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辟谣”，证实蒋介石身体“健康”，台湾当局于7月24日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了一幅蒋介石同其孙蒋孝勇夫妇的照片，并作了下列报道：
蒋总统之四孙蒋孝勇与方智怡女士，昨（23日）日上午在台北士林凯歌堂举行婚礼。典礼完成后，蒋孝勇即偕新娘晋谒总统及夫人，祖孙并合影。
蒋总统伉俪与其孙蒋孝勇新婚夫妇合影照片，是一年多以来，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之第一张蒋总统照片。足以显示总统健康情形良好。国人及关切蒋总统的友邦人士多表欣喜。
金门前线军民在报端获悉蒋总统政躬康泰，认为这是国运中兴的象征。
台湾省议会议长蔡鸿文表示，省民自报纸上看到蒋总统玉照后，都神情欢愉，争传总统康复的消息。足见省民爱戴领袖的热忱。
中央社同时报道了蒋介石的活动情况：
接近总统的人士说，总统健康业已复原，足以恢复部分公务，有时批阅政府报告，每日并接见行政院蒋院长，商议重要公务，总统并常在官邸特设之放映室中，欣赏电影，且不时作轻便的散步。
同年11月，国民党召开十届四中全会，整个会期，没有蒋介石参加会议的报道，只是11月11日曾在官邸召见严家淦等9名大会主席团成员。
12月22日，蒋介石出院，返回士林宫邸休养。
1974年3月25日，蒋介石夫妇在官邸设宴招待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夫妇。
同年8月15日，蒋介石接见了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并发表谈话。这是蒋介石自患病以来第一次公开的活动。同时，台湾各大报转载了《产经新闻》关于蒋介石健康状况的报导。报导称：蒋介石的“肺炎已经痊愈，肺功能也很正常；腿部肌腱的运动机能也在恢复之中。目前起居举止已经没有困难，每天早晨的柔软体操和上午由专家指导的一个小时筋肉和关节运动，从不间断，只是前列腺仍有轻微肥大，有时还会发炎。住在台北市郊外士林宫邸的日常生活，上午六时起床，下午十时就寝的规律很少改变。起床后举行早晨祈祷，柔软体操，早餐时大约翻阅一下当天的早报。上半天，除了处理当天的公务之外，就是在看书和接受专家指导作动作。午饭后，约一小时午睡；然后听从侍从人员朗读当天的新闻。傍晚，乘车到郊外或市区巡行一匝，为每日常有的活动。晚饭后也偶然听音乐，看电视电影，或欣赏朗颂诗等。宋美龄夫人只要是没有公务的时候，总是侍陪在总统身旁的”。“蒋经国行政院长每天至少两次到官邸定省，和总统及夫人同进晚餐”。这大约就是蒋介石半隐退生活的全部内容。
1974年底，台湾爆发一场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12月1日，蒋介石突然发高烧，并使肺炎复发，且胸腔积水。12月27日，慢性前列腺炎再度复发，同时膀胱出血，脉搏增快，并发现其患有心室性期外收缩症。经过紧急抢救，输血，始脱险。
但这以后的时间里，他因心肌缺氧，心脏跳动缓慢，有时每分钟仅二、三十跳，多次危及生命。我们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1月1日，元旦向父亲拜年，父亲在睡眠中，病情颇重，儿心殊苦。
——1月4日，父亲病情无好转，惟神志甚清。每日探病至少三次，体温不退，常呈不安，儿心伤痛，夜不成眠。
——1月9日，父亲之病，仍无好转迹象，想起前天晚上，父亲在病床上以左手紧握儿子右手良久，语音甚低，儿心忧苦。
12月10日（阴历除夕），父亲卧病以来，多次均能转危为安，此乃天意，佑我邦家。惟望兔年开始复元，是儿之大愿也。
——3月26日，父亲之病，于今晚八时恶化，经三小时治疗后好转。
3月29日，神志尚清醒的蒋介石可能预感到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便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秦孝仪笔录，遗嘱全文如下：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攻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4月5日夜，蒋介石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叙述了他病逝的经过：
4月5日晨八时，蒋公即起床梳洗，因昨夜蒋公睡眠安稳，故精神颇佳。惟是日蒋公未曾午睡，午后即感觉腹部不适，因此情绪极度不安……晚间八时一刻，即行入睡，及后，医生发现蒋公之脉搏又突然转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二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行停止跳动，于是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此后且有三度发生心室性心室颤动，须赖电击以中止此种不正常心律。此时蒋公之脉搏、血压已不能测出。至十一时三十分许，蒋公双目瞳孔，已行放大，但心脏仍偶有轻微之跳动，故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但终不能恢复心脏正常之跳动，最后乃应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于是群医束手，回天乏术，一代完人，终于是晚十一时五十分崩殂。
称蒋介石之死为“崩殂”，这完全袭用了封建帝王去世时的笔法。刚巧，蒋介石去世之际，台北突然下了一场雷阵雨，于是，不少人借此大作文章。蒋经国称之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联合报》称之为“异象”，认为“是上天为巨星的殒落而伤感”。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蒋经国一直侍奉在病榻边，同蒋介石泣别。严家淦暨“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长”亦赶到官邸，向蒋介石的遗体告别。“司法院长”田炯锦描述了当时官邸的情形。
他说，6日凌晨1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2楼，瞻仰蒋介石遗容。蒋介石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经国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蒋介石遗体行礼致悼时，蒋经国曾下跪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经国坚持不已。宋美龄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经国不要太悲痛激动。接着，在官邸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等7人在遗嘱上签名后，交由“新闻局”迅速发表。
蒋介石的遗体随即移往荣民总医院进行防腐处理。
蒋介石的去世，使台湾出现权力真空。同日深夜，蒋经国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他声称：
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
不过，蒋经国此举仅是做做样子而已，国民党内，谁敢当真？6日清晨，国民党中常会立即举行临时会议，决定了下列事项。
（1）接受蒋介石遗嘱。
（2）对蒋经国请辞“行政院长”职务予以慰留，并“至望蒋经国同志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勉承艰大，共竭其效死勿去之忠荩”。
（3）以严家淦继任“总统。”
同日上午，严家淦宣布就任“总统”，并宣布从4月6日起，为蒋介石服丧，为期一个月，服丧期间，下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4月28日，国民党中央举行临时全会，会议内容是：
（1）在国民党内保留“总裁”职务，藉申对蒋介石的“哀敬与纪念”。
（2）推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样蒋经国迅速独揽了党政军大权。
蒋介石去世的消息于4月6日凌晨2时由台湾新闻机构发出。同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布自7日起，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大厅内设置“灵堂”。台湾省各县市、乡镇、机关、部队、驻外机构亦普设“灵堂”。
9日，遗体又由“荣民总医院”移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任人公开瞻仰15天。
4月16日，当局为之举行了隆重的“奉厝”典礼——将蒋的灵枢再移至台北市以南60公里处“慈湖”之滨。
当时与国府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不多了，参加典礼的贵宾中有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和南韩总理金锺泌。
蒋对日本的恩情说不完，日本人总觉得：
“因为有日本，所以才有蒋介石（蒋留学日本学军事——引者）；因为有蒋介石，所以才有战后的日本（不要战后赔款——引者）”。
这到底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还是“涌泉之恩滴水相报”？我们没有考察。总之是日本来了几个显赫的人物，他们是佐藤荣作、岸信介和滩尾弘吉，但都已不是在朝重臣。佐藤当初的身分是：自民党总裁代表。为此，在太平洋西域，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中国方面对日本政府两面讨好的作风有极大的反感，认为“在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在交涉缔约的阶段，日本政府此举是给日后的中日友好关系予以恶劣的影响”，三木（首相）听到中国责难的声明以后，“为了不加深对中国方面的刺激”，改变了主张，认为最好是以“私人”的名义前往吊丧。结果，自民党的会议上，佐藤荣作成了自民党的“友人代表”去出席蒋介石的葬礼。所以，在他所能献的花圈上，只有他自己的名字，不加任何头衔。
蒋遗体经过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的“礼服”，胸前佩戴勋章，仰卧于正厅黑色大理石浮厝之中。
正厅一侧的厢房，保留着生前所陈设的原貌。陈设人独具匠心，在茶风上面陈列着蒋生前用红铅笔书写的便条：
能屈能伸。
这是蒋一生中在身处逆境时多次说出的话，把这张随手写的便条选出来予以陈列，其味无穷：可进可退，可行可止，亦阴亦阳，亦柔亦刚，后人怎么理解都行，任何解释都可以无错。
蒋介石写得好，陈列人选得好，蒋经国“认可”得好！如果这是蒋生前最后写的几个字，后人应该感谢他，这是近乎“大彻大悟”的遗言。
人们可以作番比较：
总理弥留之际说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总裁的最后遗书却是：“能屈能伸”。
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全会，选举蒋经国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设留“总裁”位置，以为纪念。
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蒋介石时代结束了。但人们对这位“总裁”的一生说三道四还只是开始。国民党的继续改造
蒋自改造国民党以来，对历次大会都有新的改革内容。其中心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发展。
1957年10月10日，在台北阳明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时，正值大陆进行反右斗争；台湾则正是第一个四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蒋针对大陆反右斗争和粮食困难以及台省进行第二个四年计划建设的开始，又修改党章。重点是第四条。把“民主集权制”删除，改为“由选举产生干部，以干部健全组织，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在决议以前自由讨论，一经决议，需一致服从”；强调党内讨论和自由发言的一面，以加强“党内民主”。第五条，将“重在检讨实践以求进步”改为“以政策领导政治，以检讨促成进步，以实践取得信任”，突出实践二字的重要性，落实在以行动取得民心上。
政纲有三章：基本纲领；建设台湾；策进反共；“光复大陆，拯救同胞”。其中心内容是早日“反攻大陆”。
大会宣言中，指出三点：
（一）反共战争是全体“国民”的责任。
（二）“六大自由”：恢复工人劳动、择业的自由；农民温饱康乐的自由；人民思想、研究的自由；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生命安全的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三）反共战争可以消弭世界大战。这些自由，是针对大陆的反右斗争而来的。
从1952年的七大到1957年的八大，蒋介石均提出消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决心。这是蒋氏到台湾后的又一转变。他在逃离大陆前后，总梦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自1952年以来，他又一次提出消弭第三次世界大战，这说明他在台湾地位已初步巩固，正努力于台岛的经济建设，准备不久的将来反攻大陆，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否则大战一起，他也不得安宁。
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正是大陆经济的困难时期，蒋为进一步加快台岛经济建设，尽快“反攻大陆”，再次修订党章，以适应当时任务和需要。1963年11月12日在台北市大直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召开，历时十一天，至22日结束。他指出要以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各项制度，“以为大陆重建的示范”；加速经济建设与发展，充裕国计民生，制定长期发展经济计划；最后归结为“光复大陆”。
这次大会重点提出了乘大陆困难之时，积极准备消灭中共政权。其中规定了具体政策。主要是：瓦解中共武力，策动中共党政军人员“反共起义”；除中共领袖之外；一切中共人员“均不咎既往”；对边疆进行破坏；从经济上促成中共崩溃；保障台湾人民经营农、工、商业自由；非国防和独占企业，鼓励民营；从社会上促成中共崩溃；强调道德、自由、家庭、伦常、人性和学术自由，解散、反对人民公社、劳改场所，释放政治犯。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3月29日在阳明山中华文化堂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蒋以为反攻大陆机会行将到来，就再次召开党的全会，为“反攻大陆做好各方面准备”。重点是岛内加速建设和反攻大陆两问题。
这次大会，蒋讲了很长的开幕词《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共分七大部分：“革命历史的回顾和启示”、“对匪情九大的分析”、“对世界局势演变的分析”、“党务工作的检讨与革新”、“党的本质和党的时代化的意义”、“革命事业与革命方法”、“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提出了党的全面革新和“时代化”，但反对“现代化”，即反对“西方化”的问题，以及党的民主功能问题。
其具体措施是：
推动全面革新运动，“厚植复国建国力量”；广揽优秀青年志士，“参加党的决策”，发扬革命意志；加强对中共政治作战，以为军事反攻的前导和准备。团结“全国”军民，“共为复国建国效力”。
这次大会提出了全面革新的任务。不难看出，中国国民党自蒋介石逃台以后，其民主的因素不断增加，决策上一直坚持民主集权制。第十次大会上又通过让优秀的青年志士参加党的决策，更是一个飞跃的发展。青年参加决策可以增加其活力和远见。
其次，由于台湾土改的实施，和工农大众在其党内人数的迅速增加，地主阶级转而经营工、商业，中国国民党的性质也在改变。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基本上是中产以上阶级的政党，代表中产以上阶级的利益；但也反映全台省人民的利益，以至于工人的利益。例如增加就业率，就对工人们大有好处。由于社会上人与人的利益是互相关连在一起的，只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的政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