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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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时代的疾病——精神访谈录(2)

灾难可以“兴邦”,也可以打水漂。而媒体注意力转移太快,这样就孤立了该事件,它被快餐式地迅速消费掉了,甚至被娱乐化了。当然有新闻环境和权力干预的困扰,但根源还在于自身,我常感到现在的媒体往往情不自禁就往娱乐路线上靠,喜欢花哨和离奇,喜欢扑蝴蝶——重事件的表象和形式,轻其内在矛盾和价值重心,主动性和发现性不足,对“新闻”的理解有问题,对选题的价值判断和评估有问题。记得那天我还说了一段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采访,多数情况下,并非一个健康人对患者的考察,很大程度上即病友之间的探访。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都是病菌携带者,只不过发作与否、病情的进程和严重度不同。”我是针对孙伟铭酒驾肇事案说这番话的,《新闻调查》恰好有这样一期节目,柴静的采访。我的意思是说:从事件链条的终端看,孙近乎一个不可理喻的恶魔,但如果把他送回去,送回链条的起点,回到他饮酒的那个晚上——那个拉开车门的动作之前,他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我们”,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中的任何一员。他的道德、习惯、优缺点、生活方式都很正常(工作信誉不错,同事口碑很好,孝敬父母等等),都不低于这个时代的大众“平均值”。所以我说,某种意义上,对他的判决也是时代对每个人的判决。特别柴静在采访中有个很好的“加班”环节:她反问受害者家属有无醉酒驾车的经历,对方坦言有。(柴静是个习惯在采访中做“精神加班”的记者,这就拓展了事实空间和思考空间,也找到了这个主题的时代位置。而一个记者光背驮纯粹的新闻任务、靠专业理性走不出这么远,他会早早结束掉自己的工作。是综合的人文素质帮助了柴静,面对时代疾病,她的诊断包含“中医”的方法,呈现出一种系统的、通体的、表里的关切。或者说她是一个学过中医的西医罢,因为她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系统,基本还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属性)新闻的职能是批评,而批评的前提是承认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家园,既爱又恨的家园,我们都是这个生存共同体的构件和元素,都参与了它的缔造和运转,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多豁免权和审判权,要承认彼此间并不那么远。只有把一个人“送回去”,送回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我们才能谈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该事件于时代生活的意义,于每个人的意义,我们才能在和别人交流的同时完成与自己的对话。

3、别忘了,时间是带利息的

问:能谈谈反思和忏悔的区别吗?

答:我个人觉得,“反思”是一种积极的理性,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其发生带有必然性,甚至日常性,像一门精神必修课。上到民族下至个人,对历史的追溯和检省,都是有益且时时必要的。

“忏悔”,有浓重的感情和伦理色彩,主体是个人,集体无法干这事。即使借集体名义,也显矫情,未必诚实。像当年德国总理勃兰特面对犹太人纪念碑的下跪,我觉得那是一个道歉意味的身体语言,也象征反思,你不能说那是一个民族在忏悔,除非你理解成总理个人的忏悔。

另外,反思更多地是从理性和技术层面上展开,因为它“要求进步”,它要从过往中汲取养分。忏悔更多地涉及伦理,是一种道德救赎行为,它不能被要求和强迫,也不能被代理。反思有公共性,有声音和舆论特征,鼓励传播;而忏悔几乎没有,它可以是一种很安静很隐蔽的内心行为,就像在教堂里发生的那样。你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反思,甚至可帮别人思考,但你不能勒令或帮助别人去忏悔。否则,你就该反思自己了。

问:您如何看待知识界提出的“忏悔”话题?比如以前的余秋雨,包括最近被举报的“文革”“告密”事件……

答:对余秋雨的批评我是知道的。你说的近来的事,有耳闻,但不知细节。我从前写过一篇文章,《谁在批判,批判什么》,文章写得早,主角也不是后来涌现的这些新人,而是“胡风事件”的揭发者之一——舒芜先生。我庄重地称先生,就是不想带有责贬。文中有个观点就是:时间是有利息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清醒”“洞见”“正解”,我们所有的立场和价值观,都是享受时间利息的结果,都是以前人的错误和糊涂为成本,我们只有把一个历史人物真正“送”回去,送回当时严酷的政治空间和生存情势——去定位和认识,判断才准确,思考才有意义。若直接把对方拎到在今天匆匆扎建的审判台上,既不公平,也失理性与宽容,是一种粗暴的道德审判。我主张反思,主张挖掘和清理历史遗产,主张不遗忘,但不主张对个人清算,尤其道德清算。个人承受不了历史的力,他没有承接面,也不应承受。也就是说,他只能当历史的“污点证人”,而不能被列为被告。我尊重个人的检省,欣赏那些有勇气吐露真相的人,但人性不同,意志、性格和生存状况不同,得给人选择的空间和权利。经过那么多年严酷的政治斗争,我觉得我们今天有机会、有条件选择“宽容”与“温和”很不容易,要珍惜,我们不要在反对一个东西的时候,使用的竟是和对手一样的工具和方法。严肃和严酷有很大不同。我这样说,如果在网上,也许会挨不少拍砖。骂文化,和斗争文化一样,是我厌恶的。在我以往的写作中,没骂过一个人,我争取一辈子不用脏字。

很多时候,批判的姿态、方法和工具,本身就构成了批判的实质,就有本体的意义。我不会勒令,哪怕动员或游说谁去忏悔,前面我说过,忏悔与否是个人的事,是个人的选择和机遇。重视历史公案的研究价值,也要尊重其中的个体,尤其还在世的个体,你可以剖析光阴深处一个人的内心,试着接近、洞悉,进而理解他——理解人性的腐烂和闪光,只有理解了才能谈反思,且反思的是这个民族、整个生存共同体的责任和缺陷。我们没有督导个体忏悔的权利,那等于剥夺了他的自由和选择,剥夺了他爱面子乃至虚荣的权利,等于精神上的专制。尤其当事人到了晚年,有些过于严厉的话不妨推迟一点,待其百年后再说。批评时,别剥衣服,别体无完肤,那样有牺牲自己道德的危险,这对批评者自身也是损失,这是我的道德观。

我建议尽量不用“批判”“揭露”等凌厉的字眼,难道他不值得怜悯吗?用同情心待对方更好。10年前,我曾写过《语言可以杀人》和《保卫语言》等文章,主题即语言自身的健康和清洁很重要,因为它能召唤来行动,甚至本身就是行动,比如当年朗朗上口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等,都是一种暴力语言,瞬间即会招来行动上的暴力。你看过去的阶级斗争影片或舞台剧,在做社会动员时,对“地富资修”等斗争对象(理论上的“生存对手”而已)骂得多凶,语言上骂得狠,行动上就出击得重。所以,保卫我们的世界和生活,要从保护语言不受污染、逻辑不被篡改开始,要从维护语言内核的健康和逻辑的合理性开始。南京教育家王栋生先生还把《保卫语言》收进了中学语文读本,他大概是想让孩子从小用健康的语言说话吧,用心良苦。学习说话,练习说话,对孩子太重要了,语言是文化的基石。

文明的进步,人的进步,首先表现在语言上。我看现在一些网帖,很多语言的暴力程度让人震惊。包括一些思想论坛的帖子,表面上阐述一个民主自由的话题,语言上却极度专制、粗暴、夹杂诅咒,这样你和你的敌人、和你的反对面,实际上没多大区别的,你只是脚站在了这边,大脑仍在那边。我觉得这样的社会情绪是有毒的,很多唇枪舌箭的斗殴、大字报式的群架,其实都是误解力大于理解力所致,都像闹剧,除非你把它看作娱乐、视为狂欢的需要。

我觉得要做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真的要把鲁迅和胡适都读好,好好理解加缪的哲学,好好学习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信仰。

问:您怎么评价这个时代以及您和时代的关系?

答:简单说吧。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话,大意是: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尽管我们有不满,但没有理由不热爱它。因为我们要度过它,我们只有它,我们住在它里面,我们把一辈子——仅有的一辈子都抵押给了它,都献给了它。

但除了这话,我还想说海明威那句:“这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去奋斗!”

奋斗,不仅仅是寻找敌人,不仅仅是反对什么,更意味着修复、缝补、植树。我永远不会辱骂和诅咒自己的时代,辱骂会弄脏空气,弄脏衣服和灵魂。我爱干净,有洁癖。就像我每次出书,对设计的要求只有两个字:干净。

4、没有爱,世界会冻僵

问:您怎样看待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您认为应如何建设?

答:你用了“建设”一词,很好,这词很少用了,大概因曾被用到很刺耳的地步吧,敏感的人不好意思再用,须换个词,如“构建”什么的。近一个世纪来,批判文化、斗争哲学占上风,以“破”为主,“立”一直没提上日程。这和中国是个苦难型国家有关,每天叫人激愤、焦虑和拍案的事太多了,在一个危机四伏、暴风骤雨的空间里,怎么能平心静气地建文化呢?搞经济未必依赖好心情,搞得激情四射、如火如荼也无妨,但文化不行,须有好心性、好心境和好心态,否则搞出来的东西不健康。

我个人就是个例子,每轮好心情的周期都很短,一上网、一看天下事就糟了,而工作又恰恰是新闻,在劫难逃啊。所以我接触的影视和音乐什么的,多是那种疏缓、温暖、明亮点的,否则日子没法过,要得抑郁症。我特羡慕那些无须理由就乐呵呵的人。我身边常备红茶和巧克力,有人说它们能从生理上制造“幸福感”。这几年,我写文章很少,尤其批评性文章,因为工作已让我面对那么多阴暗的东西,那种状态是浸泡和腌制式的,很咸很辣,我的坏心情不写在脸上,但会沉淀。我不知别人怎样做这行,也许仅仅当职业和生计,保持一种游戏精神,我不行。办公室离玉渊潭很近,我有个习惯,屋里憋几小时,就去湖边透透气,看老人们钓鱼放风筝……我是缺乏娱乐精神的人,有次和主持人吃饭,中间又来了他的朋友,对方一落座就扑哧笑了:你们怎么吃饭都板着脸啊,一点娱乐精神没有!我们面面相觑,其实人家是正常的,我们有点不正常。

所以,工作之外就不想再碰这种“黑”和“重”,我从不写杂文或时评,原因也在此。一个人老盯着一样东西,它就会变成钉子,嵌入你的灵魂,生锈,取不出来。黑色情绪会让你自伤,我知道这个原理,但化解得并不好。好好活着,活长一点,争取看到很远以后的未来,我们都要有未来感。最近,痴迷草木有点疯狂,家里像个农业技术员的家,种兰草、尖椒、地雷花、马蜂菜、波斯菊、喇叭花、金银花,开个玩笑,我最近特不想见人,很多活动都躲掉,怕吵,包括来你这儿。我见植物比见人要亲,安静是它的美德,前日写一短文,叫《多识草木少闻人》。你知道,这个时代健康的人很少,思想强大,不意味着心性健康,偶尔还相反。

总之,我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社会系统,一个是自我系统。前者是白天,后者在夜晚。后一个系统的能量和营养,我尽力往前者输送,但争取不让前者熏染后者。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和洗脸,把大街的气味脱掉。

抱歉,回到你的话题,我觉得不好直接回答,有点大。

前面我说了,中国是个苦难型国家,让人生气的事太多,所以鲁迅的号召力和笼罩力,远大于胡适。就我个人而言,对鲁迅是热爱,对胡适是钦敬。当“胡适”太多时,我喜欢提鲁迅;当“鲁迅”太盛时,我愿意谈胡适。当然,真正的他们时代都没有,只有学徒和随从。

一个大变革时代,最需要这样几款人:改革派、保守派、理想家、实业家。其比例和组合,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格局和走势。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不是太实就是太虚,要么只顾坐而论道,缥缈得走了形;要么只顾低头觅食,极端物质化。我们缺少真正的理想主义实践。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强,而行动力太弱。有次我去江苏海门,离南通不远,百年前那儿出过一位名人,叫张謇,清末最后一个状元,立宪党人,工商业巨子,教育家,慈善家,地方公共事务领袖,这是个让我激赏的人物,在当地媒体采访时我说他是“穷人的榜样、富人的榜样、文人的榜样、理想主义者的榜样”。谈现代中国的社会乌托邦,绕不过他。

从国民精神上讲,现在到了太实的时期,很物质很物理很生理的“实”。尤其当下,收益分配不合理、贫富悬殊、道德失陷、公信力降低、人的生存成本和压力空前大,像《蜗居》刻画的那样,一个住房就让你人生透支,一辈子没别的心思了,人人都焦虑,都有饥饿感,注意力被牢牢绑架在“物质”大风车上。不仅百姓,连精英知识分子,也把心智全浇灌在硬话题上,诸如经济战略、制度设计、权力问责、数据分析、技术和学术建议,你说的精神家园,这类软话题似乎大家都顾不上。虽然我有务虚的习惯,但不研究这么宏大的问题,我只说感受,甚至直觉。

我个人以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最缺的几样元素是:爱的意志、法的精神、现代理性、宗教心灵、生命美学、形而上哲学、不利己的自然观。法的精神,尤其宪政精神和法律实践,我觉得是当务之急,应成为上下共识和改革的基础。宗教心灵,未必是信徒式的,我更倾向于那种有“宗教感”、有宗教意绪的心灵状态。但宗教力量也有缺点,它主要通过让人敬畏(“惧”)来督导善良,所以我希望有一种更普泛和主动的爱的意志,通过愉悦的“爱”来让人上升,就像史怀哲医生的那种爱,它超越狭隘伦理和世俗神学,是从里向外散发的一种体息、一种温度、一种没有外力逼视的内心秩序,从而让灵魂更舒适,也更容易秉持和传导。

一切还不能照搬西方的,尤其心灵方面,要建立适合东方人精神体质的生命哲学,东方的形而上,单靠几本圣贤书不行,搬西方著作也不行。而且,我们最大的麻烦还不是学说,而是日常的秉持精神,是听从内心召唤的那种执行力,是基因和细胞意义的随身携带、终生服役。这些问题我一般不多想,想多了就有“天色已晚”的感觉,我们缺得太多了。前几天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我每天去办公室拿起新闻串联单都看到好几条,坦白说,心情极糟糕,那么多政府扯皮、争吵、推卸责任、拉帮结伙,大搞政治厚黑,殊不知天快塌了,这就是人类的极端利己主义,每个人都在乘坐的船上凿洞,这可是唯一的船啊。每个人都声称爱自己的孩子,可谁打算给后代留下一点可怜的资源呢?莫非每个人都指望自己的孩子打败别人的孩子,从而占有那最后一滴水、一点空气、一寸立足之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