人因竞争失败而向下流动，不过这样的人终究只是少数，而且他们只要通过努力，还是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地位的。不管怎么样，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能力主义评判原则逐渐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这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也是中国保持持续发展活力的需要。
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具有活力、结构形态相对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在中国逐渐显露出来，可以说，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这个雏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中间层不断壮大以及社会流动机制合理化，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人们的社会流动机会比以前更多了。但是，应该看到，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一些距离，其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在中国，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期间还有很多变数和可能性，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化阶层结构的形成还需要国家精心地去培育和引导。
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仍不稳定
从世界各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解体，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
第一，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更为扩大。改革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从改革前的28倍降到22至23倍。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就已有复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至30倍。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至３４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首需原因还是僵化的户籍体制，即由于农民虽然可以外出，但不能实现永久迁移，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下，资本大量朝向利润率高的城市地区集中，农村日趋凋敝，而农村的永久居民——农民当然成为利益受损者。
目前，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变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即我们不得不对于城乡居民的身份关系做出较大调整。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化问题，但是，他们由于没有作为“社会惯性”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即当工业化实现时，城市化也在全国普及。而我国近20年来工业化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与主体社会运行脱钩的、被滞留于农村的巨大的农民群体。此外，多数发达国家曾经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化，而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速度快、运作较急，所以，遇到的城乡转化的矛盾就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