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料表明，山西的起义军，有相当部分的参加者，也没有什么革命理想。当革命发生，很多人不仅见钱眼开，见了鸡鸭鹅猪，也眼开。革命当口，把街上的活物都吃光了。副都督领兵去占领藩库，结果到了那里，已经有人在抢了。下令带来的士兵制止，没有人听命，悬赏也不行。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士兵们全乱了。抢的过程中，有被塌下来的银箱砸死的，也有争抢中斗殴打伤了的。大批的银元宝，被乱兵抢走，还有用东洋车拉的。当然，抢到了银子，这些士兵也就散了。参加起义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张培梅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有人鉴于山西革命军的行径，说山西没有民军，只有土匪。当然，这种说法有点过分，但山西革命军纪律不好，却是实情。难怪山西的民军，这么不能打，易守难攻的娘子关，稍微一战就放弃，然后就一个劲儿地撤，拱手把山西让给了北洋军。
除了一少部分在革命前就参加革命党的人之外，士兵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是很可疑的。对他们来说，参加革命军还是参加不革命的军队，都是吃粮当兵。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想他们在大乱之际，安分守己，委实是件难事。
江南：商团包办的光复
制度变了，却没有破坏，生活节奏也没有改变。连当家并护院的人，都是自己的娃，有多好。
辛亥革命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属于标准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属于同盟会系统发动和参加革命的人，多半跟资产阶级扯不上关系。作为革命主力的南方新军士兵，无非是农村失业的读书人，而其他的成员，会党是流氓无产者，只有华侨和学生跟资产阶级可能有点瓜葛，但也很难说。在海外的人，不见得都是资产阶级，学生的出身，更多还是传统的士绅。当然，革命闹起来之后，作为新市民的商人和企业主，对于革命，还真的比农村的人更热心。但拥戴革命与否，其实跟阶级无关，跟生活的开放程度，欧化的程度有关。我们说过，武昌起义中，就有商团的参与。这样的参与，在很多发达地区都有过。江南的无锡和江阴，革命的光复，基本上没有外来的革命党人什么事，竟然全是商团包办的。
无锡在清代，一城之内，有两个县府，一个是无锡，一个叫金匮。在苏州的巡抚程德全宣布光复独立之后，有些府县立刻“奉宪独立”，挂起白旗。但有些县不肯，他们宁可听两江总督张人骏的。无锡两县，就是如此。无锡是个钱庄业相当发达的地方，钱业子弟，经常来往上海，受新思潮新思想影响很大，很早就成立了体育会。那个时候，搞体育就等于操练兵操，因此，多半要购置枪械，雇懂军事的军官来教练，立正稍息，瞄准放枪。武昌起义一爆发，钱业同人在体育会的基础上，成立商团，有四、五十人，成为无锡地方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无锡两知县不肯听巡抚的，但是钱业商团乐意听。有大印的没枪，有枪的没大印。于是，商团转身成为光复队，荷枪实弹，进军县署。到了无锡县衙之后，知道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光复实际上等于演戏。先示威性地先放了三排枪，然后进入内堂，把头脑冬烘的知县揪出来，让他交出大印。然后留下人留守，大队再往金匮县署，如法炮制，再演一回。跟其他地方的光复不同的是，其他地方一般都不管监狱，一任囚犯逃出，甚至有的还特意打开监狱，释放关押的囚犯。但是，无锡钱业商团，在进攻县衙的时候，首先注意的就是保护监狱的安全，特地派出一队人马，弹压因狱卒逃散而蠢蠢欲动的囚犯们。当实在控制不住了，就软硬兼施，稳住局面。然后把一些轻犯放出，重犯依然留押。显然，商团的光复，对于本地的秩序更加在意，生怕犯人出来，会扰乱了社会的治安。整个革命过程，枪是放过了，但一个人没伤，顽固的知县，在交印之后，就放他走人，整个过程，连监狱的囚犯都没逃逸，真是匕鬯不惊，和平到了家。
江阴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这个地方属于要塞，驻军较多，有江防营、要塞兵，还有常驻的湘军。但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地商民也组织了公团，收罗一些枪支，由学生为骨干，维持治安。上海光复之后，又从上海弄来更多的枪械，公团进一步壮大。同时，由于周边驻军自武昌起义之后，粮饷两绝，公团主动承担起他们的粮饷，驻军都答应听命于公团。在这种情况下，知县当然不敢不听命。于是，光复独立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仪式。到了选定的日子，公团列队出发，驻军的号手被借来在队伍前面吹号，举行声势颇大的入城式。队伍先到纪念清初江阴抗清起义的阎应元等三人的三公祠，全体肃立行礼，昭告先贤光复了。然后列队吹吹打打进城，沿着大街走一圈。沿途的居民，原来以为是外面来的革命党人马来了，结果出来一看，都是熟面孔，自己家的娃，欢喜得不得了。最后走到县衙，原来的知县，交出印信，被要求留任民政长，知县忸怩了一下，也就答应了。每日依样画葫芦，办的也是过去的公务。跟无锡一样，公团也特别在意稳定秩序，光复后，马上清理监狱，把罪过较大的枪毙了两个，放了一些轻犯。整个过程，除了枪毙人犯，一枪都没放，更没有死伤。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样没有破坏的革命，是要遭到谴责的。但是，平心而论，当地的老百姓，无论穷还是富，除了少数痞子，其实更喜欢这样的革命，制度变了，却没有破坏，生活节奏也没有改变。连当家并护院的人，都是自己的娃，有多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之所以进行得比较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了立宪党人的参与。相对于革命党，立宪党人更能代表新兴的企业家和新老商人的利益。像无锡和江阴这些地方的商团，其实就是立宪党的基础。无锡商团的首领蔡容在一年后叙述他们光复的经过时，明确说明他们之所以对清朝政府不满，就是因为清廷假立宪，搞皇族内阁，还收回各省的路矿权，觉得满人已经不可理喻。这样的认识，跟当时立宪请愿运动的领袖，张謇、汤寿潜、汤化龙他们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由于对清廷倒行逆施的极度不满，工商界人士、城市的市民乐于响应革命。但是，他们却比革命党人更在意秩序，他们不想因为革命，使得原来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尤其不想那些社会边缘人士，黑社会分子趁机冒出来破坏秩序。在这方面，他们跟那些其实不想革命的乡绅们，有了共同语言。所以，只要他们能当家，就肯定用全力遏制会党势力的抬头。如果不能，也会想办法限制会党势力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处于社会边缘的会党，实在是太可怕的东西。由于嫌革命党跟会党走得太近，他们在革命后，宁肯选择袁世凯，不愿依从孙中山。
上海之一：远东最大商埠的易帜
辛亥革命期间，凡是发达地区的城市，被商团光复的很多，但就数上海最关键。上海的光复，直接带动了浙江的光复，使得苏浙沪联成一片。
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这个远东最大的商埠的易帜，没有江南制造局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那么南京就多半拿不下来，而接下来汉口和汉阳的陷落，如果没有南京光复的胜利及时扳回一分，兴许整个革命的形势就一蹶不振，坠入低谷。革命能否成功，也就不好说了。上海的光复，从来都是记在革命党人账上的，革命的领袖，陈其美和李燮和无疑都是革命党人，但是，实际上革命的主力，却是商团，上海的商团，是由从前不那么革命的上海商人们组建和指挥的。
上海的商团，起于新政。新政不光朝廷在动，民间也动。民间呼应比较突出的一种，是习武强身，提倡尚武精神。各地纷纷成立体育会，研习体育，学校开设体育课，那时的体育，就是兵操。大家换上军装，扛着木头枪或者真枪，在鼓乐声声中立正稍息，齐步走，更进一步的，还要真刀实枪地打靶。上海的部分商会，也建立了若干个体育会，后来各个体育会合并成最初的商团，成立临时司令部，统一指挥，由老资格的上海士绅兼实业家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和商界领袖曾少卿负责。在上海这个地方，官府一向跟着商人走。1906年，即由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请示两江总督，拨发七九步枪一百二十支，子弹五千发。官厅有令，商团负责华界各区的治安巡逻，巡逻之时，如果碰到匪徒顽抗，可以格杀勿论。也就是说，上海的警务虽然有官方的人员在办理，但实际上是商团在做，有了商团，等于民间有了一定规模的自卫武装。商团一问世，其发展，如滚雪球一般。各区域，各行各业都在办，很快，就发展到二十四个。按行业计有珠玉业、洋布业、水果业、豆米业、书业、参药业、杂粮业、花衣业、纸业、镌业、第一工商团商团，以及商务印书馆体育部。按地域有沪西、闸北、沪城、南区、高昌庙、十铺、十五铺、十九铺、二十三铺、二十七铺等商团，还有一个由回教徒组成的清真商团，官府不发枪，他们自己买。商人的组织，跟学校的体育仅仅是玩玩不同，要有实效的。于是，商团跟原来就有的救火组织联成一体，同时也跟各地兴办警察之举联系了起来。商团，救火队以及警察，三位一体，承担起上海华界维持治安的功能。
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市民和商人跃跃欲试，李平书等人开始倾心革命，趁机把这些商团联合起来，约定以南市救火会钟楼鸣钟为号，各商团统一行动。
火爆的革命党人兼青帮老大陈其美回来之后，加快了商团行动的步伐。拿下上海，制造局是关键，掌握了制造局，商团有了这个巨大的武器库，上海就在手中了。此前，革命党人还在商团的基础上组织了敢死团。1911年9月13日下午，陈其美率领敢死团开始行动，一些巡警甚至艺人也加入进来，著名的革命艺人潘月樵和夏月珊、夏月润兄弟，还有那个后来带人打登州的刘艺舟，都参加了行动。革命是种时髦，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乐意掺和。敢死团除了步枪还有十几颗炸弹，都是陈其美他们用香烟罐装上炸药和铁片做成的。他们乘制造局工人放工之际，冲入局中。制造局守卫放空枪警告，阻挡不住，遂开枪射击，当场敢死团一死一伤。虽然是敢死团，但毕竟从未真刀实枪干过，人一死，大家呼啦全退了。陈其美没退，拿出炸弹，想要玩命，结果还没扔出去，就被局勇抓了个现行。还有一说，是陈其美见突袭不成，自愿进入制造局，想凭三寸舌说服制造局总办投降，结果被捆了起来。
不过，在攻打制造局的过程中，有两个事实肯定是真的。一是陈其美的确被抓了，一是制造局里面的人抵抗意志不那么坚定。上海这个地方，自打开埠以来，凡是叫个衙门的所在，就不是玩命打仗的地方。尽管守卫者有机枪，弹药有的是，但守卫的士兵不多，而且里面的职员和工人都跟外面的商团一条心，渴望革命。陈其美的敢死队行为，其实并没有跟商团商量好，但他一行动，大家都跟上了。制造局的总办，当然不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当外面围攻的商团士兵得到里面的内应，在里面放起火来，他就逃走了。各个商团齐赴制造局，换上局里的新枪，列队进城，沿途高唱军歌，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淞沪驻军已经反正，上海警察原本就跟商团联成一气，此时也已经起义。道台和知县，早就逃到了租界，上海就这样光复了。上海这个地方，一向闲人多，吃白相饭的多，流氓地痞更多，光复之后，一干人全出来了，人人司令，个个元勋，纷纷攘攘，涌入制造局抢东西，新造出来的千余杆毛瑟，被一抢而空，还问商团司令李平书要钱要饷。幸好李平书手里有商团，还能镇得住局面。不久，传来北洋军舰来了，有传闻北军南下了，司令和元勋们个个如鸟兽散，但商团没散。事实证明，北洋军没来。接下来，一队队的商团开到上海总商会，此时，总商会广场前的旗杆上还挂着清朝的龙旗，陈其美他们扯下龙旗，换上五色旗，登台宣布，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大局遂定。
辛亥革命期间，凡是发达地区的城市，被商团光复的很多，但就数上海最关键。上海的光复，直接带动了浙江的光复，使得苏浙沪联成一片。由于江南地区最大的兵工厂落入革命党之手，而且上海港还存有大量的外国进口的武器，尽管海关奉清政府之命，不把武器交给革命党，但架不住海关的中国职员里应外合，武器最后还是都到了革命党手里。这些武器弹药，支撑了苏浙沪联军围攻南京的行动，比如原来有枪没子弹就起义的第九镇，从此如虎添翼，这些武器弹药对克复南京，起了决定性作用，使攻城一方占据了火力上的优势。过去，一般都把上海的光复，记在陈其美的账下。当然，陈其美的冒险犯难，的确有点作用，但这作用，主要发酵在他后来抢都督上了。在很大程度上，商人不喜欢在这种政治的大事上站在第一线，才让陈其美捡了便宜。革命的当口，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海的商团，事实上背后是上海的商人。清政府满人亲贵最后时刻种种倒行逆施，得罪的不止是立宪派士绅，而是整个新兴的工商界。凡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商人，大多拥护革命，而内地则无论农民和商人以及乡绅，则反乎是。然而，在那个时代，声音大的群体，恰好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和商人，当然还有知识界。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声音的群体的作用总是会被放大，起决定时局的作用，辛亥革命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恰是由于上海的光复，是商人的主导，所以，尽管革命过程中担任都督的革命党人陈其美声音很大，作用也很大，可一旦革命告成，革命党人还就只能走路。南京可以成为二次革命的基地，但上海却不是，也不可能是。
上海之二：掠地的风波
沪军心里窝火，人来得太少，如果多一点，结果就该是吴淞方面让步了。他们都忘记了，两下抢的，其实是程德全的地盘。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军阀占据了一个较大的州之后，必然派出军兵到这个州的所属、甚至不所属但毗邻的郡县去，拿掉原来官员任命的长官，换上自己的人。这个过程如果遭遇反抗，那就武力解决。这个过程，叫做“掠地”。演义好多事儿都是编的，是故事，但掠地却是实有其事。之所以需要掠地，是因为汉室衰微，中央政府失效，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大家抢地方，谁有本事抢到，就是谁的。拿下了州，自任州牧，但属下的郡县却不一定非要服从不可，若要实际控制，就得动武。军阀的原则是抢地盘，抢得越多越好，越界抢夺，也是当然，若要立足，必须得掠地，不掠，就没有地。
辛亥革命，也是群雄并起，大家逐鹿，大鹿逐，小鹿也逐。各地的革命党人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部署，各干各的。动手早、动作快的，抢下了省城，就是大都督，动手晚的，就只能抢较大一点的城市了。抢下来，对外也称都督，大抵跟省里的大都督分庭抗礼，谁的帐也不买。做了都督之后，跟汉末的军阀相似，也要派兵掠地，扩大自己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