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接到这个方案后，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都赞同这个方案。最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收回游资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款来到上海，这些陌生的主顾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
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就快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出笼，上海的游资依然异常雄厚。
这不但是蒋介石所始料不及的，就连上海大亨们也惊诧不已。
一着未成，蒋介石又来一着。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令民间所藏的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一律交出，换取金圆券。
蒋介石想用这针强心剂，来拯救濒于死亡的经济。
金圆券发行的头两天，物价没有波动。第三天，物价便火箭似地飞涨起来。
蒋介石眼看不行，便派出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
名义上俞鸿钧是经济督导专员，实际上他看准要失败，因而不肯出面，连开会也要刘攻芳代替。蒋经国虽是副专员，却自恃有“上方宝剑”，便统率“勘乱建国大队”，还招募了不少“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组成“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基干队伍，广事收查敢于违抗命令、扰乱金融的不法分子。
再说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特地把杜月笙请到南京商谈，要杜大力支持所谓“币制改革”。杜月笙从南京回来后，顿觉身价倍增。
黄金荣听说后，心里暗暗责怪蒋介石，请杜赴宁为什么不给我打个招呼。
而杜月笙呢，回来后也没来看望黄金荣，关于党国的“经济政策”，黄一点也不清楚，很多门生前来告状，说好处都让杜门捞了，生意都被杜家抢走了。
“娘的，我总要寻机会告他一状，让总统去治他！”黄金荣有些愤愤不平。
蒋经国一来，黄金荣觉得是个机会，何不借小蒋来敲敲他。于是，黄金荣派人邀请蒋经国到家中，准备盛情款待。与此同时，杜月笙也马上派人去邀请，都被蒋副专员一一回绝。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黄金荣改变策略，让心腹黄振世再次邀请。此时，黄振世已被聘为“勘乱建国大队”的评价委员，他有机会接近蒋经国。
这一天，正好开评价委员会议，会议一结束，黄振世便跑到蒋经国面前，将一只大红请帖双手呈上。蒋经国打开一看，微微一笑，向黄点了一下头，示意他到隔壁等着。
蒋送走了委员们，来到黄振世处，说：“黄老先生的情，经国早已领了，至于赴宴的事，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不能去。请你转告，请老太爷不必费心，多谢了！”
“专员话我已明白，如果说到黄家去不便，可以到我的‘振社’去，这样，别人就不会讲闲话了。”
“好吧，明天我去你那‘振社’瞧瞧。”蒋经国终于答应了。
从会场出来，黄振世坐上汽车直奔黄家花园，向老头子报喜。一小时后，师徒俩已在四教厅后的避暑别墅里策划告状的事。
原来杜月笙从南京回来不久，得到“币制改革”的内部消息后，便指使儿子杜维屏暗中抢购囤积物资，套购黄金美钞，他才是上海滩上的一只“恶虎”。
第二天，黄振世在“振社”里置好了酒席，便在门口翘首伫足嘹望等待。十二点不到，一辆乳白轿车开来，黄振世迎上去。可一开门，却不见蒋经国，他们是吴绍澍和蒋恒祥。这两人均是小蒋的亲信与智囊人物。
吴绍澍一下车便拱手打招呼：“黄委员，蒋副专员临时有要事，无法分身，只得让我和恒祥来叨扰了。他让我俩向您致歉！”
“欢迎，欢迎！你们俩来了，还不是同副专员来一样！”黄振世和他们一一握手，不停地抖动，显得异常热情。
本来要在酒席间向小蒋进函，提防杜月笙暗中煽动抢购物资的勾当，现在，这些话不便对吴、蒋二人说，于是酒宴在哼哼哈哈天气凉热的闲话中结束。
当天晚上，黄振世就将“计划破产”的事，报告了黄金荣。
身边的几个人听了都很扫兴生气，觉得连连碰壁，瞎子点灯白费蜡。但黄金荣不这么看，他说小蒋能答应到“振社”去，便是友好的表示。
黄金荣躺在烟榻上，呼呼噜噜地烧了几筒鸦片。当他烧到第三筒时，精神大振，脑筋特别灵，一个主意突然跳了出来，招手对黄振世说道：“能不能让大少奶奶出面，志清的交际手段很高，小蒋也许会来的。”
黄振世领了老头子的旨令，跑去转告李志清，李听后想了一会儿，点头莞尔一笑，乐陶陶地走了。
女人的魔力，很多地方胜过须眉男子。过了两天，李志清果然把小蒋请到黄宅来。老头子自然退居二线，一切由她安排，由她接待。
小蒋在席间一再表示“打虎”的决心，向陪在左边的李志清打听上海交易所内投机倒把的情况。
李志清的养子黄起予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李本人又是后台老板，对交易所的事一清二楚，但是她却回答说：
“交易所是杜家爷叔拿总的，具体事都由他的三公子维屏少爷亲手管理。我的儿子想申请个执照当经纪人，要花十根大条子。后来向杜家爷叔再三求情，还是花了五根大条子，他才答应的。”
“唔，唔！”小蒋不表示什么意见，但他听进去了。
陪坐在右边的黄金荣听了十分开心，他赞赏媳妇这一状告得妙，在诉苦中随意一击，不落痕迹。
蒋经国回到督导专署，布置亲信暗中调查杜维屏的投机倒把情况。
杜维屏仗着父亲的来头，在上海滩一向吃得开，平常搞点投机倒把，对他来说，根本不算回事。
但是，蒋经国却在杜维屏的身上找到了问题。就在最近这几天，他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八百多股。于是，蒋经国便以“连续非法交易，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把杜维屏与另外两人逮捕了。
杜月笙的儿子被捕后，杜公馆上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手下人都纷纷出谋献策，要给蒋经国一点颜色看看。杜月笙不愧为久经沙场的“沪上闻人”，表面上他不动声色，暗地里却积极活动，一方面差使小喽罗抢购东西，制造混乱，一方面通过分布在四面八方的徒子徒孙，搜集蒋氏姻亲在上海囤积居奇的材料。
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召集各业巨头开会。蒋经国一番开场白后，杜月笙慢慢地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
“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完全同意蒋副专员逮捕他，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蒋副专员去扬子公司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在上海滩是最多的，现在，已有人守在那里。蒋副专员若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们，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
说完，他率先离席而去，有一些事先与他约好的工商人士及记者也随之而去。蒋经国原就想办孔令侃，但因宋美龄阻挡，只好放下。如今杜月笙“逼”他这么做，他除了“敲”孔令侃一下，已别无选择了。
10月1日，在经济警察搜出了扬子公司仓库的大批囤积货物后，蒋经国下令查封了这家公司。对于蒋经国这一手，孔令侃自有对付的办法，他一个电话，把“状”告到了小姨妈宋美龄那里。宋美龄听完电话，二话不说，直飞上海。
在孔宅里，宋美龄把蒋经国叫来。可是，尽管她从中斡旋，双方谁也不愿退一步。
闹到最后，孔令侃冷不丁冒出一句话：“逼急了，狗也要跳墙的。如果我走投无路，就向新闻界公布你们蒋家在美国的资产，大家同归于尽！”
宋美龄听了这句话，急出一身冷汗，“令侃，不可造次！”
当天，她立即给正在北面督战的蒋介石拍了份加急电报，要他立刻南下，处理这件紧急大事。
10月8日，蒋介石赶到上海，听了宋美龄的叙述以后，他不由地叹口气：“我来和他谈谈吧。”
第二天清早，当蒋介石和蒋经国共进早餐时，蒋介石对儿子说：“‘扬子’一案不要再管了。”“为什么？”蒋经国问道。
蒋介石摆摆手，“和为贵，和为贵！”
蒋介石这番话虽然使蒋孔两家的一场干戈就此平息，却也使蒋经国三个月呕心沥血的“打虎”运动成果化为灰烬。
1948年11月1日，蒋经国怏怏不快地离开上海，“打老虎”就这么结束。
再说杜维屏，所具的罪名不过是场外交易，无论蒋经国如何想扩大，也判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的人实在太多了，便只好将他送到法院去，勉强判了八个月徒刑。杜不服，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延到11月间，法院只好改判六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黄金荣虽有几分得意，但这还是大少奶奶的功劳。他无论如何，在上海滩上再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惊惶中末日到来
出于种种考虑，黄金荣选择了留在解放后的上海，人民政府本着治病救人、宽大为怀的宗旨，仍对黄金荣给予了足够的宽待和自由，但深知罪行深重的过气大亨仍在惊恐中死去。
上海解放前夕，局势异常混乱。何去何从？黄金荣心里十分矛盾。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国共两方面都在尽力争取帮会人物，其中主要对象是黄金荣和杜月笙。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性进攻战役，突破长江天险合围并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这样时局转变之时，杜月笙也在权衡利弊，而黄炎培、杨虎、陈铭枢等曾动员杜月笙靠向人民阵营。共产党方面有潘汉年等与他保持联系，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张澜也去拜访过杜月笙。但杜月笙由于怕共产党审查四一二政变中杀害汪寿华之劣迹，于是决定，变卖住宅，1949年初，准备到香港观望。4月10日蒋介石在复兴岛接见杜月笙，要杜选择适当时机离开上海。21日，人民解放军顺利突破长江，23日，南京获得解放。
杜月笙要走了，于是到钧培里向黄金荣辞行。杜月笙看着老态龙钟的黄金荣，真心劝他到香港去。但黄金荣心想，我没有江寿华这样的血债，不用怕共产党，但嘴上说道：“我的年纪已经80多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临近告别的时候，杜月笙想到，这也许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了。最后两人互道珍重，杜月笙怅然离开了进出过无数次的钧培里。27日，杜月笙包了一条荷兰商轮匆匆前往香港。82岁的黄金荣已垂垂老矣，他自己知道已经来日无多了。
就在这决定去留的关键时刻，共产党派人向黄金荣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非常关心上海帮会的动向，曾指示过加强帮会方面的工作。已与中共有了接触的杨虎接受了中共派下的一些任务，前来向黄金荣做工作。一天，杨虎到黄公馆看望黄金荣，他们俩一同谈起了时局。杨虎对他说，共产党领袖知道他，真诚希望他不要走，就留在上海协助稳定当地局势，如果这样可以既往不咎。
同时，杨虎还递给他一张字条，说是共产党领导人写的，要他在解放后交给上海市的负责人，保证不会抓他。黄金荣拿了这张字条，心里有点踏实。后来，又有人带来一个重要的口信，原来是章士钊夫人，代表共产党特意来看望他，动员他。章夫人告诉他，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共产党一定都会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这下心动了，就凭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他知道共产党向来是守信誉的，这些话也非同儿戏，他又感到有了希望。
为了向共产党表示自己有立功赎罪的诚意，黄金荣认为，应该做点什么事情，他认为，提供一些重要情报，也许是最及时的事情。他知道，洪门在上海也有相当的势力，弄不好，就会制造社会混乱。他马上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将洪门头目列了一个名单，多达400人，然后，找了一个机会把名单送给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以便对他们进行控制，防止其作乱。黄金荣打听到，共产党急需掌握国民党在上海的一些财产情况。于是，命黄振世造了一个表，将自己所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全都登记列入。再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黄门弟子，不要轻举妄动。对国民党在逃离上海前进行的破坏和屠杀，黄门弟子绝对不能去参加。每遇地下党，都要尽量帮助和掩护。黄门弟子果然遵照师父的命令行事，没有发生什么恶性事件。黄金荣的这些措施，对于共产党顺利接管上海，稳定上海局势，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上海终于解放了。黄金荣则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对待。人民政府没有逮捕他，而是对他实行了团结、改造的政策。上海副市长潘汉年曾在一次会上说，反动统治时期，黄金荣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是蒋介石的靠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在上海做了很多坏事。但解放后他留了下来，说明对祖国还是有感情的，对共产党不抱敌意。所以也不必给他戴上“专政对象”的帽子，只要他表示个态度就行了。杨虎很快将这些话的精神传达给了黄金荣。黄金荣听了十分感动。非常感谢共产党对他的宽大。人民政府既没有抓他，也没有限制他的行动自由。解放了，人民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黄金荣的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企业，全都由职工进行管理。他也不能从中获得高额的利润了。不过，他仍可以到里面去走走看看，有时，他也戴上企业的袖章，在门口值班，以表示自己参加了一定的生产劳动，而且在认真地改造自己。总之，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使黄金荣十分佩服。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当日就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第二天，以陈毅担任市长，曾山、潘汉年和韦悫为副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但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帮会流氓分子企图利用共产党刚进上海、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机，大肆捣乱。据当时统计，上海解放后的二十多天里，共发生重大的抢劫案五十多起。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指令军管、公安加强保卫。黄金荣的爱徒陶雪生，抗战时期就做了汉奸，残害抗日志士，欺压百姓。抗战胜利后又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1948年，曾参与策划逮捕许荣夫和王孝和等事件。特别是由于破获上海电力公司工会理事长、共产党员王孝和一案有功，一跃而为警察局特工组长，后又升任侦查股长。解放后，陶雪生被捕，经审判犯罪事实确凿，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1950年10月，陶被押至其老家漕河径——黄家花园旁处死。
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人民政府责令参加过帮会的人员自动进行登记，到1951年，登记人数多达26800人，成百上千的帮会头子被监督劳动，接受群众的监督。由于黄金荣的一些门徒还在从事破坏活动，这当然牵涉到黄金荣本身。为此，政府内部也有些干部主张将黄金荣法办。他们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就无法制服他的数以千计的门徒，也就无法有效地控制上海的秩序。也有些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全跑了，杜月笙都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