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川通过修谱与曲阜发生接触后，引入了一项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庆典——孔子诞辰纪念。在大川人卷入全国孔氏合修族谱之前，永靖孔家人的祭祖庆典在如下三种情况下举行：
首先，在旧历年岁首，即今称“春节”期间，人们到自己的近祖墓前敬献酒食。这种墓前的活动一般由五服之内的近亲共同参加。他们在五代之内有共同祖先。在农历春分时节，四个支派的每支分别在墓前纪念远祖，也就是来到大川、建立大川宗族的四兄弟。在清明节期间，族中在前一天派一群人到颜家湾为孔公佑扫墓。他就是来到大川、成为孔家始祖的四兄弟的父亲。在清明节当天，大川孔庙中举行全族参加的庆典，祭祀孔子和当地的六位始祖，其中五位我曾经提到过——孔公佑和他的四个儿子。第六位是孔嘉兴，他从广东来到甘肃，在当地辈分最高。他的墓在兰州南郊，由留在那里或后来返回城里的孔家人看守。大川的孔家人不到孔嘉兴的墓前祭献，但在孔庙中向他的灵牌上香叩头。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从一家一户到四个门，再到庙里总典礼，仪式程序越来越严格。仪式分布于每年的最初几个月，在三个重要日子举行。新年是喜庆的日子，但也是应向已逝者表示感激的日子，因为他们曾为世界带来了生命。春分与阴阳两分的理论紧密相关，所以生者与白昼相联，死者与黑夜相联。在春分，黑夜与白天等长，表明生死之间的不一致为最小。因而春分成为悼念祖先的最佳时间。人们以同样的方式解释秋分，但对死者的春祭更加重要。
清明祭祀的习惯则来自具有忠孝色彩的官方仪式，由寒食节演变而来。寒食节在清明前一天，祭奠对象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义士介子推。因寒食节与清明节相接，后来就逐渐传成清明扫墓。到十世纪的时候，清明祭祀的习俗在普通人中流行开来，逐渐成为全国范围的纪念死者之日。
但所有这些仪式活动与祖先诞辰无关。伊沛霞最近做了一项有关中国家族仪式的优秀研究，她引用了一段十五世纪的文献，证明对死者诞辰的纪念是很普遍的一种活动（Ebrey 1991：175）。但在我看来，这种活动主要是针对最近几代的祖先的，而不会上追到远古。原因在于，即使人们认为远祖的生卒日应该纪念，但其日期是很难确定的。例外的是那些非常有名的远祖，他们的经历在正史中有记载。
如果仔细读一读1905年的孔氏族谱，我们会发现，直到本世纪初，永靖孔氏还没有兴趣纪念孔子诞辰。这部十卷的族谱中有三篇文字谈到祭祖仪式的意义，都是在强调岁时祭祀，特别是在清明时节。
曲阜孔家保存的仪式材料也强调岁时祭祀。事实上，与尊孔相关的岁时祭祀由国家政令规定。
明清朝廷的钦差大臣要按时到孔子故里祭献供品，所以留下了无数祭文。我考察了三十篇祭孔的祭文，其中最早一篇出现在1331年，最晚一篇献于1909年。
但没有任何一篇祭文与孔圣人的诞辰有关。岁时祭祀的规矩体现在供品，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供品是在春天祭献，表明春祭比其他的岁时节令更重要。
上述解释无非要表明，孔子诞辰周年祭典是相当晚近的文化发明，其源头在于民国政府试图将自己与以前的帝国统治加以区分。民国二年，制定祭孔新政的官员代表团即来到曲阜纪念孔子诞辰。1914年，政府下令，孔子诞辰日作为全国性纪念节日，由政府出资在曲阜举行祭典。解放前，国祭的参加者包括代表国家、省府及县府的要员。
总之，在民国时期，以往围绕尊孔活动的岁时祭祀在国家层面转变为孔子诞辰周年祭典。
如果根据文献，我们无法推算大川人引入孔子诞辰周年祭典的时间。但访谈表明，大约在1930年左右，也就是大川孔氏开始同曲阜接触时，孔子诞辰周年祭典开始在当地实行。作为对国家祭孔新政的回应，大川孔氏的做法正符合屈佑天描述的“神灵标准化”。
这是说，国家主动介入到崇拜活动之中，通过扶持或打击围绕某些神祇或历史人物的崇拜活动，完成对地方信仰组织的控制。例如，民间不断将人间奇迹归于神祇或大人物的显灵。对此，国家的相应对策是记录各式各样的显灵故事，广为宣扬，甚至于要推算神祇的生卒年月。
渴望与国家合作的地方精英之所以积极配合国家对崇拜活动的规范，主要原因在于读书人、大地主或富商希望成为连接国家与民间的士绅。
如果我们把以神灵标准化为代表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用于对大川材料的分析，我们也必须承认永靖孔氏与国家互动的特殊性。孔家最重要的崇拜对象当然是孔子。但在一二十年代，激进的学生与知识分子视孔教为国家落后的罪魁祸首，因而孔子的公众形象急剧下跌。1928年，在攻击儒家的热潮中，曲阜师专学生编演了《子见南子》话剧讽刺孔子，引起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案”。针对在这桩法律案件，自由派学者纷纷发表意见，争论孔子是否应该被讽刺。鲁迅，也许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家，站在学生一边，写了一组文章来嘲笑孔氏家族的激烈反应。虽然孔氏族长代表衍圣公府最终打赢了官司，但孔氏家族的公众形象受损。
与孔子嫡系后裔在1928—1929年期间所蒙受的羞辱相比，几个高级政府官员提出要将曲阜孔家祭田收归国有的动议更具杀伤力。这些祭田为历代皇帝所赏赐，其收入为曲阜每年举办的祭孔仪式以及衍圣公一家的奢侈生活提供着保障。并且，成千上万耕种祭田的孔姓人享受免除徭役的特权。
面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频频攻击、高度媒体化的公案引致的难堪以及祭田国有化动议带来的经济威胁，曲阜孔氏家族组织反守为攻，于1930年提出一个聚合人心的计划，即全国孔氏合族修谱。换句话说，曲阜孔氏家族在危机当中决定抛弃旧传统，承认寓居全国各地的孔姓可以上溯祖先直至孔子。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本人也属于寓居户的孔氏。在他的介入之下，祭田国有化动议被否决的事实加强了曲阜孔氏家族将全国孔氏联合在一起的决心。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孔子诞辰周年祭典被引入大川之际，正是曲阜孔氏家族处于历史转折之时。从曲阜引入的孔子诞辰周年祭典及在新修的孔氏世家谱中得到的承认，为永靖孔氏寻根至圣贤的做法提供了合乎体统的正当依据。放在更大范围的、迅速的社会变迁之中审视，大川孔氏在三十年代对孔子诞辰周年祭典的接受以及在曲阜孔氏编辑的族谱中得到的承认，虽然分属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但具有不可分割的意义。
49年之后，大川村的孔子诞辰周年庆典被取消，到1984年得以恢复，这一典礼在大川孔家人祖先崇拜活动中占据核心位置。解放前，大川孔氏支派的祭祖活动集中在坟地，而永靖孔氏全族祭祖的地点在大成殿。由于老坟毁掉，在近祖坟墓前举办的祭奠只限一家一户。鉴此，孔子诞辰周年祭典的恢复成为了本地孔氏在经历几十年混乱后重组共同体的途径之一。
彰显历史与道德的诠释支撑着恢复后的孔子诞辰周年祭典。倘若没有这些诠释，纯粹的仪式表演对庙管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正由于此，庙管们在1991年编写的仪式文本放入了引述孔家历史及儒家伦理的篇章。其中一部分基于当地孔氏族谱。仪式不断涉及的历史与道德主题乃是孔氏人家以往获得的荣耀以及孔子家族的连续性。这些主题在最初五页中就变得很明显，其中包括贴在大成殿门柱上的41幅对联。作为对伟人孔子之赞美以及对孔氏家族之歌颂，这些对联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
在大川孔家人编写《祭圣祖仪式》一书中，对孔子的生辰时间和地点的说法明显参考了《史记》，即孔圣人于公元前551年八月二十七日生于曲阜附近的尼山。在这段解释性文字之下，排列着七十七代孔子世家嫡系后裔的名字，以现居台湾的衍圣公孔德成为殿后。历代后裔的封号或官职出现在每一个人的名字后面。数页之后是一篇韵文，大谈孔子对中国文化之贡献，尤其强调孔子在帝国时代所受的恩荣以及孔学在当代社会的意义。
在《祭圣祖仪式》的其他篇章中，对孔子的赞美之词在两篇祭文以及一篇短文中继续。那篇短文记述着本地孔庙的历史以及大成殿在1991年的重建。另有七篇祭文分别献给孔子儿孙、门徒以及在甘肃建立孔氏家族的六位当地祖先。为当地祖先撰写的祭文生动地描述这里的孔家从广东到甘肃，又从兰州到大川的迁移过程。每篇祭文的末尾都祈求被祭者接受所献的供品，即“尚飨”。
为了将涉及道德的、历史的或技术性的解释纳入这本仪式指南之中，大川孔庙的庙管们极力寻找可利用的文字材料。但这一努力仅仅限于大川一带。由于并不属于学术机构，这些农民无法进入省图书馆善本室。如果他们能够进去，他们会在那里发现极为有用的文字材料。在地方志或图书馆的其他官方记载中，他们也会找到祭祀孔子的整套仪式文本。
由于受到档案管理政策的限制，大川孔庙的庙管们也不能到县档案馆查阅材料。我自己的经历可以说明孔家人将会面临怎样的限制。我第一次到永靖档案馆查询有关大川村以及本地孔家人的文件时，档案馆的一位女管理员问我是不是与孔家有亲属关系。我说没有，她反而让我进入一个单间，里面的三个大柜子装满了档案索引卡片。我问管理员，如果我是孔家人或与孔家人有姻亲关系，为什么就可能有问题。管理员说，档案馆藏有几千份个人档案，属于保密文件。虽说这些个人档案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增补内容，其保密性质要求档案馆盘查每个来访者查阅档案的目的。我看到的个人档案包括出自警察、告密者或村干部之手的报告，从法庭判决到私人谈话的秘密记录无所不有。正如我自己的经历所证明，局外人要想查阅这些档案，必须得到县党委批准。
县档案馆的检索方式包括姓氏索引。在姓氏索引卡片中，马姓最多，孔姓第二。那位管理员告诉我说，这是因为孔家人有“很多历史问题”，其中有人可能会装扮成研究者或雇佣别人查阅档案，以盗取或破坏牵连到个人历史问题的文件。马姓则是本地回民的大姓。档案中很多姓马的本地人受到1958年东乡之乱（见第三章）的牵连。这表明当年那场骚乱不只限于东乡县，而且牵涉永靖和其他邻近县。与档案涉及的孔家人一样，这些回民也一度处于当地干部的严格监控之下，在每场政治运动中被不断复审，因而形成厚厚一摞密档。
由于无法接触省图书馆或县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材料，大川的庙管们不得不转向自己最熟悉的一种资源，即当地族谱。其中两部族谱受到了庙管们的珍重。第一部编于本世纪初，编纂者是孔宪敏，生活在大川上游十公里左右的小川村。第二部编于1989年，编纂者是孔令述，生活在临近大川且处在下游的黄茨村。这里是1961年大川水库移民的迁入地之一。孔令述之作是在孔宪敏所编族谱基础之上形成，所以两部族谱具有一些显著的相似之处，每部逾1000页。遗憾的是这两部族谱都没有仪式抄本，对撰写大川孔庙仪式指南之最大的参考价值仅仅限于历史材料以及伦理文字。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以孔宪敏于1905年编纂的《金城孔氏族谱》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