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长沙乡下的王闿运，是个名气足够大，但本钱也不够的名士。革命到来之际，他很镇定，安静地待在家里。看见报上报道武昌起义的事，只是淡淡地记上一笔，不动声色。接下来，他会嘲笑一下摄政王载沣的手足无措，“乱了枪法”。当门人向他报告湖南的革命时，他对于可能的动乱，无可奈何，觉得也可能会大乱将至，“玉石俱焚，牛骥同皂”。但却丝毫不做防备，一付不死不降不走的架势，听之任之。已经须臾不可分离的周妈，此时已经随侍在此老身边。日记里时常会出现，周妪如何，周妪又如何的记载。在外间的乱哄哄中，他的生活，他的享乐，纹丝不乱。待到焦达峰已死，谭延闿接任，湘事趋于稳定，他则感慨，“我等已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这样的感慨，对照当时很多士绅处境，不得不让你感到此老的确见识不凡，这样的话，非洞悉世事，尤其洞悉士绅在大变动时代的处境，是说不出来的。有资料说，谭延闿做了都督之后，曾具西式礼服往见。此老居然顶戴花翎袍褂辫子出迎。一见之下，谭未免尴尬。王闿运笑道：你别诧异，你穿的和我穿的，都是穿戴而已，皆外国服而已。此老在此大变动之际，犹不改滑稽玩笑本色。不过，他对于袁世凯，既不像翰林公徐兆玮那样期待，也不像举人刘大鹏那样讨厌。在袁世凯接下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改了他此前的一首诗的两句：“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表达了他对袁世凯的轻蔑，似乎这时就看出了袁世凯后来的悲剧结局，很有几分谶语的感觉。
只是，后来袁世凯坐稳了总统之后，请他这位老前辈进京做官，做国史馆的馆长，他又携周妈欣然就道。一路上，无论哪个督军请饭，他都携周妈前去，一直把个老妈子携到袁世凯的新华门里。做了官之后，又放任周妈把持馆务，反正这个馆也无事可做，无非给些遗老口饭吃。博得报界哄传的“老荡子”之名，也不在乎。当杨度发起筹安会，袁氏帝制的露出口风之时，他却借口“帷薄不修”（古来指不能整肃家政，放任妇女行为不谨），不管周妈乐意与否，挂冠而去。可以嘻嘻哈哈地做袁总统的官，却不肯嘻嘻哈哈做袁皇帝的臣，坚决不肯趟这道浑水，于日后“群儿自贵有谁尊”的年代，多几分从容。
辛亥革命，某些士绅是看客，农民也是看客，凡是看客，对后来的政局变化，似乎都没有多少影响。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无非跟着走，走着瞧。但是，士绅这种看客，却能发声，他们的声音，告诉人们，他们不乐意，告诉人们，革命的毛病，民国的问题，只是当时没人听罢了。可是，历史不总是按站在前台的英雄的意图走，袁世凯出了山，做了总统，但却内忧外患重重，到了没有善终。乡绅们没看上眼的民国，连年动荡不已。传说是王闿运的一付对子说的挺巧：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五花八门的革命旗帜
大抵混乱之中，只消打出一个跟清朝的龙旗不一样的旗来，也就行了。
一群人一起干事，无论是打仗还是造反，大抵要有旗帜。贾谊《过秦论》上说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但凡叫个旗，有竿还得有块布，布上应该是写着一个大大的“陈”，或者“张楚”两个字。古代军队作战，按孙子兵法的说法，旌旗是用来统一号令的。每个作战单位都有自己的旗帜，上书单位首长的姓氏，先是小单位的统一，而后大单位的统一，众兵听命于小旗，小旗听命于大旗。有时旗帜也用来迷惑敌人，布空城计，要遍插旗帜，人数不那么众多的军队，旗帜多了，敌人远远望去，没准会望而生畏的。所以当年的太平军打仗，几乎人手一旗，远远望去，旌旗满眼，一万兵，会被人当十万来看，在湘军崛起之前，吓唬清军，非常有效。
进入热兵器时代，通讯工具比较发达，旗帜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了。只有非常落伍军队，比如马桶将军王怀庆的兵，部队打仗才会打着绣着“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一般来说，旗帜往往就是一种标志，一种区别敌我的标志，主要用来宣示立场。武昌起义，起义军打出来的是铁血十八星旗，这个旗帜，是共进会的旗，据说表示中国的十八行省。其实，按道理共进会属于同盟会的一支，同盟会当年成立的时候，定的旗帜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作为一个分支，敢于独树一帜，实际上反应的是同盟会内部的纷争。
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力主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这个旗帜是他的好友陆皓东设计的，而陆皓东在孙中山1895年策动的第一次起义中牺牲，而后，兴中会的几次起事，都打这个旗帜。对孙氏而言，同盟会继续打这个旗帜，一来纪念烈士，二来也昭示着孙中山革命的正统地位——他革命最早。但是，在商议确定旗帜的会上，大家七嘴八舌，什么提议都有，有提议五色旗的，有建议用井字旗的，有主张用十八星旗的。最可笑的，还有建议用金瓜斧钺旗的。各有各的理由，五色旗是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同时也暗含着五行；井字旗象征井田制，耕者有其田；而十八星则是代表十八行省，看似学美国，一个地方一颗星，但形状则类似传统天文学上的星宿；金瓜斧钺据说则是代表着汉人的尚武精神。连一向拥孙的黄兴，也觉得青天白日旗不大好，关键是跟日本的旭日旗太相似。言外之意，起义的时候打出来，容易让老百姓怀疑是汉奸。没有办法，孙中山最后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上红底，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新旗，在保留青天白日的基础上，加上国人喜欢的红色。而红白蓝三色，当时又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所以，最终说服了同仁。而共进会的独树一帜表明，当初的一致同意，看来还是言不由衷，其实大家肚子里还是各有算盘。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起义所用的旗帜五花八门。用的最多的是白旗，老百姓解释，是反清复明，给崇祯皇帝戴孝，至少部分会党中人，接受这个解释。但革命党到底怎么想的，不大清楚。大抵混乱之中，只消打出一个跟清朝的龙旗不一样的旗来，也就行了。江浙沪一带，革命军用的是五色旗，这个旗帜，为沪军都督陈其美所喜爱，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也同意。陈炯明在广东惠州揭竿起义，用的是井字旗。广东其他地方，则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某些小地方，也有用青天白日旗的。临时政府成立，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策动下，临时参议院决议采用五色旗，当时首义之区湖北代表不干，坚持用十八星，但没有被十八星包括的蒙古、新疆和东三省代表坚决反对，加上还有一个西藏呢。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人再能说什么，于是就定了五色旗为国旗。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情有独钟，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插上这个旗，聊以自我安慰。但毕竟江山不是他打下来的，没人看好他的宝贝旗帜，他也没办法。
袁世凯接掌大总统之后，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旗帜之争得到最后的解决。五色旗作为国旗，成为定论。铁血十八星旗，被定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定为海军旗。其他的旗，无论井田旗还是白旗，统统退出历史舞台。其后，北洋时期的民国，一直都袭用五色旗，只有洪宪帝制的一小段，变了由海军部总长刘冠雄设计的新国旗——在原来五色基础上，再加斜道的五色，等于打了五色的叉，好不晦气。随着帝制很快告终，新国旗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挂出来。此前民国二年，革命党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但由于这个党没有太大动静，因此旗等于也没挂出来。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广州联合西南军阀，成立非常政府，再次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旗，在旗帜上，给了自己当年一个交待。但这个交待，也只是体现在非常大总统府上，别的地方，还是照旧挂五色旗。
旗帜只是一种象征，旗帜之争，实际上是背后的想法之争。白旗代表着反清复明，代表着会党的意思，也象征着会党的势力。而井田旗则代表一些富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党人的心思，只是有这种心思的人，实力太小。十八星和五色旗，都代表了部分的革命党人对未来中国的一种设想，一个基于地域，一个基于族群，都有很强的中国传统因素。但这种设想的背后，都是对孙中山革命正统的某种背离。即使没这个因素，青天白日旗，的确也日本色彩太重，为革命党内部的民族主义者所不喜。就是孙中山自己也不得不不断往上添加中国因素，比如原来旗上的光道，没有定数，孙中山定为十二道，代表干支。然后又加上满地红，中国人喜欢的喜色。即使这样，后来好多前同盟会的同志，还是不满意。如果不是后来国民党改组，孙氏嫡系占了上风，大家竞相打孙中山牌，国民党的几个派系都强调孙氏正统，最终蒋介石当了家，孙中山坐稳了国父的荣座，旗帜之争，也许还会有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