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军管会对黄金荣的基本估计是：第一，黄金荣过去有罪恶，是依附帝国主义势力的恶霸；第二，但黄金荣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人民政府低头认罪，而且日渐衰老；第三，对反动帮会势力必须采取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应取宽大政策。
经过商议，决定派人向黄金荣讲明政策，那就是只要不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不再包庇徒子徒孙地痞流氓，不破坏社会治安，人民政府可以对他宽大处理。研究之后，潘汉年亲自委派杜宣作为军管会的代表，负责向黄金荣本人进行训话。
一天下午，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来到钧培里对黄金荣训话。黄金荣连忙出来迎接，当看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心里一阵恐惧，甚至感到不妙。杜宣等来到大厅，立即重申了政府的政策：只要不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不再包庇徒子徒孙地痞流氓，不破坏社会治安，人民政府会对他宽大处理，并要求黄金荣老实交代。
黄金荣见政府并没有逮捕他的意思，心中压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便马上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拐卖人口，杀人绑票都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说着，黄金荣从怀里摸出蒋介石1927年在黄60大寿时赠给他的那块金怀表，交给杜宣让他上缴政府处理。并坚决表示决不包庇干坏事的门徒，一切听从人民政府的领导。
然后杜宣说，政府还是同意让他正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的。最后还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老老实实，不再做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都可以从宽处理。”黄金荣立即低头哈腰，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杜宣继续告诫他说：“今后必须老老实实，如果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抗人民政府的事，那就要从严法办了。”这时，黄金荣连忙频频鞠躬道：“保证不再做坏事。”
当黄金荣知道了潘汉年对他的评价后，他还是十分感激的，他甚至佩服共产党人，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1950年1月，黄金荣购买了5万元国家公债，以表示这种感激的心情和对人民政府的拥护，只是他手中已没有多少钱。1950年，黄曾对管家程锡文说：“现在我买了5万元公债，没有钱，你到香港去找杜月笙，请他给我讨还一笔10万元借款，这是刘裕章早几年向我借的。”2月，程锡文去香港找杜月笙，没想到碰了个软钉子，他要程去找李志清（此时还在香港）想办法，程无奈，只好空手返回上海。
黄金荣急需钱，觉得这位金兰兄弟不会如此绝情的吧，于是他叫秘书写了一封信给杜月笙，大意是：现在派程锡文来港，关于追还刘裕章10万元欠款，务必请你协助解决。这刘裕章是个军火商人，黄金荣和杨虎、程子卿等同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捕私下做过军火买卖，卖给了刘，刘当时没有付款。带着黄金荣的信，程锡文二下香港，去找杜月笙，黄金荣还几次打了加急电报给杜月笙，请杜月笙设法将欠款追还。杜最后叫万墨林先给黄5万元，程才返回上海。后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企业均归职工管理。
其实，黄金荣在催别人还清欠款的同时，也在加紧清理自己的财产，以防不测，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为了保住这些财富，他和李志清曾商量对策：将一些不动产尽量换成美元、黄金、珠宝等，以便于携带处理。打算先将这些财宝放在家中保险箱里，若出现风头不对，就把它们带到香港，也好日后慢慢受用。黄金荣就派李志清马上操办，他不想外人插手此事。李志清也将各处产业的存资集中起来，一边又将一些不太惹人注意的产业、房地产，偷偷变卖。
其实李志清早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携带钱财到香港去，她晚年黄金荣被勒令到曾经是自己创办的大世界门口扫地。当然是不愿意留在上海的。她受杜月笙等人的影响，对共产党早就存有戒心，害怕有朝一日受到清算，失去舒适的生活。她看到，黄金荣年事已高，也活不了多少年了，如果死去，自己就会失去靠山。她是在旧社会过惯了舒服日子的人，不敢想象新社会将如何改变她的一切。既然大家都去了香港，自己也应早去为好。当她知道黄金荣决定留在上海时，就已经下决心，找机会趁早离开。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她在默默地进行准备。她不露一点声色，依旧取得黄金荣的信任，以黄公馆当家人的身份进行活动。她表面上为黄金荣变卖不动产，存钱财，实际上是为自己准备去香港生活的费用。她还派人到香港看房屋，以便作为自己日后的住所。当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她便开始了潜逃香港的行动。上海解放后。局势稳定、黄会荣认为自己家中也不会再有什么变化，因而放松了警惕。李志清看到，这正是出走的大好时机。于是她偷偷地打开了保险箱，将里面的金银财宝百分之八九十装进了自己的皮箱，只给黄金荣留下极少的部分。然后，带着养子黄起明和养女黄悦明，离开了已经居住了几十年的黄公馆，离开了上海，径直奔赴香港，后来又去了台湾。
而黄金荣呢，他最信任的儿媳李志清的出走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一下子几乎丧失了全部的财产，而那些不动产已不属于他了，他也不能从中取得任何的利润。他又拿出5万元钱买了公债。如今，他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黄公馆的花费又十分大，上上下下人口众多，都要吃饭穿衣。其他应酬的开销，修修补补的费用，也是必不可少的，还要支付佣人的工钱等。这样的负担，已使黄金荣吃不消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亨也不得不向别人借钱。1949年12月，黄振世受宁波旅沪同乡会委派，去香港为宁波筹集救济钱款。同时，动员杜月笙、金廷荪、王籁等人返回上海。
临走前，黄振世去看望黄金荣，黄金荣则叫他代向杜月笙商借5万美元。黄振世到香港后，见到杜月笙，向他提起此事，也表达了政府希望他们回去的意思，保证一概不咎既往。但对于借钱的事，杜月笙当面表示十分抱歉，说此事且与黄家妹妹（指李志清）商量以后再说，后来也就没有结果了。关于回上海之事，他则一口予以拒绝，反而叫黄振世带话劝黄金荣速来香港，“免得落入人民法网”。黄振世回到上海后，如实向黄金荣作了转达，但同时劝告他，还是留在上海好。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蓬勃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4月中旬，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于是各区立即成立了镇压反革命行动指挥部，发动部队、警察、干部和群众团体等组成搜捕行动小组，27日，在全市联合举行大逮捕行动。
一些有过劣行恶行的人日子自然不好过，如黄金荣的爱徒丁永昌。丁永昌绰号“野鸡阿大”，少年时在十六铺混饭吃。他以前跟随黄楚九在大世界设诗谜摊度日，后拜黄金荣为师，在唐嘉鹏担任经理时当过总稽查。曾积极参加四一二政变，镇压工人纠察队武装。后来因得到黄金荣的赏识长期控制大世界。上海解放后他继续替黄金荣管理大世界，整日还是养鸟牵猴，拜佛烧香。丁永昌平时欺压大世界广大职工。有一次世界劳资协议会议提出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时，丁永昌立即纠集徒子徒孙进行破坏，威胁对敢于揭发黄金荣和丁永昌的人进行报复，并扬言：“情愿为老头子牺牲，不能让老头子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