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
1574700000020

第20章 怎样才算一个好的时代(5)

他不仅重视基础教育,还倡导职业技术培训,先后办了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纺织专科学校、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此外,还设女子学校、幼稚园、盲哑学校。其实,张謇还有着更大的乌托邦梦想,即把南通建成一个理想社会的试验区,用其自己的话说:“新新世界的雏形”。为此,他筑桥清淤,完善城市水利系统和交通设施,创办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幼儿园、公园、医院、慈善堂……他不仅成了南通的精神领袖,还扮演起了最高公务员一职。梁启超曾赞叹:“南通是全国公认第一个先进的城市,其教育之先进、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国人共知。”

这么大的开支从哪儿来呢?自然是实业。1922年,张謇70岁时,大生集团有4个纺织厂,资产达900万两白银、纱锭16万枚,同时还拥有近20家盐垦公司,这些都充当了他那些伟大构想、高尚事业的提款机和孵化器。

在接受海门电视台采访时,我忍不住感慨:“就生命能量、精神魅力和社会担当而言,张謇太让人惊叹,那简直不像一个人做的事,而该由一群人、由时代最优秀的精英群体来实施,可又的的确确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太不可思议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不是太实就是太虚,要么只顾坐而论道,要么忙于低头走路。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强,行动力太弱……而张謇不,他知道怎么赚钱,知道为什么赚钱,知道怎样把钱花得精彩……他是穷人的榜样,是富人的榜样;他是文人的榜样,是商人的榜样,更是理想主义者的榜样!”

有人说过,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最需要三种人:改革派、实干家、梦幻者。这几种生命身份,竟一并在张謇身上汇合了,他兼任并出色完成了所有角色。

可惜,只有一个张謇。

9

那晚,当地朋友陪我乘船夜游南通城,一路桨声,导游不断指指点点,每过一个桥孔,每逢一处旧式建筑,她都会轻轻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不错,这座城市,是一个人的作品。

深夜,回到下榻的宾馆,打开央视新闻频道,看我工作的栏目《24小时》,看时代的今天又上演了什么,不出所料,依然是诡异的股市、疯长的房价、城市拆迁和钉子户、城管商贩冲突、民工讨薪跳楼秀、和高考有关的争吵……

关掉电视,当世界的喧哗变回一面安静的黑屏,我突然特别怀念那个人,张謇。

有些人不该在光阴中消逝,有些歌不该在空气里失踪。

打开窗,海风特有的清凉袭来,楼下是万家灯火,是被张謇叫作“新新世界的雏形”的后来。

离开海门前,当地报纸采访:您对海门有什么建议?

我笑笑说,希望海门的每栋中小学都有一支自己的校歌,好一点的校歌。那种在风雨操场上天天唱的校歌,那种当成精神功课、晨钟暮鼓的校歌……

13、向2008最后的阳光致敬

上午,被明晃晃的阳光惊醒。

最后一天了吗?客厅的植物异口同声:是。

那么,向2008最后一天的光线致敬吧。

生命的来意,也许即为了晒晒太阳。

蜉蝣上午八九点钟出生,下午三四点钟去世,一生没有黑暗。它的历程很完整、很漫长,细节和密度一点不亚于人生。

瞥见楼下院里一只黄犬,正幸福地晒太阳。

它是我今天的同伴。

作为两个动物,我和它都感觉今天的阳光很特别,格外值得珍惜。

想起30年前,随父母呆在北方一个“人民公社”,印象最深的是一到冬天,老人们就倚在朝南的柴垛下晒太阳,眯着眼,双手袖在棉袄里,一动不动……似乎整个冬天,从早到晚,他们都牢牢保持这个姿势。

年轻的时候,迷恋夜色,辜负了很多白天。

从今往后,我要向每天的阳光注目,致敬。

明年,我要在有限的客厅内种更多的草卉,吊兰、文竹、鸢尾、车前草、牵牛花……还有向日葵。

向植物学习,我要做一个向阳的动物。

争分夺秒,光合作用,我要做个浑身长满叶子的人,一个郁郁葱葱的人。

其实,最想说的就是:人生,好好晒太阳。

2008年12月31日下午

14、青春之死·怀念陈虻

我的手机里一直留着两条短信,一条是朋友李伦发来的,4个字:“陈虻走了。”时间是2008年12月23日凌晨。一条是原《社会记录》编导张亮亮在看了我纪念陈虻的博文后发来的,用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里的一句话:“若你继续沿着朋友的足迹与理想前进,那么,你将见到活生生的故人。”

陈虻,生于1961年,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中国电视纪录片领军人物,《东方时空》创始人之一,并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凡理想主义者,都是青年,时代之青年。所以在我眼里,陈虻永远是个青年,这是一个青年的死。他被青春永远收藏了。

前不久,我和张洁去燕山脚下看陈虻,那是一块青石。

阳光很温煦,山间有飞鸟,石下散落着烟头,有人来过。

我们摆了两束花,一束白,一束黄。

陈虻兄,常回来看看

冬至刚过,北京迎来它最冷的一个凌晨。

一群人却等来了震惊和悲恸。

虽然那份痛早就在路上,但我们还是没做好准备。它让我们措手不及,让我们感到被冷落、被遗弃,甚至被伤害。你走得太快,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嘱托。你太英年,英年得让人怀疑命运的公正。要知道,除了胃,你的每个器官都强健于我们。要知道,你是个有无数人生打算和强烈“未来感”的人。

打开窗,大口大口吸冷风,我知你灵魂未远,你还在北京,还要再去一次南院。远行前,你还有许多事要做,这一夜,你会很忙、很累……

“陈虻”,一个圈内人公认的精神名词。对于外界,你并不知名,尽管你的才华和勤奋举起了很多名人。

我想我不能再吝啬赞美了,否则再没机会。

一个性情温美的兄长,一个纯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在纪录片理念和美学体系上创下个人标签的人,一个以额头、长发、闪光的语言招来崇拜的智者,一个以才情和风度提升了男人品质的绅士,一个多愁善感、常因一段镜头而流泪的审片人,一个废寝忘食、生活简陋终致身体报复的人……

因你要远行,今天,那个隐蔽在羊坊店路的小院显得萧瑟而虚弱,它丢失了最有分量的一股体息。一夜大风,将最灼热的一缕灵魂刮走了。我知道,在很长的时间里,它将失去重心。同时,也将流行起关于你的种种传说。不错,你将成为传说,尤其新人们中间。传说只要你在机房审片,周围即会拢起一圈人墙,他们被磁场召唤而来,舍不得错过你的只言片语,哪怕斥责和挖苦。比如某次审片,你突然问人家年龄,然后嘟囔“嗯,改行还来得及”;比如你瞅着瞅着片子,突然打量人家衣着,冒出一句“看你怎么穿衣服,就知道怎么编片子”……奇怪的是,这些并未让人家恼怒或羞愧,慢慢,它们成了奖赏,成了窖藏。而那一天,也成了他们的节日,当被别人问起时,无不骄傲地点点头。

陈虻,你将成为一个传说。你的种种“劣迹”将成为美谈。大伙以曾与你近在咫尺、受你精神“侵略”之深为骄傲,为炫耀的资本,甚至挨骂都将成荣誉。

一句话,大伙争着占有你、分享你。你是大伙的营养品、战利品。

无论何时,这伙人都将感谢命运的馈赠,感谢将你安置在他们中间,与之为伍,与之称兄道弟。

陈虻,知道吗?你的远行将掠夺多少怀念?你的缺席将劫持多少孤独?

陈虻兄,在天在地,我们永不相忘!

我们将在抱怨命运的不公之后继续信赖它。

我们将在痛恨人生的无常之后继续挚爱它。

陈虻兄,常回来看看!看看南院,看看兄弟……

我们替你活在你撇下的时空里。一个更复杂也更充满希望的时代在你身后展开。

你的儿子将成为那时的观众,他将慢慢知道自己的父亲,因你骄傲并成为你的骄傲。

2008年12月23日夜

平安夜思绪,与陈虻有关

一个院落、一个团队,失去精神领袖的后果是:它和成员之间不再有心灵契约和精神归属关系,只剩下雇佣与管辖;它不再是一个人生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只是一个生产队和纯粹的生计公司。这份雇佣在合同上也许公平,也许不公平,不管怎样,都只是一种交易,一种物理的浅薄关系。陈虻走后,就会闪现这样一片废墟。未来,或许会再生以栏目为单元、以制片人为首领的袖珍型精神团队,但以院落为轮廓的精神群体的的确确陨落了。孙玉胜《十年》中描绘的那片理想主义者啸聚挥帜的精神风光,将不复存在。

铆钉没有了,船体解散了,每一片板料都浮在水面上。

“南院”,将变成南边的一个院子。

周六,当向陈虻最后告别的时候,一个时代即宣告结束。

被宣告结束。

追悼会,本质上是对“死”和“终”的一种深化,一种印象的加固。在陈虻这个激情浩荡、英气飞扬的人身上,怎么能随便用“死”的标签呢?而且,我还有一种不安,我不愿看到一些政治符号和标签(虽然那也是善意的抚恤)覆盖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他的灵魂会不会抵制,要知道,这是个多么追求纯粹、渴望自由和纤尘不染的人啊!若是那样,但愿这个宽容的人会微笑着满不在乎。昨天和李伦谈话,我说,若真的必须有一个官方仪式,希望别过度用黑色,放的也不是哀乐,而是他的某段音容笑貌,然后是某首曲子,阳光些、唯美些、有力量些,比如马勒的,比如巴赫的咏叹调,比如贝多芬的《田园》《欢乐颂》《英雄的葬礼》,或干脆陈虻喜欢的某曲卡拉OK……

所以,我选择了逃避。为此,那一天,我将承受惨重的孤独,我甚至想不出一个法子躲过哀乐响起的那个时刻,我送过父亲,我骨子里徘徊着哀乐,乃至住着哀乐。

但从此之后,我心里是温暖的,因为我未见陈虻的“死”。对我来说,他只是在别处,没来上班而已。这样,说不定哪天即会在街头撞到他,又见那头艺术家的长发……这是务虚的好处,也是软弱者的光明。

把灵魂交给怀念者和继承者,把躯壳返还大地,它本身就是大地喂出的。

我相信精神是种不死的能量,它是守恒的,不减不损,永远栖息在空气中、月光下和后人的行动中。

好好活着,纪念陈虻,做好他的同路人,做好他的生命同类,做好他的精神兄弟。唯此,“死”才是个假象,活着的另一个他才不孤独,他的灵魂才有枝可栖,有地方借宿。

要活得像陈虻那样干净、坚定、灿烂,又要减少他的遗憾。相比他的优秀和才华,他是有巨大遗憾的,他甚至错过了亲自表达的机会。其实,正是那些遗憾最让我疼痛,刻骨铭心。古往今来,在各个职场和沙场,在各类英才和人杰身上,都上演过“未酬”“恨晚”之憾。

我珍惜、敬重乃至热爱这个人,并非仅因他的优秀,更由于他代表了一种生命类型、一种生存路线、一种精神命运。他的起落,他的舒畅和压抑,他的飘逸和负重,他的弧度和笔直,都代表了时代一群人的命和运。他像个标本,像块碑,承载的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组肖像。

沈从文的墓碑上刻着:“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陈虻的故乡在哪儿呢?

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

这句话可延伸出无数的祈愿。或许陈虻会说——

我希望中国的媒体环境,在别人怀念你们的时候,要比你们怀念我的时候好。

2008年12月24日夜

时代的疾病

——精神访谈录

时间:2009年12月18日。

地点:北京崇文门咖啡馆。

缘起:应杨伟东先生之邀,接受其纪录片《需要》的采访。该片拟访问当代中国诸领域的一批学者和艺术家,就文学、道德、人性、信仰、法律、科学、文化、秩序、精神家园、知识分子、世界观等传统概念和话题作答,旨在扫描几十年来国人思想的激荡与变迁。本篇在现场基础上作了梳理。

问:首先感谢王老师能接受我们的邀请。此前您已收到了采访提纲,那些概念是非常普通而常规的,甚至颇显过时,也许我们正是想通过这些“过时”的概念,来激发并观察您的情绪,进而触摸时代的变化和价值趋势。我的提问将非常简化,以您发言为主,您随意回答,也可以跳过。

答:首先,我得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试图对一个概念作出肯定性回答,不太符合我现在的习惯,尤其这类涉及事物内涵和命名的解释。因为面对这些问题时,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去追求“真理”的冲动,都不自觉地修饰个人的观点,美化自己的智力,从而损失掉一些真实——也破坏了你的初衷。另外,确如你刚才讲的那样,有些概念和设问,太刻板、太辞典化,除非面对审讯,我自己不会主动追求它们的。有些本身就是30年前教条主义、模具文化的产物,这些年来,没人再执着于此,或者说,抛弃了它们。

但从另一角度讲,我觉得你设计这些问题,也许有某种象征或隐喻,说白一点,就是有“陷阱”的意思,即把被遗忘或不屑的问题重新抛出来,逼你面对,希望有意外发生。不出所料,你刚才已亮了底牌。总之吧,我尽量不闪躲,但不求完整,不压抑冲动,争取说得飞快一点,这样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