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从来不是无声的表演。虽然在不同文化中各不相同，仪式总会涉及对一系列被记住或被书写的言说。早在1909年，范·格内普通过其名著《人生仪式》指出，他研究过的多数宗教典礼均使用特殊语言。这类语言一般会包括普通人不知道或不常用的词汇，在某些情况下一定要回避日常用语。“如同仪式需要人们更换装束、镂身刺青或饮食避讳一样，特殊的仪式言语可以看作为一种相当正常的区隔。”
在更晚近的人类学著作中，仪式语言被视为迷思的神圣领地，有助于表现祭祀的完美，在生者与圣人、神灵、先知或祖先交流中构成一道充斥神秘色彩的通道。
总之，仪式语言与仪式本身不可分割。正如埃德蒙·利奇巧妙地指出，“仪式词语与仪式形式本来就是一回事，念念有词就是仪式的一部分”。
以上引述有助于分析孔家的仪式语言。我仔细阅读孔家的仪式文本过程中发现所用的书写语言相当固定、高度格式化，重复率极高。其中的句子结构、遣词造句以及对偶语句，给人的印象好像这是古代的言语方式。下面这段话是一篇祭文的开头，为了请孔子神灵享用祭品而撰，准确地的表述为“尚飨”。请看祭文：
“大哉孔子，至哉孔子，孔子以前无孔子，孔子以后无孔子；先乎孔子者非孔子无以名，后乎孔子者非孔子无以法。聪明睿智有一孔子，古今中外无两孔子。万古惟孔子为师，五洲赖孔子大同。大哉孔子，集大而成；至哉孔子，民无能名。德配天地，道贯古今，春秋享祭，黍稷维馨。稽首威仪，来格来歆。伏维尚飨！”
这篇祭文和仪式书中的其他篇章一样，是用文言写成。西方学者一般称之为“古典汉语”、“学究语言”，以便与“现代汉语”、“日常语言”相对照。口头背诵或引述文言并不奇怪，但人们很少在谈话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讲文言。
文言就像西方的拉丁文一样，更多地用于学术或宗教场合，而不是一种自然形式的表达。在帝国时代，文言的使用被严格限制在学者圈里，一般是用来抄写官府公文、文学作品、历史文件。使用文言要求有深厚的朴学知识、音韵学修养以及平仄押韵等技能。当皇帝的上谕传达到全国百姓时，必须找到当地的解释者，把圣旨翻译成白话或当地方言。
长期以来，文言与象形文字的想象力、学者的书法艺术、科举考试及官方公文联系在一起，因而文言文在1912年满清覆灭后被攻击。由于它与儒家价值观及传统政治制度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文言妨碍着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一直拖住科技发展的步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知识界掀起文学革命，希望用白话替代文言。他们主张，日常形式的言说应成为所有交流的文字媒介，包括学术交流。“由很多人参加的这场革命运动否定了传统文体的优势。随之，白话的迅速蔓延将古典经书的桎梏彻底打碎。”
但我们应该立即指出，白话的使用并没有包括宗教文本或传统礼仪。正如孔家仪式文本显示，古典汉语的活力仍然持续。
我们应该再次强调，孔家人是用文言文抄写仪式词。在典礼中宣读然后烧掉的祭文也用文言文。自1960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全国推广简化字。在不鼓励使用文言的同时，简体字的推广是为了替代繁体字。简化汉字的策略即减少笔画。
其后果之一是仅仅知道简体字的年轻人很难阅读用繁体字印刷书籍，要想书写繁体字则难上加难。这意味着，在语言改革之前刊印的古典小说或重要文本必须用简体字重印。虽然大陆的文字改革搞得轰轰烈烈，海外及港台华人并没有接受简体字。在中国大陆，可以在简体字与繁体字之间游刃有余的人们当然是那些在解放前接受过古典教育的老人。大川的孔祥国和中庄的孔繁钧就是这样的两位老者。他们负责编辑抄写了新建孔庙需要的所有祭祖仪式文本。
在一年一度纪念孔子的典礼中，祭文的阅读也相当讲究。例如，朗读祭文必须用假声。其间的抑扬顿挫或起承转合更是本事。由于抬高音调、转换韵律、变化节奏等朗读方式，参加典礼的多数人根本难以听懂祭文的意思，更不必说用文言写成的祭文本就如此晦涩。虽然如此，大司仪一如既往地咏唱着大段祭文，而听众毫不介意。