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校里也有同性恋。但大多带点反封建的意思。市面上男人不可靠，要么是老家有老婆的已婚男，要么是行为不端不靠谱的“浮荡少年”，女校同学们对婚恋失去信心，便躲到姐妹情里找温暖，时间久了，一不小心发展出同性恋情，在所难免。
凌叔华写《说有这么一回事》，女学生云罗和影曼排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假戏真做，坠入爱河，形影不离。结果后来扮演朱丽叶的影曼嫁人，云罗陷入到无限的惆怅中。
庐隐在小说《丽石的日记》里有大胆剖白：“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以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沅清她极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恋爱了。”由此可见，民国女校的同学们，不是因为相互迷恋对方的肉体，进而发出恋爱的。她们更趋近于柏拉图的精神之爱，是你牵着我，我牵着你，铸造一个小小的温暖堡垒。外面的世界风雨琳琅，只要你我相连，就有温暖的小天地。她们的感情十分纯真，不是随便玩玩而已，她们因为怕，所以爱。
同性恋题材在当时可能是时髦。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也写了一篇有关女同学之间朦胧情谊的《同学少年都不贱》，也走柏拉图路线，后来她写《相见欢》，两位太太年轻时候，也有同性恋倾向，后来各自结婚，各自烦恼，但也“相见欢”。
徐讠于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崔万秋的《新路》里，也不乏女同故事的讲述。
丁玲也写过女同性恋小说，叫《暑假中》，对于sex的部分，有进步，写了，但也只是止于拥抱，接吻，剩下的，就留给读者自己想象了。比如，“嘉瑛觉到了那诚挚的眼光，和自己手上感到的一种压力，便很柔顺地把身子倒向她胸前，承淑便拥着她叫道：‘爱我！我要你爱我！’”
当然也有更直白的。郁达夫在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里，就狠狠地写了一出“床戏”。郑秀岳和李文卿，一个为钱而投降，一个因为肉体而沉迷。扮演男性角色的李文卿被描绘成了一个男人式的形象，长得又高又大，脸上有“红黑色的雀斑”，脸盘子很大，“可以比得过平常长得很魁梧的中年男子”，再加上一副“又洪又亮的沙喉咙”，壮汉式的笑声，简直比男人还男人。可内心深处，郑秀岳喜欢的却是她的小舅舅陈应环。不是同性恋而做了同性恋。郑秀岳的故事，忽然就有了社会意义。
章衣萍的《松萝山下》和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也毫不客气，把sex的桥段，写得香艳刺激，大喊大叫。《退职夫人自传》里写：“我真忍受不住了，这样的夜里，你听外边又在下雨！给我一点安慰，像我丈夫给我的一样……亲亲我吧！你看，我心要跳出来了，我要死了……”
在《子夜》里，茅盾也写女同性恋，发生在女革命党人之间……阿弥陀佛。累不累？很累。绝不绝望？相当绝望。
美不美？也许，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