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划分城乡居民，而在于它在城乡居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设置了一道人为的“柏林墙”，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抑制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结果是，在客观上无情地剥夺了农民向城市文明进军的权利。我们在不愿意农村经济破产的解释下，将农民及其子女长久地禁锢在土地上。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城乡利益分配不平等的体现。制度安排上的种种制约，决定了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及道路的艰难。
二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稳步发展
改革开放，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彻底摆脱了长期起伏、徘徊不前的局面，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到2000年，我国设市城市从1980年223个增加到663个，建制镇从2 874个增加到19 780个；城镇人口从19 140万增加到45 844万人，净增267亿人，年均增加1 335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从194%发展到362%，年均提高084个百分点。
“文化大革命”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应该既是生产的载体，也是消费的中心，同时还是人类文明孕育的基地，城市必须具有多种功能和良好方便的生活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城市的各类住宅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住宅建设投资从1993年起每年超过千亿元以上，2000年投入达4 900多亿元人民币，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为2 000亿元人民币；同住宅建设相配套的学校、商店以及其他服务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相对集中的购物中心、大型百货商场、银行服务机构等应运而生；城市交通、通讯、电力等各项基础设施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完善，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环境。这是中国我国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可以称之为“生活型”城市阶段。这个阶段并没有放弃生产，只不过是把有些工厂，尤其是污染严重的工厂进行治理或逐渐搬迁出去。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其特点是突出生活，兼顾生产。进入新世纪，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城市建设要突出生态环境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加快城市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提高城市环境品质，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环境，使城市能持续发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小康以后的共同要求。
依托城市搞开发区，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推动城市调整结构，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另一特点。我国东部沿海各省的发展，以建立经济特区和城市开发区为先导，实行对外开放，对内实施市场机制为主的改革。开发区已成为推动我国城市经济、投资、房地产迅速增长新中心。特区与开发区是形式，实质是依托特区、开发区发展建立城市新区，在一个特定地段进行城市环境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产要素的聚集和产业的升级扩张，与此同时，又依托各中心城市形成不同层次、规模不等、各具特色的经济网络。我国东部改革开放2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形成了一批新的中心城市和城市带，这些城市成为聚集人口、聚集投资、聚集消费、聚集生产的中心。
目前，中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镇，总数大约有4亿人，其中约一半居住在小城镇。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总数预计将达16亿或更多。届时如果真如一些专家所预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0％左右，那么中国的城市人口将高于目前全国人口总数。换句话说，在未来的两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城市地区需要吸收8亿多农村人口。中国的人口必然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作内部的大迁移。不难想像，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的生活不是发生根本改变，便是受到极大冲击。有一点十分清楚，如果不是在1978年前受制于国内的粮食剩余，1978年后受制于对利用国外粮食剩余的疑虑，中国的城市化任务的完成不会推迟到21世纪。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将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承包土地的收益联系起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81～1984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获得大丰收。在完善粮食价格、税收政策，引进科学技术和建立农产品营销、投资、储备体系的综合作用下，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50 000万吨大关。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使我国居民的“菜蓝子、米袋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1998年，新一届政府宣称：中国的粮食已经出现了仓储上的新危机。这对习惯于“挨饿”和“短缺”的中国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农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孕育产业，农业剩余（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产品的剩余）的增加，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
中国追求社会转型和城市化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期间遭遇了无数的挫折和痛苦，至今中国的总体形象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在大多数国家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
一 加入WTO为中国城市化带来机遇
加入WTO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从长期来说，中国获得了加速从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变的更加宽松的外部空间和回旋余地。加入WTO将使中国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的成功几率大增。一个半世纪以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景第一次变得如此光明。
第一，WTO是一个多边协议，以保护和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中国一贯对本国的粮食安全十分关心，对利用国外粮食的顾虑重重，十分排斥。但是，中国依靠自力获得的粮食安全是以牺牲农民收入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加入了WTO，将打消中国对利用世界粮食市场的重重疑虑。如果情况要求进口更多的粮食，中国将不必担心受到某个国家的单边制裁。中国进入世界粮食市场的权利会受到WTO条款的保护。国际粮食市场这种制度保障将使中国能够摆脱过去那种不计后果增产粮食的困境，不必再为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而牺牲生态。客观上，中国有了放手加速其城市化的进程的回旋余地。即使其粮食生产发生暂时性大幅下降，城市化发展也不必像三年困难时期那样发生大幅逆转。
第二，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施加的限制，将在中国加入WTO后大为放松。中国不用直接输出劳力，世界各国便可通过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吸收中国的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出口行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将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向城市地区作永久性转移。
第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最能得益于人口高度集中的服务部门将会获得肥沃的土壤。中国目前服务业占劳动力就业总量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简单的数学计算表明，如果城市化进展得比较平稳顺利，中国服务业可以吸收比目前多得多的剩余劳动力。一般估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达16亿峰值。如果劳动力的参与率为55%，那时中国的劳动力将达88亿，相对1998年增加18亿。假设在今后几十年间，中国愿意根据其比较优势重组经济结构，以便在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开发更多的就业机会。
同时假设有10%的劳动力，即约9 000万人仍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30%的劳动力，即约26亿人从事制造业生产，那么中国仍需为53亿人，即占劳力总量60%的劳动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已有19亿劳动力在服务业工作。因此，还需要为34亿劳动力寻找工作。其中的18亿是这一时期内的新增劳动力，26亿是农业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初看这个数字，往往令人头晕。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80%的劳动力可在服务业找到工作。如果中国的服务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么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组织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一般来说，城市越大，服务部门在总就业量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
第四，中国将有机会重新调整国内的人口分布，以减少对水资源和生态的压力。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分布越来越取决于水资源的分布。观察一下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不难看出水资源分布在决定人口分布密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大部分的水资源和降水都集中在南部。目前，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耕地的空间分布。尽管中国北部水资源严重短缺，但是中国42%的人口居住在这一地区，因为61%的耕地分布在这里。一旦人口的大部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他们并不需要全部留在干旱地区。相当部分可以移居到水资源充沛，降水丰富而且全年分配均匀的沿江、沿海或南方地区。在对北部的水资源的压力大大减轻之后，是否需要兴建耗费巨大、生态后果不明的引水工程，就值得三思而行。人是活的，为什么不让人口流动呢？人口流动起来后，南部地区现存的城镇在市场导向下一定会获得优先增长。新兴的城镇也会主要出现在这一地区，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水资源的短缺和包括沙尘暴等在内的生态恶化。
第五，进入WTO将使中国得以通过生产和出口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产品，以换取土地密集型产品。因此而来的对土地压力的降低意义深远，它会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一部分耕地因城市化而流失所怀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我们应该认识到，比起用作耕地来，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城市发展所实现的价值要高得多，安置的人口要密得多。目前所有城市的市区面积加起来只有2万平方公里，却容纳了几亿人口。这笔账是谁都能算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城市面积在其领土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容纳的人口却如此巨大，实在是再合算不过的事。
城市化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它保证企业和居民能够从聚集经济和外溢效应中获益。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意味着一个经济可以在现有技术和资源水平下更有效率地进行生产。长期以来，由于要素禀赋的先天约束，特别是耕地极度匮乏，使得中国只能生产出有限的农产品剩余。因此在自给自足经济下，中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城市化的高水平和生态环境的低破坏。为了限制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政府必须对农村居民和农村工业活动，比如乡镇企业，施加严格的政策限制。中国的水资源和耕地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但人口因被土地束缚，无法向水资源充裕的地区流动，使当地的生态日益恶化。
加入WTO无形中使得中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使其能够最终走出几百年来的困境。中国可以用其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自由贸易换取自然资源、粮食产品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因此，中国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仅仅根据本国农产品剩余的多寡来硬性规定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在WTO的多边贸易条款下，中国可以在本国需求上升，本国供应正好下降时，不用遣送城市人口下乡或关闭厂房达到平衡，因为可以通过国际粮食市场调剂。同时，当人口的大部不再被人为制定的政策束缚在土地上时，人口的最优分布就很容易实现了。虽然预期中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快速增长和出口有助于世界吸收中国部分剩余劳力，但剩余劳力将主要靠中国本土吸收，因为城市化的加速会使第三产业获得快速增长的空间，发达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反复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